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利安人与婆罗门
尽管麦克斯·缪勒极力鼓吹包括英国人及其印度属民在内的欧罗巴人种之间血缘关系相近，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和欧洲人种学者仍然拒绝接受他们与南亚地区操印欧语言的肤色棕黑的民族平等的观念。同时，印度知识分子，主要是婆罗门，仍然热衷于坚持缪勒的有关种姓制度的种族主义理论，因为他们掌握梵语文化，坚信他们与其殖民地宗主国同为雅利安人。雅利安人种理论一方面被民族主义者利用，成为谴责殖民统治的论据，另一方面也成为保卫印度教高级种姓特别是婆罗门特权的有力武器。20世纪初期，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被发现之后，考古学者摩提梅尔·惠勒进一步推崇入侵的吠陀人部落后来成为南亚地区高级种姓的理论。印度河流域文明在公元前2500年开始进入鼎盛时期，在公元前2千纪初期开始衰落。在印度河流域主要城市遗址摩亨佐·达罗最晚地层发现了”最后的屠杀”的证据。惠勒在其力作《印度河文明》中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非常简单。在公元前2千纪某个时候–一般认为是中期，但证据并不充分–雅利安语言民族入侵七河流域、旁遮普及其附近地区。学界长期认为这次入侵行动反映在公元 前2千纪下半叶编纂完成的《梨俱吠陀》的史诗式记述中。《梨俱吠陀》记载的入侵行动全部表现为攻打原住民的城防工事……雅利安人的战神因陀罗是攻破城池者（puramdara）。文献中对于雅利安人入侵者摧毁印度河文明的描述似乎比较可信，因此被学界接受，并且写入印度历史教科书。文森特·史密斯（Vincent Smith）撰写的《牛津印度史》写到：
根据吠陀史诗，我们有可能勾勒出一幅连贯的雅利安人对于黑皮肤、无鼻子（即扁平鼻子）的当地反对者和依附者达修产生第一次印象的画面。入侵者的榜样是他们的战神因陀罗；雅利安武士像他一样强壮、蓄须、嗜吃、酗酒（一种被称作索玛的琼浆玉液，成分不详，与希腊人的蜜酒十分相似）。
在这幅”连贯的图画”中，雅利安吠陀人入侵者及他们的后代婆罗门和刹帝利与欧洲白人外貌相同，当地的印度人则鼻子扁平，相貌丑陋。体质人类学者沉迷于测量印度河城市文明遗址出土的人类骨骼，用来确定他们的种族身份。他们与其他地区的人种学者遭遇到同样的致命问题。他们收集到的大量资料无法帮助他们确定印度河流域居民确切的种族属性。根据人种学的分类，他们发现古代印度河流域居民属于不同种族，包括”前澳大利亚人种”、”阿尔卑斯人种”和”蒙古人种”。某一具人体骨架可以被纳人多种种族类型。人种学破产后，考古学者再次检测古代印度河流域居民的体貌特征，努力寻找他们适应生态环境变化和城市农业生活的证据。他们发现古代印度河居民的体质特征与今人差异不大，并且可能属于东地中海至西亚地区多个大规模的民族集团。
雅利安人种是印度河文明攻占者的观点还有另外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惠勒开展考古发掘活动的时期，还没有很好的测年手段，印度河城市遗址衰落与消亡时间被模糊地定在公元前1500年。后来的考古学者利用碳14方法测定遗址年代，将印度河流域城市完全消亡的年代修正为公元前1700年甚至更早。这个结论明确表明在印度河文明衰亡至吠陀人到来之间存在至少200年的空白期。并且吠陀人于公元前2千纪进入印度河流域的时间也仅仅是个假说。由于这200年考古学证据缺失，吠陀人到来的语言学证据也仅仅能够推进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因此可以断定，崇拜因陀罗神的吠陀人到达印度河流域时，他们发现的是200多年前的古城市废墟，早已无人居住，他们的行动也全无英勇可言。在南亚早期历史研究中，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科技手段彻底驳斥了麦克斯·缪勒从印欧语言学角度建立的、摩提梅尔·惠勒从考古学家角度继承的种族主义历史观，亦即白皮肤的雅利安人种的婆罗门和刹帝利入侵南亚，击败当地黑皮肤、扁鼻子的土著而建立南亚的文明社会。
到目前为止，现代科技新方法和新手段仍然无法根据印度河城市废墟遗存确定当地居民使用的语言。破译印章，甚至泥板上发现的众多字符的努力仍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因此我们也无法断定这种语言属于哪个语系。印度从英国殖民统治下宣布独立后，部分印度人（有些是学者）努力寻找雅利安语源自南亚地区的证据。众多著述宣称印度河流域字符是一种早期印欧语言，是所有印欧语言的母语。这类讨论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后殖民地时代印度人的民族主义观念，但是到目前为止，他们仍然没有提出值得重视的、可信的证据。
无论印度河流域或者说印度北部居民使用哪种语言或哪些语言，吠陀语言民族的到来在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之间建立了联系。对部分印欧历史文献进行的语言学及文献学研究证明，二者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吠陀人在南亚地区定居过程中，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当地农业词汇。《梨俱吠陀》及各类史诗中记载的战斗场面主要是吠陀人各个世系之问的战斗，很少针对”扁平鼻子”的达萨（Dasas）或达修（Dasyus）。事实上，有证据表明，一些在吠陀人到来之前长期生活在印度地区的当地氏族加入到某个吠陀世系，参与吠陀世系之间的争斗。
印欧语系语言学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印欧语系各个世系之间的战争、分裂乃至迁徙的过程。用吠陀经典与阿维斯陀波斯文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印度一伊朗语系中的伊朗支系与印度支系部落曾经在众多地区发生激烈争斗，这是两个支系语言民族在迁徙过程中发生的内斗。吠陀文化中的魔鬼阿修罗（Ashuras）就是琐罗亚斯德教神祗阿胡拉（Ahuras）；印度教神祗德瓦（Devas）就是琐罗亚斯德教阿胡拉神的敌人。吠陀语言部落民族并非最早到达南亚地区的印欧语言民族；古典梵语的源头并不是吠陀语言，而是另外一个印度一伊朗语言民族，他们到达印度的时间甚至早于吠陀人。争夺印度北部地区统治权的战争在多个印欧语系中爆发，并且记载在《梨俱吠陀》中。另外，吠陀经典中所谓扁平鼻子的达萨人和达修人也非印度土著居民，他们只是比吠陀人到达的时间更早。达萨人和达修人有可能是印欧语系民族的一支，也有可能是来自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考古群的居民，那个地区是印欧人向南亚迁徙的中转站。因此驾驶战车的吠陀人在向南方迁徙过程中曾经在巴克特里亚一马基亚纳农业及非印欧人区域驻留，他们可能在那里接受部分词汇，甚至接纳部分居民即达萨人和达修人。最合理的推论是，印欧语系的一支从中亚进入南亚并带来他们的物质文化包括马车文化。他们在中亚曾与伊朗语的一支征战并决裂，在进入印度平原后继续分裂为不同世系。他们之间的战争与和平、分裂与重组，成为印度古代史诗的题材。
出走的印欧民族
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印欧语言学研究占据着重要地位。自18世纪诞生以来，它与其他近代学科并肩发展。其中，曾经开拓印欧语系语言学家视野的、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石的生物学成为当代生命科学的主流；从印欧语言学衍生的人种学最终失去了科学的外衣及其在学术界的信誉。同时语言学家追踪印欧语言发源地的研究促进了对生活在广袤的欧亚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研究，他们与考古学家携手证明游牧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欧语言学的发展及其对印欧语系民族起源的研究表明，语言学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相互参照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前沿，当代历史学家应当充分利用印欧语言学及考古学的优秀成果，深入探讨人类历史上的重大课题，比如生活在森林、草原、农业等不同生态区域内各群体之间的迁徙运动及其相互影响。与此同时，印欧语系语言学家需要与研究其它语系的语言学家合作，因为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以及历朝历代入侵、占领农业地区的民族并非只有印欧语系民族。其中源自亚洲北部操阿尔泰-通古斯语言的各民族在历史上不断向东南迁徙，最终把印欧语系民族推出中亚大地。
作者：刘欣如 来源：《历史研究》 , 2011 (6) :156-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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