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战车与欧亚游牧民族论

雅利安人种理论的全面瓦解并没有阻碍印欧语言学的发展。事实上，在回应这个错误的人种学问题时，印欧语言学者也在探寻人类的过去，并且在无意中拓展了语言学研究的地理和社会范畴，通过研究欧亚大陆内部人群的生活和迁徙，语言学研究的内涵更加丰富。尽管纳粹科学家极力鼓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居住的欧洲人是印欧语言民族的榜样，但是他们也无力否认古典时代日尔曼人曾经被罗马人视为蛮族这一事实。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和罗马人的头发是黑色的，身材也比现代日尔曼人矮小。即使日尔曼人当时拥有雅利安人的白皙皮肤，他们也不过是地中海文明的后进者。甚至”印欧人”这个名称也与日尔曼人没有任何联系，这个名词在19世纪出现时主要是指梵语民族与希腊罗马人。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于印欧语言发源地的研究还是扩展了学术研究的地理范围，从地中海和印度洋地区扩展到西欧和北欧地区，向东扩展到欧亚大草原。在希腊和罗马古典历史学家看来，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是蛮族，是那些说十分艰涩难懂语言的人，是未开化的”外人”。但是，对近代人种学家来说，他们属于雅利安人种，因为他们使用的语言与希腊语和拉丁语拥有共同的祖先。现代种族主义学者确信他们必然拥有某种特质，这种特质帮助他们最终战胜当时最先进的社会。考古学者和古代语言学者追溯印欧人/雅利安人的历史至公元前2千纪，发现取代亚述人在中东地区建立霸权的米坦尼人，可能还有赫梯人，均为早期印欧语言民族。考古学家及历史学家戈登·柴尔德对考古学家发现的物质文化遗存进行归纳整理，并用之阐述世界历史。柴尔德坚持认为印欧人/雅利安人兼有野蛮和勇猛特性。他认为雅利安人，包括米坦尼人以及后来的赫梯人，都是骑马民族或马拉战车民族，他们垄断铁质武器制造技术，因此他们的军事和技术水平无人能及。他认为，雅利安人是铁器时代的开创者。尽管柴尔德没有像其他学者那样将语言与某个特定种族联系在一起，但他实际上赞同所有的印欧语言–吠陀梵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凯尔特语以及各种斯拉夫语方言、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等一一均源自一种”母语”。

在探索最早的印欧民族的过程中，语言学者必然面临没有文献资料的困境。戈登·柴尔德对于人类早期历史的概述尽管并不全面、也不准确，但是却开创了利用物质文化遗存重构历史的先河。从19世纪中叶开始，众多考古学者和历史学者沿着这个思路将印欧语言民族描述为驾驭马拉战车的武士。他们揭示了野蛮的印欧人在与定居人口接触后，由野蛮、无知的部落社会向半定居的农业和畜牧业社会转变的历程，例如驾驭马拉战车的迈锡尼人发展成为种植葡萄、在海上航行的希腊人。考古学家利用罗马帝国北部边境地区的考古资料描绘了日耳曼蛮族与罗马帝国既相互敌视又互相依存的历史。

同时，语言学家也在寻找印欧语系的共同祖先。重构这个语言祖先的历史，要依据词汇表所提供的零散信息。语言学家已经建立以发音和句法变化为基础的各类模式，用来确定不同支系语言之间的联系是否紧密。他们还研究每种语言词汇表中能够反映各个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词汇。但是，将语言与某种物质文化进行对应研究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都面临严重问题。一个最有力的例证就是将马匹和马拉战车与印欧人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语言学者注意到，所有已知的早期印欧语系民族尽管相距遥远，但是他们使用的与马匹、马具、马拉战车有关的词汇基本相同。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印欧人是公元前2千纪”战车革命”的缔造者，他们从草原游牧民族手中接受这种强大的武器，用之征服城市社会。马拉战车问题因而成为欧亚大陆研究（考古学）和印欧语言研究（语言学）两大领域的热点。他们急于确定谁是马拉战车的制造者和使用者。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考虑：首先，其发明者是印欧语言民族还是其他语言民族？其二，他们是驯化和训练马匹的草原游牧民族还是制造发达灵活的轮轴车辆的定居民族？将马拉战车与印欧语言民族联系在一起的努力最终走进死胡同。尽管早期印欧语言民族的首领和国王，比如公元前1600年左右进入希腊半岛的迈锡尼人以及约公元前1500年进入南亚地区的吠陀人部落，都是马拉战车的拥有者，并且引进了与马匹和战车有关的词汇，但是其他非印欧语言民族的统治者也是马拉战车的驾驭者。例如将马拉战车引进埃及的喜克索斯人，其民族构成十分复杂；中国商朝统治者（用战车陪葬，坚信他们将在另一个世界驾驶战车）显然亦非印欧语系民族。

是游牧民族还是定居民族发明了马拉战车？这个问题十分复杂。一种比较合理的假设为草原游牧民族发明马具，包括缰绳；定居社会的木匠和青铜器匠人制造出先进灵活的轮辐车轮和车厢。这说明马拉战车极有可能产生于草原与农业社会接壤的地区，这个地区应该出产树木和青铜。1950年代在亚美尼亚塞凡湖地区的拉琛（Lchashen）发现的包括战车在内的23件交通工具基本可以证实这个假设。塞凡湖位于高加索山区，山林茂密，各种交通工具的木质构件所需木材在这里均可找到；高加索山脉北麓草原地区生产马匹；南麓为亚拉腊山（Ararat），是古代农业产区。该遗址发现的车辆年代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但是坚固的四轮车厢出现的时间可能稍早。总之，拉琛堪称公元前2千纪交通设施的博物馆，并且提供了最早的马拉战车的实物证据。

但是，近年来在高加索山脉东北部地区更加令人震惊的发现颠覆了拉琛的重要地位。1992年，一部名为《新塔式塔》（Sintashta）的俄文著作出版。该著作公布了在乌拉尔山脉以东北方草原上发现的一个早期手工业聚落的考古发现，该地距离古代农业城市化社会十分遥远。俄罗斯考古学者发现的第一个遗址为一座圆形防御聚落，其中布满青铜冶炼作坊。不久，众多相似聚落相继发现，其中包括一座位于阿尔凯姆（Arkaim）的保存完好的遗址。到目前为止，在新塔式塔一阿尔凯姆（Sintashta-Arkaim）遗址群，至少在9座墓地发现了16个车马坑，年代在公元前1900一前1750年之间。在此后大约10年的时间里，这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仅为通晓俄语的学者所知。近来，戴维·安东尼的力作《马匹、车轮与语言–青铜时代来自欧亚草原的骑士如何构建现代世界》帮助英语阅读者了解到更多信息。这个发现证据明确，证明了马车的制作位于草原深处，因此，学者们必须放弃游牧民族无力自主制造手工产品的观点，同时也必须修正游牧民族总是不断流动的观点。证据明确显示，他们不仅是众多先进产品的发明者，也是聚落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尽管由于流动生活的需要，聚落存在时间并不是很长。

那么，这些富有创造性的游牧民族是印欧语言民族吗？戴维·安东尼给予了肯定的回答。作为考古学者，他捍卫印欧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承认语言与人种无关，而且考古学物质遗存也很难与特定的语言建立联系。但是，他尝试一种新的利用考古发现复原语言学，并确立联系的方法。他认为，尽管我们无法将某种物质文化或者某种物质特征与语言直接联系起来，但是长期存在的、互动的、明确的文化界限似乎可以证明两种不同文化与两种不同语言的并存关系。

另外，这种文化界限的变化可以证明两个民族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人口流动关系如通婚，因此，它至少可以证明一种语言向其它地区传播的方向。安东尼利用这个方法收集了大量欧亚大陆的考古资料，包括从前不为英语读者所知的俄语著述资料，之后他完成了该部研究印欧语言传播的历史著作。与多数历史学者不同，他从草原游牧民族或牧民的角度–而不是城市居民的视角–探索欧亚草原与不同农业区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他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两个邻近区域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瞬息万变的历史。此外，他还研究公元前5200一前5000年近东地区包括牛羊在内的各种动物的驯养过程及其向草原地区传播的历史；约公元前4200年草原民族开始骑马的历史；公元前4千纪草原游牧民族参与城市社会长途贸易活动的历史以及他们在草原地区建立手工业城市、冶炼金属、制作金属马具零件的历史。安东尼让我们确信印欧语言的故乡在欧亚草原，游牧的印欧语言民族是马拉战车的发明者。另外，根据考古学者对于在新塔式塔一阿尔凯姆发现的器物的定年，无论他们是否属于印欧语系民族，他们的技术最终也将向其它地方扩散，影响操印欧语言的游牧民族，并且与其他游牧社会和定居社会保持着长期的互动关系。

安东尼论述了马匹及马拉战车从草原地区向中东地区各个青铜时代国家以及草原以南其他民族传播的过程。他特别指出，近几十年在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地区（位于今阿富汗北部和伊朗东部）的考古发现证明，公元前2100年左右该地区已经出现农业生产区和农垦区。因此，当地居民可能向驾驶马拉战车路经此地从草原北部向西部和南部迁徙的游牧民族（极有可能是印欧语系民族）提供食宿。生活在这些建有防御工事的市镇和绿洲的居民从北部草原进13马匹，与西亚地区的城市社会建立贸易关系。该文明居民使用语言不详。约公元前1800年左右，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文化衰落，但是当地居民并没有抛弃他们定居的农业一畜牧业生活方式。200年或300年后，吠陀人可能经过这个中间地带到达南亚地区，他们带来了马匹和马拉战车。安东尼将《梨俱吠陀》中记载的丧葬仪式和颂诗与在新塔式塔及安德罗诺沃（Andronovo）游牧民族文化的丧葬仪式进行对比，试图证明吠陀人来自草原。尽管这种对比十分新颖，但是鉴于目前吠陀遗址考古资料十分匮乏，此项研究取得进展仍需时日。

如果以马拉战车作为研究印欧语系游牧民族物质文化传播的标准参照物，那么，在研究曾经分布在中亚地区的一种印欧语–吐火罗语言的分布状况时，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都遭遇困难。这种语言在20世纪早期被发现并命名，当时在塔里木盆地绿洲发现众多书写在木条板上的手稿。吐火罗语是这部分手稿中的众多未知语言之一，文献内容多数为佛教典籍及商业文件，年代在公元6-8世纪。吐火罗语与当地发现的其他印欧语言–包括和田语和粟特语–相比有明显差别，它与印欧语系东支语言–比如伊朗语和梵语–的联系并不密切，反而更接近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事实上，它甚至具有某些赫梯语的特征。早已有学者开始研究吐火罗人的迁徙路线，并将吐火罗人与来自中国西北部农业地带边境地区的月氏人联系起来，他们向西迁徙至阿姆河沿岸，之后占领巴克特里亚地区，并最终建立贵霜帝国。之后，该地区更名为吐火罗斯坦。

也有学者更为关注多个游牧民族间的互动关系，包括匈奴人、月氏人、突厥人、蒙古人以及他们与包括中国、印度、波斯、地中海沿岸地区以及中亚和西亚地区在内的定居社会的关系。近年来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大草原上生活在不同生态环境下的形形色色民族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敌对的关系。在所涉及的民族中，月氏人（或称吐火罗人）、塞人和斯基泰人都是骑马民族，也是印欧语系民族，同时大草原上的非印欧语系民族，比如匈奴人、噘哒人和蒙古人也是优秀的驯马师、英勇的武士和精明的政治家。但是草原上印欧语系民族和非印欧语系民族并不都是精明的商人，因此往往依赖邻近定居社会的居民甚至他们的对手为他们贩来所需的物品。

近年来，在塔里木盆地边缘地区出土了众多属于公元前2000一前1000年的干尸，其中部分干尸鼻梁高挺，眼窝深陷，具有”高加索人”特征。这些属于公元前2千纪即青铜时代的干尸迅速引起语言学者和体质人类学者的注意。尽管由于塔克拉玛干沙漠高燥气候的影响，干尸的肤色已经无从辨别，但是仍然可以确定他们的面貌和肤色可能接近欧洲人的体质，或者说接近印欧语系西支民族的外貌。至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研究这些干尸的语言学者首选吐火罗语，他们认为在公元前2千纪早期，这些人沿草原贸易商路迁徙至此。目前欧亚问题研究者已经尝．试性地接受那种认为在塔里木盆地生活的吐火罗语居民属于高加索人或”欧罗巴人”的观点。

该地区近年最新发现的一座墓葬再次引起有关公元前2千纪居住在中国农业产区附近的吐火罗人是否属于”欧罗巴人”的讨论。该墓葬位于新疆楼兰附近干涸的小河河边，出土的尸体保存完好，肤色仍然白皙，褐色头发清晰可辨，可以确定他们是”欧罗巴人”。尸体埋葬在船形棺内，头戴毛皮帽，周围陪葬的篮筐内装满小麦和粟。但是没有发现马匹和车辆的证据。研究印欧语系语言学和草原考古的学者一般认为，马和马车是大草原上印欧人的标志性特征。但是小河墓葬的物质文化遗存并不包括这个特征。小麦是西亚地区的主要作物，粟则来自中国。这些生活在草原与沙漠之间小河绿洲上的、长相类似”欧罗巴人”的居民更有可能是农民，而不是骑马的游牧民族。这些墓葬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每个人身上或身旁都有麻黄枝条。有些死者直接被安放在小型麻黄包或麻黄袋中（里面还有小麦、粟或大麦），有的栓在包裹死者的裹尸布旁边”。麻黄和大麻均在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考古遗址中被发现，二者被认为是吠陀人迷醉仪式索玛（soma）和波斯人经典《阿维斯陀》（Avesta）中记载的豪玛（homa）仪式中使用的物质。如果麻黄能够证明小河人是印欧人，那么他们使用的语言则极有可能是印欧语系东支印度一伊朗语族中的某种语言，而非吐火罗语。

总之，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得出吐火罗人于公元前2千纪经草原商路向东迁徙至塔里木盆地，他们的后代就是曾经在塔里木盆地生活、擅长驯养马匹的月氏人，后来他们迁徙至巴克特里亚/吐火罗斯坦地区并建立贵霜帝国等一系列结论为时尚早。对史前时代和文明时代印欧语系民族迁徙历史的研究证明，众多印欧语系社会的人民曾经是城堡建造者，是农民，是骑马的游牧民族。他们可能皮肤白皙，也可能皮肤黝黑。将种族与某种特定语言联系在一起的做法显然已经经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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