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将外交与暴力融为一体，其最有效的表现莫过于他追求一种传统目标的方式，那就是从政治上孤立潜在对手。即使他无法阻止反法同盟的形成（这多半是因为他的最终意图过于昭然若揭），他仍利用这个或那个同盟伙伴的特殊利益考虑，以延缓盟国部队会师战场。1805年，外交代表的活动加上法国大军向巴伐利亚的火速挺进，使他能够趁俄国军队仍远在东面数百英里以外的时候，大败奥地利军队。同年12月，在诱使普鲁士采取中立后，他战胜了奥俄联军。1806年，普鲁士军队被歼，英俄两国袖手旁观。次年春天，他趁奥地利军队尚在准备时，击败普鲁士残余部队及其俄国盟友。1809年，奥地利再次被打败，与此同时其潜在支持者仍在辩论是否应当前去支援。
如果证明没有可能阻止两个或两个以上反法盟国的军队出现于同一战区，拿破仑仍然能够从它们的连接点（或可能的连接点）觉察到政治与军事结合运用的宝贵机会。如果不同国家的军队存在于同一个战场，就会引起伴随指挥不统一的所有各种困难。1796年第一次意大利战役期间，他给卡诺写信说:“一名劣将优于两名良将。”在圣赫勒拿岛上，他又几乎一字不改地重复了同样的看法。他以战略纵深突进打响这场将使他大为出名的战役，将自己的部队插进撒丁与奥地利两国军队中间，阻止了它们的会合；接着他采取某些分析家所称的中央位置战略，即首先打击撒丁军队，迫其退出战争，然后掉转方向进攻奥地利军队。在“百日”期间，他再度采用这种战略，在布吕歇尔和威灵顿所率两军之间的内线作战，先是消灭普鲁士军队，然后一迄确信英荷联军已被孤立，便对其发动进攻。
对敌对盟军内部固有困难的利用，也可见于奥斯特里茨战役，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变化且更为复杂。其间，拿破仑利用奥地利希望收复维也纳这一点，诱使奥俄联军主力（其指挥结构和部队单位整合得太差，不能进行有效的协作）不去等待正在由北往南靠近的俄奥增援部队，而是过早发动进攻。此项指挥旨在切断拿破仑与维也纳的连接，反映了政治考虑而非军事考虑。
拿破仑的战略总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至少直到他的统治的最后岁月为止，他一直不让政策考虑阻绝武力和武力威胁的最有效应用。相反，拿破仑坚信，实现任何一项政治目标的最佳办法，在于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削弱对手的抵抗力。这就意味着首先必须打败敌军的主力。夺取要塞、占领地势或占领敌国首都很少能够对敌人的战争潜力造成同打败其野战军一样的破坏。一场惨重的失败造就一种新局势——在军事上导致敌人遭受进一步损伤，迫其撤退和投降，在政治上则诱使或者逼迫敌国政府在新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谈判。
拿破仑的战略计划（更准确地说他的战略准备，因为他不喜欢“计划”这个词包含的一种固定不变的设计之意）旨在达到压倒性的战术决胜，即歼灭战场敌军的一场或数场大会战。在他的那些最大的战役中，决胜的会战总是自然地出自对敌方领土的迅速的长驱直入，然而这些推进从不以某个特定的地点为目标，从不是为了夺占一城一地。相反，它们将一支强大的敌军驱赶得如此之远，以致后者无法置之不顾，而只得迎战。拿破仑战略的目标在于造就决战或决战的威胁。战役本身可以是从一个处于中央内线的位置发动，或者攻占这个位置，那将使敌军节节败北，或者采取迂回攻击敌军后背的形式，包抄敌军阵地并威胁其运输线。……
如果对手在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拿破仑就会正面作战，可能的话选择在有河流之类天然屏障、从而能够阻挡敌军的侧翼推进的地形上，与此同时将自己的兵力置于强有力的防御地位，尽可能多地省下部队当做后备。一旦敌军全线投入战斗，后备兵力就变成了大规模突击部队，进攻敌军战线的一部分，待突破后再攻击其他部分的侧翼和后背。如果拿破仑的兵力与敌军大致相等或显著多于敌军，他就会试图扩大战线，以对敌实施侧翼包抄，或动用另外一个军团发动侧翼进攻。后者因其更为纵深的突进，有望取得更佳战果，但隔开几英里以上的部队单位互相间联系和协调不可靠，因而较难如愿。
侧翼包抄在当时——或者的确在任何时期——完全不是什么罕见的战术，拿破仑的对手同他本人一样明白其威力；正面交锋则在技术上较容易控制，不可预测性也较小。在这方面，如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拿破仑同敌方将领的真正区别，往往在于着重程度和心理状态的不同。
虽然拿破仑有时保持防守态势，直到对手全线投入和过度伸展为止，但他偏爱进攻。他讨厌纯粹的防御战，深知主动权的重要性，害怕丢失之。然而，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或是攻防相兼，所有战役都引起种种复杂的难题：时间和空间的利用，兵力的消耗，敌我双方的士气，它们彼此间的资源差异和使命抵触，司令官的性格和意志等。在19世纪初期，这些问题的解决仍然不仅依靠分析第二手资料，即阅读战报和查看地图，而且也依靠亲临战地直接观察，在肉眼所见范围内现场调遣数万官兵。部署这些透过炮火硝烟能够亲眼看到的有生力量，压倒并歼灭能够同样亲眼看到的对手：这具体和活生生的任务引发拿破仑最为深切的关注，激起他最为强烈的心理和智力反应。他将政治和军事冲突理解为能够被人类智慧驾驭的另一种形态的力学（“在战争中，时间……是介于重量与力之间的一大要素”），这同他对所涉及的人类情感的认识和利用结合起来，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军人。
拿破仑非凡魅力的影响和对他拥有绝对优势的信念超出其部队官兵，及于其各国对手。威灵顿认为，拿破仑一人在场就顶得上四万士兵。离他可能的所在地数英里的法国部队奉命高呼“皇帝万岁”，以便使敌人相信拿破仑正在他们面前。1813年秋季，为各路反法同盟军队制定的作战计划直截了当地建议：任何军队如果正对着拿破仑推进的方向，就立即撤退。克劳塞维茨确信，任何战争理论，如果不把指挥官和士兵的心理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包括在内，就不可能成为值得认真对待的理论。他在评价拿破仑的这方面时甚至走得更远，说拿破仑最伟大的成就不在于某一次会战或战役的胜利，而在于1796年时重振了在意大利的军队士气。
拿破仑常胜不败的原因之一，是他的对手难以理解他的战法，难以制定出有效的对应措施。他们的琢磨不定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战争方式革命的性质。如我们所知，这场革命的大多数重要方面并不在于突然的创新，而在于更普遍更有力地运用已存在了几十年，或者已在文献中得到广泛讨论的体制和方法。久而久之，这导致了实质的变化，导致了一种新型的战争。不过，开始时人们不无理由地认为，正在发生的无论什么变化只是业已熟悉之事的扩展，因而不要求急剧地调整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两个事实加强了这一看法：第一，法国人经常被打败，因而它们应当得到仿效这一点并非不说自明；第二，法国人的某些方法——普遍兵役制、平等选拔军官甚至系统化的就地征收给养——几乎与旧制度下的价值观和情势完全格格不入。人们相信，采用这些方法意味着改变社会和政治制度，这就使对于它们客观的军事分析变得远为困难。
然而，在那些有眼光的军事家看来，至少战争方式的某些重要方面显然正在改变。在头两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法国人大规模地使用新方法，虽然一度仍不清楚这些方法是否仅系法国政治动乱引起的即时举措，一旦局势恢复正常就会让位于传统方法。与此同时，其他国家也在实验，包括改革军团组织方式，扩大和改组总参谋班子，建立新的军官教育制度，而且组建轻步兵也风靡很大部分欧洲军界。拿破仑起初并没有置身于这一热潮之外。他在18世纪90年代仍可被视为一名有干劲、有能力、有运气的将军，其作战方法同其他精明强干的指挥官相比没有很大区别。只是到他开始担任战场主帅之后十年，即到乌尔姆和奥斯特里茨战役时，他的战争体系的根本成分才得到足够的文献证明和分析，从而被普遍地认识到。
作为对拿破仑的成功的反应，更由于1792年往后近乎连绵不断的战争洗礼，欧洲许多地方的军事体制都不同程度地现代化了。有些紧密地仿效法国模式，包括新建立的莱茵邦联军队，还有荷兰和那不勒斯这两个卫星王国的军队；另一些则基于本国传统，但受到法国挑战的刺激和影响，哈布斯堡帝国和普鲁士的军队尤其如此。这些革新必然蕴涵着社会和民政管理的一定程度改变。然而，拿破仑帝国和1807年后的普鲁士显示，最激进的军事革新不一定像18世纪90年代初期的法国那样，需要以社会和政治变革为前提，它们可以由一个稳定的、高度专制的政府施加和维持。这一现代化进程的主要例外是英国陆军。尽管有许多组织变化，它基本上依旧是一支18世纪的军队。这个情况所以可能，是因为它规模小，依赖欧陆盟军和本国海军，而且除了在西班牙，作战任务一般都相当有限。 如果说组织体制和战术方面的现代化蔓延到远不止法国一国的军队（虽然总是不乏革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激烈斗争），那么战略思想和作战指挥方面的变革却来得较慢。拿破仑精于作战指挥艺术，热衷于歼灭敌军，而在这方面没有出现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人。然而，无论在哪个国家，人们都变得更善于运用新的或经过革新的军事手段，而且在普鲁士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总参谋体制，其成员被配置到各不同部队单位，在为一套总体战略方案服务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余地。对于分散部署、无法迅速和不断联络的各大部队间的运动和作战协调问题，这构成了一个早先的、仍然比较原始的解决办法。这些发展的结果在于，到拿破仑决定入侵俄国时，他的潜在和现实的对手已开始得益于战争方式的革命。拿破仑在一些年里享有的绝对优势已经悄然衰减。
以往帮助了他的观点，如今已开始对他产生不利效果。作为一名青年，他已经设想到打击敌人力量中心的威力。一旦敌军主力被击败，或是敌人的政治经济中心被占领，其他一切就很可能大势所趋，不在话下。他还认识到，达到这些目的的最可靠手段，在于组建尽可能最强大的武力，并且将其集中运用于核心目标。这两项认识既准确地辨识出了政治和军事现实的某些方面，同时也并非偶然地反映了他自己追求征服和绝对统治的强烈的心理冲动。
但是，这些洞察不现实地将他的战争选择范围局限于这么一种冲突：以尽可能最大的武力来发动和进行，以达到尽可能最大的目的。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难得只需要全面战争，但拿破仑却将为有限目的而打的有限战争排除出他的政治军事体系。由此，他不仅缩小了自己的选择余地，还被频频地驱入战争，这些战争超出了甚至是帝国的资源所能，刺激他的对手做出非凡的抵抗努力，并且最终无法在战术、战略和政治上打赢。
从战略上看，拿破仑的好大倾向除了力所不及这一根本缺陷外，还造成了两个严重弊端：他的指挥体制曾在意大利北部和中欧运行良好，但由于半岛战争和侵俄战争的重负，连同1813年往后与重新构建起来、力量愈益强大的反法同盟交战的重负，开始摇摇欲坠，毛病百出。反过来，这些紧张和失败又导致他的军事决策与政治决策之间、军事措施与政治措施之间的关系失去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