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迭兴的神话:东周时期战争和政治发展

中国历史上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史家大多认定为霸主政治,而整个春秋时代当然就是一个霸权迭兴的时代了。但是,史家对于春秋期间哪几个国家可称得上霸主尚有争议。在《中国历史大辞典·先秦史》“春秋五霸”这一条下即收有数种说法:“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吴王夫差。”各种说法虽不相同,却有两个共性:其一是除晋文公与秦穆公称霸时间有较大重叠外,春秋五霸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假定了在中国春秋的一定历史时期中仅有一个主要霸主,而新旧霸主的迭兴过程则构成了春秋历史发展的主轴。其二是东周时期的霸权政治一直延续至春秋晚期甚至战国早期的吴越称霸时期,也就是说整个春秋政治历史就是一场霸权迭兴的历史。

在本文中,笔者试以东周时期的战争及战争与国家形态的互动关系为主轴,对各个时期发展的不同规律作出总结。通过这些分析与总结,希望读者能从中了解笔者以战争为中心的历史视角以及随之产生的新的历史分期法如何增进了对整个春秋战国历史的理解。

四大战区的形成与归一

平王东迁,周室衰落,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大国争霸局面。传统观点一般把这一争霸时代的序曲定于郑国的崛起。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是来自于对《春秋》与《左传》文本的依赖。《春秋》与《左传》基本上是以鲁国历史为中心展开的,里面记载的历史的重点或与鲁国直接有关,或是一些在鲁国的邻国与对鲁国有直接影响的大国中所发生的事情。在鲁桓公二年(前710年)之前,《春秋》与《左传》均对秦、晋、楚这三个大国没有任何记录。其原因是这些大国在那时仍陷于地区性的争斗而无暇顾及中原事态,相应地《春秋》与《左传》也就没有记录那些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但由于《春秋》与《左传》是我们赖以了解那一时期历史的最重要文献,此二文献的记载方式势必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的理解。

事实上,在周平王东迁后诸侯混战的初期,大多数国家势力均很弱小。国家仅对国人与城郊的野人有一定管理能力,东周晚期兴起的集权国家在当时还不见踪影。大多数国家,甚至一些重要的国家如郑国、鲁国及卫国尚无常备军队,直到有战事时才发兵器给国人出战。这就决定了春秋初期的战争规模只能很小,持续时间很短,并主要发生在邻国之间①。①一些史家认为春秋战争规模小主要是当时国君的行为受到周礼的道德约束,其实当时即使没有道德约束,战争规模也不会大。由于这一原因,当时中国大地上存有四个主要战争区域,诸侯间的军事冲突主要发生在每个区域之内的国家之间。这些区域是:以齐为中心的中原(东方)区,以楚为中心的南方区,以曲沃晋为中心的北方区,以秦为中心的西方区。史书上所记载的一些早期霸主,如郑庄公、鲁庄公,甚至是齐桓公,均是东方区中的地区性霸主。

如果将春秋早期的战事与现代体育作个模拟:这四个战争区域内的战争就象现代体育中的小组赛,而齐、楚、晋、秦四国则是各小组涌现出来的“第一名”。这四国所以能在区域性的战争中胜出,有许多这里不能详尽的因素,但有一点可以很明确地指出:这四国都是在艰巨的竞争下逐渐获取区域性霸主地位的。这一点在齐国中原争霸的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清楚。在郑庄公时,齐国的力量明显小于郑国,甚至在齐桓公刚刚即位时齐国还在与鲁国的交锋中失败①,①见《左传》庄公十年(前684年)及《国语·鲁语上》中所记的长勺之战。直到在管仲的领导下逐渐壮大后,齐国才最终确立了其东方霸主的地位。

其他几国在取得区域性霸主地位的过程中也并不一帆风顺。在北方战区内,晋国的曲沃政权与翼政权在公元前739年桓叔指使潘父谋杀了晋昭侯后进行了长达六十余年的争夺战。在此期间,曲沃武公曾于鲁桓公八年(前704年)诱杀了晋小子侯并灭了翼,但在虢国的军事干涉下,曲沃武公不得不退回曲沃,翼政权因此得以复国。显然,直到曲沃武公在鲁庄公十五年(前679年)灭了翼政权统一了晋国前,晋在北方军事竞争中的领先地位尚未确立。

在南方,楚国一直是一个区域性的强国,但尽管如此,楚国花了十六年时间进行了三次战争才最终征服了随国,并且还在鲁庄公十九年(前675年)被巴国打败。显然,春秋初期楚国在南方的地位也有着一个逐渐壮大的过程。与其他三国相比,我们对秦国在西边的发展了解得更少,但有一点很清楚:从襄公到穆公,秦国与各类戎人部落进行了一百多年的征战才最终确立了“霸西戎”的地位。这一过程显然也来得不易。

当时,在取得区域性的优势后,一个国家一定会往中原发展。这种战略选择的逻辑十分显然:中原地区在当时不但富有发达,而且还是东周政治中心所在。因此,中原战区以外的三个主要国家(即楚、晋与秦)当巩固了他们在区域内的地位后,先先后后地想把他们的势力插入中原。大国的这种军事动作促进了四大区域性战区的合并。就楚国来说,在鲁桓公三年(前709年)《春秋》有了如下记录:“蔡侯郑伯会于邓。”《左传》则把这次蔡侯与郑庄公的会见目的点得十分清楚:“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这是《春秋》与《左传》对楚国的第一次记载。蔡侯与郑庄公的畏惧并非空穴来风,在此后数年内,楚国势力不断北侵,逼近中原,相应地《左传》对楚国军事行动的记录也不断增多与变得详细。楚国往北方发展分两路推进。西边一路沿武当山东侧平原北上,直插南阳盆地,一路上它征服或消灭了权(约前700年)、罗(前699年)、邓(前703年,被楚灭于前678年)、绞(前701年),并于公元前687年进攻了南阳盆地北端的申。征服申后,中原已咫尺可见。东边一路则直指大别山,待征服了地处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随国后,挺兵出山消灭了位于中原南端的息(约前685年)并挥师北上,在郑庄公与蔡侯为楚之事相会的二十六年后(前684年)进犯了蔡并活捉了蔡哀侯。在鲁庄公十六年(前678年),楚的军队终于兵临郑都,把它的势力插入了中原腹地。面对楚国的北犯,齐桓公在鲁僖公四年(前656年)率中原多国之兵伐楚。虽然这一军事行动最后以楚齐之间的召陵之盟而告终,对于本文来说,此次事件标志着中原战区与南方战区的合一。用现代体育做比喻来说,争霸的角逐进入了半决赛阶段。

正当齐楚两国在南边角逐之际,秦晋两国在北方的冲突也在升级。鲁僖公十五年(前645年),晋在韩原之战被秦打得大败,晋惠公也被秦军所擒,秦的势力深入了河东地区。韩原之败迫使晋国“作爰田”、“作州兵”②见《左传》僖公十五年。,进行税收与兵制改革以图强。

鲁僖公十七年(前643年),齐桓公去世。随之,齐国因国主继承纠纷内乱不断,并最终沦为了一个二流强国。不久,在鲁僖公三十二年(前628年),秦军因冒险远征郑国,而在回师路上被晋军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在崤山一举歼灭了秦军主力,活捉了秦军主帅孟明视、西乞术与白乙丙。秦军在此战败后,虽然能“霸西戎”,却已无力再与晋国抗衡。在齐、晋、楚、秦四国的交锋过程中,继齐之后,秦也沦为了一个二流强国,东周政治进入了晋楚争霸阶段。

在描写晋楚长达一百余年的争霸史中,大多数史书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晋强楚弱的景象。但由于那些史书的材料大多来自《春秋》与《左传》,而《春秋》与《左传》均出自中原作者之笔,他们在描述晋楚争霸史中的偏差是显见的。因此,笔者想用一些较客观的数据来比较一下两国的相对实力。首先,我们知道郑国地处晋楚之间,是一个较有实力的二流强国。晋楚虽然能压迫郑国臣服,却无力一下子灭掉郑国。因此,他们均想把郑国作为自己的跳板而把势力伸向他方。这样,当郑国与楚国结盟时,晋国就率领军队进攻郑国,而当郑国与晋国结盟时,楚国就进犯郑国。因此,春秋期间郑

国被迫反复在晋楚之间选择盟主,整个晋楚争霸史也可以说是一个两国对郑国的争夺史;而郑国与某一国家结盟的时间长短,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晋楚二国的国力。我们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上可清楚地量出,从楚都郢至郑都新郑之直线距离为460公里左右,而从晋都新田至新郑距离仅此一半左右。(古代军队的陆路进军距离平均每天仅在15公里左右,因此这直线距离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军事辐射能力。)尽管如此,从齐桓公死后直到弭兵大会(前643—前546年),郑国与楚结盟时间达49年,而与晋方达48年。如果以上比较显示了晋国在晋楚争霸过程中肯定不占上风,笔者收集的其他证据则显示了在晋楚争霸过程中晋不仅不占上风而且还更可能明显居于下风。在整个春秋历史中,楚国主动发动的战争达111次之多,而晋国主动发动的战争仅有90次。更有甚者,在春秋期间,齐国主动发动的战争70次,秦国仅44次,这些国家军事实力大小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由于当时军事的后勤运输能力极其有限,因此春秋初期的大多军事争端均发生在邻里国家之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主动发动战争一方军队在战争中的平均进军距离可体现该国实力之强弱。笔者通过测量对比得知,齐国军队的进军能力在齐桓公死后不久便从顶峰时的约500公里下降到了300公里左右,秦国在进军中原途中因受到晋国的阻挡而在整个春秋期间军队进军能力始终保持在300多公里。晋国军队的平均进军能力明显高于齐桓公以后的齐国,略高于秦国,但基本稳定在300—400公里之间。相比较而言,楚国在公元前650年以后的军队进军能力基本能保持在400—600公里之间,大大高于其他三个大国。①从以上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晋国在晋楚二国之间长达上百年的争端中不但并不占优势,可能还处于劣势。总体上,笔者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整个春秋期间大国之间的争夺基本上是维持在一个平衡格局下。

东周历史中春秋、战国二阶段分期法存在的问题

传统史家一般以《春秋》编年终年(前481年)为界将东周历史分为春秋与战国二期。并认为,春秋时代是争霸时代,战国是兼并时代;春秋战争规模小,战国战争规模大;春秋为封建时代,战国为官僚国家时代。这些说法均有道理,但问题是,从春秋到战国之间的政治转型并不是在公元前481年左右突然完成的。首先,当我们说战国为官僚国家时代时,我们实际上已忽视了战国官僚体制的许多雏形在春秋时期已经呈现。当我们说春秋时代战争规模小的时候,我们马上就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战国期间的典型大规模战争直到了公元前405年后才慢慢出现。历史文献中共记载了20次战国时期发生的伤亡人数超过两万人的战争,最早一次发生在公元前405年,最后一次发生在公元前245年,但其中15次发生在公元前317—前256年之间的61年之间。因此,如果仅从战争规模考虑,公元前405年以前的所谓战国时代的性质就成了一个问题。其次,与春秋时代相比,战国时代的确可以被称之为兼并时代,但这并不能否认土地兼并在春秋早期也曾是战争的一个主要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国争霸的初期许多小国被灭),一直到了春秋的中后期,各国的土地兼并欲望才逐渐减小。最后,虽然与战国时代相比,春秋时代可以视为争霸时代,但笔者在本文中将会说明,春秋时期的争霸政治并不是结束于吴越的崛起与衰亡,而是终止于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

(一)封建危机

在春秋初期,一些国家纷纷进行了领土扩张,但战场上的成功马上带来了一个怎么对扩大了的领地实行管理的问题。因此,在春秋早期,我们看到了两个并存的趋势。其一是在占领的土地上实行郡县制。这些早期郡县制的建立为今后在法家思想主导下的国家改革提供了基础。其二是把土地分封给亲属或军功贵族。对于这后一种过程,与周朝的分封相对应史家把它称为“二级封建化”②。在春秋时期,虽然官僚化与封建化两大趋势并存,封建化趋势显然是占有主导地位的。在“二级封建化”现象出现的早期,各国公室对分封贵族尚有约束力,新封贵族也尚且服从公室的控制与调动,因此,“二级封建化”曾对许多国家的发展与扩张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不管各国的“二级封建化”过程如何不同,“二级封建化”发达的国家最后均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的封建贵族势力变得日益强大,而他们与公室的血缘或感情纽带却随着代际交替变得越来越疏远。这些关系变化,势必导致公室与贵族之间的冲突与争斗。但由于贵族们不但占有大量领地,而且还掌握着很大的对军队的控制权,因此,在公室与贵族之间的互相争斗中,公室往往败北。

①笔者在测量前作了如下规范:(1)战争距离的测量除个别明显有错的情况外,均以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为准,并以直线距离计算。(2)当历史记载仅写了两国之间的战争而未写明具体地点,或者写出具体地点却又无法查出该地为何处的话,笔者以两个战争国的首都距离为准。(3)有历史记载中仅写明了其中一方出兵或交战的具体地点,那就以该地到另一国的首都之间的距离为准。(4)如果是一场数国打数国或数国打一国的战争,以参加这场战争的最主要两个敌对国家为准,然后应用前面三条原则来计算战争距离。(5)如果一次战斗中军队分兵几路出发,以最远进军距离为准。Hsu, Cho-yu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hapter 8.吕文郁:

②《春秋战国文化志》,第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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