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分析，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调查显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2010年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但是，这并非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并非由于投资的调整，相反这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
中国三季度GDP增速小幅降至7.3%，好于市场预期。在八月份工业增加值数据意外失速之后，九月份的数据显示经济增长势头重新回稳。这在短期减缓了对于中国经济持续下滑的担忧。
尽管如此，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仍然疲软。三季度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口的稳定增长和刚刚创下历史新高的贸易顺差。消费和投资在前三季度对GDP的贡献是6.6个百分点，是1999年以来的新低。投资的下滑趋势仍然持续：九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3.8%，与八月份相同，这也是自2006年12月以来的最低增长率。其中，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速进一步下滑到8.5%，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2%。
这种经济增长结构的转变是一种积极的转变。房地产市场和一些产能过剩行业的调整有助于纠正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其它积极的变化包括：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超过GDP和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超出制造业增长速度；高速的信贷增长，尤其是影子银行的爆发式增长，在最近也得到了明显的控制。
从短期看，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几乎必然伴随着投资增速的下滑。如果外部环境不出现大的变化，这意味着经济增速短期面临下滑的压力。问题是，如果中国要在中长期维持中高速的增长速度，增长的动力可能来自何处？在学界，主流意见是中国经济将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也有由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认为投资仍然是中国持续增长关键的不同意见。
争论分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定义的不明确。在转型过程中，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会上升。但是，如果对这一转型极端地解释为中国经济应该激进地去投资化和主要依靠消费作为增长的引擎，几乎可以肯定这会是新的政策失误。
环顾全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仅仅依靠消费（比如消费占GDP比重在70%以上）维持超过6%的增速。过度提前消费反而是造成一些国家经济危机的原因。反过来，二战后成功实现高增长的国家，其高增长阶段往往伴随着高投资。
林教授的观点通常被误读为中国应该延续过去高投资的增长模式。这里如果就两个问题做下澄清，可能会对讨论有所帮助。
首先，高投资不等于投资增速不会下滑。 中国目前投资在GDP的比重接近50%。如果在未来五年这一比重下调至35-40%，投资增速会持续下滑。但是，35-40%的比重在全球仍然属于最高。
其次，更重要的是区分投资与有效投资，也就是投资的效率问题。我们旧有增长模式中的问题在于高投资同时伴随着大量低效甚至无效投资。如果这一现象持续下去，即使投资增幅下降，也很难说经济增长的质量在提高。反过来，如果通过改革提高投资的效率，即使投资增速仍然很高，对于整个经济可能利大于弊。
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分析，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我们最近做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2010年后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滑。但是，这并非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并非由于投资的调整，相反这主要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相比2006-2010年，过去三年全要素生产率对GDP的贡献平均下滑了1.5个百分点。其它一些研究的结果与我们非常吻合，如白重恩教授的系列研究显示中国平均投资收益率在2008年后出现大幅下滑。
未来五至十年，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降低。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适龄劳动人口的绝对数在2012年首次出现下降，劳动力市场总体供求关系也出现了质的变化，由以前供大于求转为结构性供需不平衡。 城镇化的继续推进、计划生育政策的放宽、退休年龄的调整可能有助于缓解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但总体而言，人口红利逐步减少应该说是大家的共识。
资本投入方面，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中国几乎没有可能复制过去十年那么高的增速，因此资本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会逐渐下降，尽管在下降的幅度上可能会存在分歧。
因此，如果中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速度，希望在于重振劳动生产率。 这里的有利因素是，目前的劳动生产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因此通过改革提高生产率大有余地。供给端的改革，如改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推动要素价格改革，可以发挥核心的作用。
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也面临一些不利因素。比如，经济转型中的一个现象是服务业增速快于制造业，但是通常而言，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经济转型不能轻言放弃制造业。在电子、机械制造、高铁等领域，中国在产业升级方面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应该在现有基础上鼓励创新升级；甚至在一些低端的制造业领域（如服装），也存在从低附加价值端向高中端价值端转移的巨大潜力。
从这方面讲，目前在创新经济的讨论中，似乎一边倒地强调美国的创新模式，主要强调开拓新行业与新产品（以苹果手机、电动车、3D技术等为代表）。这些固然是创新的重要一面，但也应该关注如德国、日本、韩国的创新模式，主要是在已有行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市场竞争力。与美国模式不同，这种创新不一定在产业形成的初期成为领跑者，但是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努力成为有力的竞争者。对于中国而言，后一种创新模式可能是更加实际的选择。
文/朱海斌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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