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拿破仑不仅坚持一人统治，而且坚持一人指挥，他的参谋班子仅仅是个会集他要求的情报、传递报告和指令的组织。参谋人员既不制定战略计划，也未形成一种在他的战略和作战意图框架内独立决策的体制化能力。只要军队（虽然划分为各个军团）是在同一个大战区打仗，这还不致造成什么恶果。但是，随着各路军队规模增大，并且在几个分得很广的战区作战，他的战略控制就垮了。无论是在俄国，还是在德意志的1813年春秋两季战役中，都无法指望他的元帅们按照不断变化的形势来解释他的命令。他决不会容忍各路军队司令将自主和服从按照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本来能够使之成功地指挥相距遥远的几十万部队官兵与强敌作战。诚然，即使有这样的体制，它也会受阻于那个时代简陋的交通和通讯手段。拿破仑晚期的庞大军队，加上他赋予它们的宏大使命，使19世纪初的技术能力绷紧到了极限。
随着他的胜利变得愈益模棱两可，他一人独揽军政大权的做法便导致灾难性的政策，那在由两人或数人分工负责，或者至少存在意见能被听取的顾问的情况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其他一些统治者（时间离得最近的是弗雷德里克大王）也独揽大权，但未使国家陷于毁灭。弗雷德里克虽然不惮铤而走险，但能够节制自己的野心。拿破仑对俄国的入侵完全超出了理智，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注一掷和毫无必要的赌博，而在俄国野战大军未被摧毁的情况下进军莫斯科的决定也是如此。在莫斯科一直待到10月中旬，这等于是徒劳地希望亚历山大一世总会与他谈判，为此不惜牺牲法国大军。1813年夏天拒绝妥协媾和，致使法国人不得不在非常不利的形势下打一场秋季战役。在较低的作战层次上看，为了维持同萨克森的联盟而不在10月间放弃德累斯顿，这导致将圣西尔的军团调离急需该部队的莱比锡会战，而且无论如何也未能保住与萨克森的联盟。“决定性会战到来之前政策插上一脚，结果全盘皆输。”被誉为拿破仑经典战例之一的1814年战役尽管辉煌，却是一场无谓的大流血，因为这场战役发生于一个政治真空当中。反法盟国在攻入法国之前，拿破仑拒绝了在政治上分裂它们、谈判出一种可容忍的和平的又一次机会，尽管它们现在已拥有两至三倍于法国的军事力量优势。当布吕歇尔大军离巴黎只剩一半路程时，在夏蒂荣开始举行谈判，然而法国谈判代表并没有以当时形势要求的紧迫性和决心来推动它取得进展。整个这场战役与其说显示了军政大权合二为一的恢弘气势，不如说暴露了它的凄惨。
拿破仑在1814年最初几个月里的作战，使人想起希特勒在伦德施泰特的攻势失败后，仍然坚持要在1945年春季毫无希望的形势下继续捍卫德国西部。 在拿破仑的最后几场战役以前，政治——与法国武力保持某种合理关系的政治——始终是他的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无论是他的同代人，还是后一代人，对他的战争的分析几乎完全集中于纯军事方面。绝大多数研究其战役的军人都将这些战役视为现代战争的最高水平，他们力图发现这位皇帝的战略思想和作战艺术的奥秘，其目的更多地在于为自己从事未来的战争做准备，而不那么在于理解他的实际作为。拿破仑的统治和战争对欧洲产生的影响是如此广泛和深刻，以致他在执政末年遭受的一系列战场失败几乎完全无损于他的形象。他的敌人最终打败了他，但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无所顾忌地承认他的伟大。一种拿破仑传统或拿破仑学派得以形成，它强调数量优势、纵深战略突进以及在决定性的点上迅速集结兵力。18世纪90年代时，这些尚是人们所陌生的概念和做法，只是到了工业革命时代，它们才显得很有道理。
在许多军人看来，拿破仑作为大规模集结兵力和运动战的倡导者，树立了一个永恒的范式，其核心部分不受技术发展的影响。相反，看来诸如铁路、电报或后膛步枪之类创新最终使这位皇帝的最大胆的计划变得切实可行。同样，19世纪后期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最终给各国新的大众军队注入了可靠的激励力量，那是当时仅以很初步的形式为拿破仑所知的。……
滑铁卢战役过后一个世纪，拿破仑仍然在军事思想领域有重大影响。那么，这影响实际上由什么构成?正如上述引言表明的那样，我们必须将“启发”与“影响”区分开来。启发得自往昔的提示性质，它可以激发、增进和拓展我们对于现今的思考，而影响——如果说它有任何意思的话——必须具有一定的具体内涵，这里指拿破仑战略与后代的战略之间的联系。在像战争这样的领域里，决策和计划由许多因素促成，同时还必须将不断变化着的无情环境中的许许多多不同因素考虑进去，因此如果要无疑地表明在长达五十或一百年时间里存在这样的联系，将是困难的，甚至大概不可能。……
实际上，即使是关于影响的最极端的宣称，如果予以深究，也差不多总是会暴露出自己是某种不那么具体的东西。关于拿破仑发现了战争的某些永恒法则、通过他的战役和著述流传给现代军人的宣称，便是如此。拿破仑被看做永恒真理的富有灵感的解释者，以特别清晰的方式将其他人可能也有过的洞察和领悟传送给我们。在19世纪，甚至在1914年，这一信念能够由拿破仑时期仍然具备的某种同代性得到促进。与弗雷德里克或古斯塔夫R26;阿多夫相比，拿破仑站在当时人认为的现代的起点上。然而同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相比，他在其中生活和战斗的环境就像17世纪和18世纪的环境一样遥远。不过，即使是关于拿破仑的这种看法也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道理，那就是我们以最为笼统的方式来解释永恒真理：集中兵力（通常）可取，节省努力有利，士气至关重要。这些大致是常识性的看法，而拿破仑时期和后拿破仑时代将它们转变为各种各样的、被称为“战争法则”的检验条例单。在实践中，这些法则经常互相抵触，而且随变化着的环境趋于采取新的、有时非常令人惊奇的形式。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战略。1806年、1870年、1914年的战略都是其特定时期的产物，它们虽然对历史都有所借鉴，但主要是以不同程度的成功试图利用和回应它们各自时期的经济、社会、技术和政治条件。往往一种战略——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个重要阶段——滞后于现实。与此相反，拿破仑形成的战略适应他那个时期的种种潜能，而且在充分利用这些潜能方面的一些年里大获成功。随着他理解和掌握的种种条件开始变化，有时是作为对他的行为的反应而来，他的战略观念也就必须变化，否则将成为过时。真正有意思的，不是他对于后代人的战略和战术思想之令人难以捉摸的影响，而是整个19世纪和以后有如此众多的军人相信这影响。拿破仑的真正影响或许在别处。他坚信兵力的大规模集结和使用，坚持主张获取绝对胜利，排斥为有限目的打有限战争：对于无论如何正在整个西方世界迅速浮现的看法和态度，所有这些思想和政策似乎给增添了一些历史权威性和肯定。说他是现代战争大师的一项未被认识到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此。不过，这些只是猜测。
能够明确地得出定论的并非拿破仑对后世的影响，而是他在自己一生中取得的成就和留下的缺憾。作为在旧制度下成长起来、但亲身经历了大革命并在其中崛起的一位军人，他在自己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中反映了创新与继承相兼的战争方式革命。他比其他任何人更为准确地认识到正在发生的变革中蕴涵的军事潜能，并且将它们融会成为一套具有无比摧毁力的体系。他一度凌驾于事态之上，塑造和推动其发展，直至统治末期他重新跌落到历史发展的一般大潮和西方文明的长期趋势中去，他们的朝向正是战争的进一步扩展。
作者：彼得·帕雷特 来源：《战略二十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