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5年夏末，法国的进一步扩张似乎已被阻止。法国海军未能在哪怕短短几天里控制英吉利海峡，这使英国得以确保免遭入侵。奥地利分别在威尼斯以北的提罗尔地区和德意志南部集结重兵，以阻截法军对中欧的任何威胁，或许甚至还想发动攻势来收复意大利北部。第一批俄国师团则从波兰出发，前往增援奥军。在北线，普鲁士虽然仍系中立，但在沙皇请求下也在动员兵力。第三次反法同盟的联合力量即使仍非全然实际可用，也大有希望为一种新的欧洲均势格局创设基础。
8月23日，拿破仑改变了自己的军事目标。17.6万法国大军离开英吉利海峡沿岸，在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渡过莱茵河，向多瑙河挺进。由于所到之处诸侯们急忙与之缔结盟约，法国人在德意志南部的进军格外顺利，威胁奥军与维也纳之间，连同与在摩拉维亚的俄军之间的交通线。奥地利在乌尔姆的前沿阵地被包围，3.3万奥军于10月19日投降。11月13日，法国大军未经重大战斗便开进维也纳城，随后趁其尚未得到增援以发动进攻之机，直捣适才会合为一体的奥俄军队。12月2日，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歼灭反法联军。三个星期后，普雷斯堡和约缔结，奥地利据此退出第三次反法同盟，威尼蒂亚被割让给法国，拿破仑取得中欧霸权。
这些事态在以往的战争中从未有过。交战两军规模之大实属罕见，法军行动之神速、作战范围之宏大绝无仅有，而拿破仑对外交和武力的操作也是如此，它在短短数月内摧毁了欧洲大陆上传统的制衡和均势格局。各国政府和军人深感震惊，其影响在翌年的消沉和困惑中依然可以见到，而这些又促成了普鲁士军队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两大战役中的毁灭，并且促成法国权势扩展至俄国边界。
后来的观察家发现，1805年战役的结果并不那么令人惊异。在其《论战争》中，克劳塞维茨将奥军在乌尔姆会战中的阵势称做“不可靠的网络，由若干虽然科学但极其脆弱的战略方案构成”，并且评论说这种网络本来可以套住拘泥于18世纪谨小慎微的谋略战法的将领,“但对波拿巴这位革命的皇帝来说，它算不上坚固”。此话揭示了这场使整个欧洲目瞪口呆的震撼的终极来源：一个同时作为“革命的皇帝”的人的天才，他体现并得益于“旧制度”在法国倾覆所带来的种种社会、政治和军事因素的独特的融合。
法国大革命与君主制最后几十年里酝酿的一种战争方式革命同时发生。不久，这两股潮流便汇合起来。军事体制和军事实践的深刻变革有一部分在旧制度下就已经确立不移，另一部分则仍然处于尝试和试验当中。它们得到了大革命的采纳和进一步发展。通过将其蓬勃活力灌输到这些变革中去，并且使之与其往往暴烈的内外政策连接起来，大革命扩展了这些军事创新的范围。军队，连同它的需要和价值，在法国人的生活中获得了新的重要性，这最终反映为一位军人跃升至最高权力。不过，在国民大会和督政府时期，国内政策就已经同对外扩张携手并行。与此同时，军事革命不再是一个纯属法国的现象。1792年起法国前后相继的各个政府发动一系列战争，使得欧洲不仅蔓延政治和社会变革，而且也风行军事变革 这些创新中最重要的，当推国民大会逐渐采取的一项政策，它至少在理论上接近普遍兵役制。在法国，它起初更多的是蕴涵于启蒙运动后期的军事和政治文献，而不是蕴涵于君主制政府的军事实践。它导致兵员数目急剧增加，法国对外政策由此获得新的分量，法国将领也由此能够去打更积极进取的、伤亡也更大的战役，并且去打更多这样的战役。与此同时，君主制最后几十年里军事管理的扩展和愈益精细化提供了现成条件，可据以装备、训练和维持新的兵力。七年战争以来关于步兵战术（即由散兵、行军/进攻纵队和线性兵阵构成的“混合”体系）有着激烈的辩论，其思想成果经过曲折的实战检验，证明最适合革命军队。自18世纪60年代起，格里布瓦尔和迪泰尔等人对皇家炮兵进行改革，从而使革命的法国拥有一支当时世界上最高效、最机动的炮兵。有史以来第一次，步兵能够在战斗的各个阶段上得到野战炮的近距离支持，这大大增强了法国军队的打击力量。部分地依靠同18世纪的做法决裂（这是大革命造成的唯一这样的决裂），即迫使士兵按照“以战养战”的原则就地征收，为战场上现已变得非常庞大的军队提供补给便成为可能。拿破仑在其鼎盛时节写道:“懂得……如何从你占领的地方获取所有各种给养，构成战争艺术的一大部分。”
以战养战制度是对于一种起自七年战争时期的做法的体制化，也将是拿破仑战略和作战方式的基本成分。这种作战方式在于：将以往单一的军队分解为一个个常备师和军团，在其中步兵、骑兵、炮兵和辅助兵员结合起来；实施战役时，这些大作战单位通常沿各自的路线推进，各自负责本身的作战区，但也能够相互支援。扩展了的军队涵盖很大的活动区域，它不仅易于其维持，而且主要有助其各个作战单位推进得更迅速，赋予它们更大的灵活性，并且扩大总司令的作战选择余地。他的参谋班子的扩展和下属各级参谋人员的增多（这在旧制度下的最后一些战役里已经开始）使得控制不断增大和分布更广的兵力成为可能。这些以及其他创新打破了世代欧洲军人的基本信条、技术和惯常做法，在1792年至1815年间极大地改变了战争操作，并且确立起在整个19世纪乃至其后一直影响重大的作战模式。
然而，这场军事变革尽管对法国革命战争影响巨大，但它不像可能被假定的那般一蹴而就。新法国面对的是这样的对手：只动员了它们的一部分兵力，而且在布伦瑞克公爵的政治军事讨伐于1792年败于瓦尔密之后，只是为有限目的而战。面对这样的敌人，新法国不止是坚持了下来。不久后，法军横扫奥属尼德兰，并且深深突入莱茵兰。然而，由于法军的败仗几乎与其胜仗一样多，因此不能说军事结果明显地有利于新战法。这部分地是因为1789年往后的政治事态严重地瓦解了这个国家原有的军事体制。王室军队难以迅速扩充，也难以转变成为一支既高效又忠于新政府的武装力量。需要经过曲折的摸索，才能掌握军事革命的许多不同要素，学会如何将它们融会运用于战场。与此同时，法国军队的战绩时好时坏。1796年在意大利，新体制首次取得决定性的而且似乎不可逆转的成功。到那时，普遍兵役制已经使法军成为欧洲规模最大、也最容易维持自身兵力的军队，而且它的许多官兵已变得习惯于新的组织体制、管理方法和战术。然而即便如此，军事革命也并非战无不胜。第二次反法同盟战争（在地中海以拿破仑绕开英国舰队在埃及登陆为起点）在欧洲大陆爆发后，法军连吃败仗。到1799年夏，拿破仑1796年征战成果已得而复失，整个意大利除里维埃拉一地外，重新落入反法同盟国家之手，奥地利人再次控制了德意志南部。如果说到头来法国人打赢了，那也只是经过了非常艰巨的奋战才如此。法国人的新战法无疑比旧体制优越，但即使已经有了十多次战役的经验，这优越性也只是打了折扣的，并非绝对的优越。
军事革命之成败参半使我们有理由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拿破仑没有掌权，以后的事态进程可能会怎样？无疑，这样的猜测价值有限，然而掂量各种实际上未曾出现的可能性，有时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历史真实。我们关于拿破仑的最能干的同僚和对手——例如卡诺、茹尔当、奥什、马塞纳和莫罗——所知的一切提示，假如拿破仑在土伦战役中阵亡，或进军埃及途中在克里特海岸附近被俘，法国就会停止或至少延缓其摧毁欧洲均势的行动。假如他不坚持要做全欧范围战争要求的巨大努力，法国政府很可能会满足于保障本国的“天然”疆界（这疆界本身就是经过大规模扩张形成的）。假如后来战争继续打下去，尤其是在远离法国的地方打，那么法国高级指挥官以往的战绩表明，他们还会频频败于敌军手下。假如出现这些情况，大革命和战争的变革仍然会使法国成为欧洲头号强国，但这个法国将是一个整合在欧洲政治共同体内的国家，而不是支配这个共同体，并且确实废除之。
实际上，拿破仑认识到了战争方式革命的充分潜能，发现了如何能够使其中的各个成分结合起来发挥作用（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他纠正了这些创新在技术方面此前一直制约其效能的种种缺陷），并且调动法国的一切资源为这一新体制服务，从而使法国一度拥有了绝对优势。
拿破仑出生于一个小贵族家庭，在共和国军队中逐渐崛起。他集中体现了这场植根于旧制度、由1789年后的事态加剧了的军事革命。他本人并非改革家，而是利用了改革家们的成果，那是法国的新领导人没有完全理解或未能充分利用的。……
如果说拿破仑利用了既存的体制和方法，那么他的战略在某种意义上同样大得益于其他人。用关于拿破仑战争学识最渊博、思想最深刻的研究者让R26;科兰（他的分析仍在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该领域所有认真的研究）的话说,“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拿破仑最为辉煌的计划，将它们与他的对手的相应计划加以比较，我们简直不会发现有什么差别”。他还说:“拿破仑的同代人与他一样，很懂得包抄或从侧翼迂回打击敌人的好处。”有时，拿破仑在一场战役或会战中做什么，或者试图做什么，并无独特之处；独特的是他怎么做，他如何将会战当做简单却有深远意义的战略计划的焦点和高潮，而这战略计划是战争革新使他能够贯彻的。直到临近去世时，他仍然相信“战争艺术是简单的，一切都在于实施”。
拿破仑从未就自己的战争观念写过一个全面的说明。要了解他关于军队组织和管理、战役操作以及国际关系中战争的作用的思想，就必须考察其他种类的证据，包括他的政策和行动，他广泛而又多样的著述，它们从备忘录、命令、公函到事后的评价、历史学研讨以及他在圣赫勒拿岛口授的各种回忆录，其目的在于向他的同代人和后代人辩解他自己。随着他将回忆转变为神话式的传奇，他对事件和个人的评价能明显地改变，然而他对战争本身的看法在他的首次战役后差不多始终如一。不过，这种一贯性并非总是延展到他的遣词用语。他可能谈论战争的“首要原则”或“基本要素”，尽管这些措辞本身可以根据具体场合而变换。然而,“原则”和“规则”在他那里不是指一个系统的理论当中被严格界定了的东西，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认为这些东西是正确的。相反,“战争的一般原则”或“普遍规则”之类表述只是有助于增加认识的权威性，这认识来自经验，来自被激发起来的常识。始终不变地支配他的军事行动的观念，是应该将兵力尽可能多地投入到会战中去，即使这意味着将次要的基地和交通线置于不设防状态。他不可避免地往往误解特殊形式下敌人的意图和行为，误断他自己的军队的潜能，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容易被自己的希望和巨大野心欺骗。然而，这些错误和缺陷完全未限制和模糊他对战争的理解，其一贯的特征在于对战争现实的一种深刻、严酷的认知。
要从拿破仑的行为和思考中揭示他的战争方式的主要特征，可以恰当地从考察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开始，然后进至战略和战役，最后对他本人的领导风格作出某些评价。
一切战争都出自政治决策，表达政治意图，无论这政治是否契合现实并且可以被认为可取。然而，这个事实并不意味对于贯彻它为之服务的政策来说，任何一场特定的战争都必然是适当的。从历史上看，政府与其军事幕僚和司令官们在对外政策与战争之间关系的一些方面，例如在要动员的资源比例或资源利用的方式上面，往往难以甚至无法作出决定。即使在担任低级军官时，这些基本问题之占用拿破仑的思虑，也远甚于诸如士兵训练和战术运用那样的纯军事问题。德国历史学家汉斯·德尔布吕克认为，拿破仑尽管极具战略眼光和作战天赋，但他的内在才能更多的是国务家而非军人的才能。不过，他的治国本领是一种异常侵略性的和好战的。他不把战争视为一种应急举措，一种用来弥补外交失败的最后手段。相反，战争是他的对外政策的核心要素。
除非形势所迫，拿破仑从来不在军事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追求重大的政策目标。他决不犯奥地利人1796年和1797年期间在意大利对他犯的错误，那就是仅仅动用可得兵力的一小部分，在这部分被打败后再动用第二部分，然后动用第三部分。假若他们一开始就集中兵力作战的话，本来有可能压倒他。与奥地利人相反，拿破仑坚信必须最充分地使用可以得到的一切手段。重大目标与动员来争取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总是达到尽可能好的平衡。他的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受损于一种不同的弊端：他很不善于用有限的手段打有限的战争。像1778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那种全无任何会战的战争，违背拿破仑的本性。在他手里，任何冲突最终都会失去其有限性，因为无论是公开地还是隐含地，它们都威胁他的对手的继续独立生存。
拿破仑连续15年集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于一身，其行动自由几乎不受任何制约，这肯定有助于政策和战争的最紧密整合。政治权威与军事权威的统一消除了在别种情况下必不可免的最高层摩擦。最重要的是，这便利了迅速决策和迅速贯彻，并且使他有可能以惊人的灵活性来根据军事形势的变化调整外交，在他认为适当时抬高要求或表示愿意妥协。当然，统帅权集于一人并不能保障政策健全。在拿破仑执政后期，独裁统治缺乏制衡导致一个个关键性错误，并且最终使得帝国垮台。不过，直到入侵俄国为止，独揽全权赋予他一项盖过对手的优势，这些对手无法形成一种能够适应现代战争快速节奏的政治—军事指挥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