第四节 “五月指示”与国共分家

北伐在军事上的顺利进展，让莫斯科很快开始为国民党的军队大唱赞歌。《真理报》接连发表文章，称赞国民革命军“在组织方面和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方面与中国军阀的武装截然不同”，甚至相信它“是一支优秀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正的人民军队”。[33]斯大林也公开表示：如果说在欧洲，革命靠的是人民起义和暴动，那么在中国这已经不适用了。中国革命将靠军队取胜。因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34]

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乐观情绪的影响，在1926年底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向中共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斗争任务。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应该竭尽全力争取最终实现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轨道的这种革命”，即争取建立“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和“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而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该支持其夺取农村政权，减少地租及捐税负担，没收军阀、地主、土豪、买办以及寺庙、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共产党人应该参加广州政府，以便支持革命左翼反对右翼软弱和动摇政策的斗争”，保证土地国有化进程，撤除外国租界和“没收具有外国租让性质的大企业、矿山、银行”等。[35]

1927年2月底3月初，中共中央得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在此之前，由于北伐进展过于迅速，各方面准备不足，但革命激情洋溢，导致广东及两湖地区先后出现了工农运动失控的情况。仅武汉一地，北伐军占领后两三个月里，就发生罢工150余起，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都急于摆脱贫困，提高生活待遇，出现了相互攀比，“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每日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工厂店铺等”过激现象。[36]而湖南农民运动中，也开始出现了诸如戴高帽、吃大户，随便勒索钱财，捉人杀人，禁养猪鸭，阻运谷米牲畜，抗捐抗税，乃至于捣毁税局厘局，擅自截扣军粮等过度行为。再加上战争对生产和贸易的冲击，外国企业停工，银行被迫歇业，各大商业公司纷纷倒闭，中国厂家因工人频繁罢工和原材料严重短缺而无法维持，两湖地区日渐陷于生产瘫痪、市场萎缩、经济停滞和物价飞涨的局面。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这时正在努力“防止我们过于向左”，并设法限制无政府现象的发生，反对工农运动的过高要求。[37]然而，共产国际决议案的到来，使中共中央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

中共中央这时通过决议声称：我们过去有一个根本错误，就是在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了一点便违反了革命铁律。现在知道，革命就必须超越这个限制，不仅要努力争取无产阶级的实际领导权，而且要“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以行向社会主义。”[38]他们因此开始相信：“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中国工人确有力量，确可革命”，“可以担负世界革命的责任”，因此，中国革命必须“一气呵成”。[39]

但是，正当中国共产党人跃跃欲试地在上海“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以便同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新右派争夺领导权的时候，对中国革命局势的判断总是慢半拍的联共（布）中央，突然于3月下旬接连开始向中共中央的革命热情大泼冷水。他们接连致电提出：（1）不要用武力冲入租界，避免在上海发生类似汉口那样的租界事件，造成帝国主义联合干涉的危险；（2）注意利用国民党左右派之间的冲突，不要仓促出面与军队对抗，并且应当隐蔽发展以保护自己；（3）应实际准备武装组织，不要将武器交出去，但要准备在力量对比不利时将武器隐藏起来。[40]

斯大林这时正因为其中国政策的“右倾”受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尖锐批评。蒋介石破裂与中共关系的危险，恰好为托洛茨基等人的批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口实。因此，斯大林这个时候既要高唱激进主张，又不能马上改变既定的政策。因此，他的解释和观点就是：“国民党是一种联盟，一种由右派、左派和共产党人组成的革命议会，如果我们拥有多数，右派又顺从我们，为什么要搞政变？为什么要驱逐右派？”“目前我们需要右派，他们中有领导军队进行反帝斗争的有才干的人。蒋介石可能并不同情革命，但他掌握着军队，正好可以作反帝斗争之用”。他在4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留下了一句名言：“我们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41]

然而，还没有等到中共方面做好准备，蒋介石等已经于4月12日凌晨找借口缴了上海总工会工人纠察队的武装。18日，以蒋为首的国民党人公开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与这时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分庭抗礼，进而还开始实施血腥的“清党”措施了。

四一二事变的发生，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使在国民革命军占领下的广东、福建、广西、安徽、浙江、江苏，以及公开归附国民党的西南诸省，先后都站到了蒋介石南京国民党的一边，江西朱培德则夹在宁汉中间，两边摇摆。共产党及其影响下的左翼国民党人，实际上有效控制的区域，只剩下了湖北和湖南两省区。两省原本就因工农运动造成经济危机，外交关系紧张，如今航运及陆路均遭封锁，财政更加困难，统战关系，乃至军队和工农运动之间的关系，也愈发紧张起来。湖北夏斗寅部和湖南长沙许克祥部相继发动的武装叛乱，更进一步使武汉政府失去了对湖北部分地区，特别是湖南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从而更加凸显了武汉国民党地位的岌岌可危。再加上北京政府这时突然袭击了苏联大使馆，不仅捕杀了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一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而且查抄和很快公布了大批暴露出苏联大力援助国民党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文件。此举对国民党人和冯玉祥都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武汉政府甚至解除了鲍罗廷的顾问职务。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在武汉的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不得不力谋妥协，以求缓和危险局势。然而，斯大林等却清楚地意识到破裂在所难免，为避免被托洛茨基等坐实“妥协”政策失败的口实，斯大林突然异乎寻常地要求中共采取更加激烈的彻底的革命方针。其随后发出的著名的“五月指示”，固然在形式上也肯定“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但是，它同时强硬提出：（1）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对此必须千方百计地加以促进；（2）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3）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5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4）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42]

莫斯科“五月指示”并没有提出破裂的方针，甚至依旧坚称保持国共统一战线是必须的，这不能不严重地束缚了苏联顾问和中共中央的手脚。指示中的各点，或者因为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即等于破裂，因而无法提出；或者因为在如此形势下短时期不可能实行，因而在实际上被中共中央束之高阁了。对此，来自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实在心有不甘，他私下里擅自把莫斯科的来电拿去给武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看，希望能够取得汪精卫的谅解，然后渐次推行。作为一种讨价还价，汪精卫提出了1500万元的贷款要求。而莫斯科研究再三，却又不能接受汪精卫的要求，只同意提供200万卢布的援助。[43]这个时候笼络住武汉政府旗下的各军队的唯一办法，就要看能否拿到足够的金钱。既然莫斯科无法满足这一条件，汪精卫自然也无法按照莫斯科的意愿行事。

1927年6月22日，武汉国民党人唯一还可以寄予期望的冯玉祥，公开转向了蒋介石南京国民党人一边，要求武汉国民党遣送鲍罗廷回国，并与共产党实行分离的政策。紧接着，湖南籍将领唐生智、何键等公开站到同情许克祥等人的一边，指责工农运动，并对武汉国民党中央继续容纳共产党人表示不满。

7月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终于意识到破裂的形势已不可逆转了。它因此明令共产党员不能再留在国民政府里面，必须退出政府以示抗议。但它同时仍旧要求乘乱排除国民党中央的权威，自下而上地自行召集国民党新一届代表大会，以根本夺取对国民党的领导权。

面对这种情况，汪精卫不得不把莫斯科的“五月指示”在党内高层公开出来。其结果可想而知。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最终确定了“分共”的方针。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

来源：《中苏关系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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