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怀与补贴

热烈的舆论，最终指向的都是国家财政补贴。

这一波芯片呼吁中，很大一部分是业内人士，这中间，有真诚的情怀。科学家、理工科知识分子往往都有这种情怀。随着社会化分工与科学的进步，科学涉及到的资金越来越多，需要国家提供巨额支持，某种程度上，这使得理工科知识分子更加倾向国家主义，呼唤国家投资。

不过，还有很多情怀背后，是对补贴的贪婪。面对任何“为了国家利益”的话语，都要把国家这个词拆分为更多、更细、更具体的概念，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被国家二字所掩盖的事实与真相。国家去高端产业赚钱，这句话并不精确，实际上，不是国家，而是芯片行业、行业精英赚到更多的钱，而老百姓为此做前期的风险投资。

不难发现一个现象，市场中的企业家一般不会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基于财政预算的，则会显示出家国情怀，甚至通过公关定位，给自己加上意识形态色彩。这相当于在意识形态上“大到不能倒”。

但是，无论哪种情怀都忽略了出钱的主体：老百姓。

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除了热血沸腾的情怀，在现代意义下，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国家的任何决策，公民都必须承担起代价。国家要打仗，你就要失去自己的儿子或者孙子，国家要投资芯片，你就要多交200块的税，或者少200块的医疗。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多，但是要花钱的地方却不只这一项，教育、医疗、国防、基础设施建设、扶贫、旧房改造。

1970年，赞比亚修女Mary Jucunda 给NASA的Ernst Stuhlinger博士写了一封信，信中修女问：目前地球上还有这么多小孩子吃不上饭，他怎么能舍得为远在火星的项目花费数十亿美元？Ernst Stuhlinger博士回了一封后来被命名为《为什么要探索宇宙》的信，耐心解释。

一艘火星飞船能让多少孩子吃饱，一块芯片能救多少个白血病孩子，这样的问题，应该问，必须问。正是这样的问题，才能遏制国家主义、盲目探索世界的情怀。然而，一个美国人能为自己国家的预算向一个非洲修女耐心的解释，但现在，情怀似乎要压倒一切。

这种情绪化的舆论推动的公共预算，并不是国家之福。少数人喊出的国家利益、星辰大海，并不能压倒科学、审慎的多方讨论与权衡。更何况，正如前面所说，目前很多概念都是故弄玄虚夸大之词。

文/刘远举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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