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其对中国经济战略的一部分，特朗普政府拒绝将中国划分为“市场经济国家”，这是中国在加入条约下已经声明了的权利。 “中国制造2025”为了中国的利益而获取外国技术的蓝图震惊了国会中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都在考虑扩大美国对外投资委员会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其中涉及外国参与者的兼并和收购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经济制裁是第二次冷战时代另一种大国对抗的手段。就俄罗斯而言，美国的制裁政策侧重于迫使俄罗斯和外国个人和公司为其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的政策受到惩罚。美国财政部的外资控制办公室监督针对俄罗斯金融，能源和国防部门等的制裁。特朗普希望与俄罗斯改善关系，但俄罗斯与美国在ISIS和其他共同威胁方面的合作，受到2017年夏季国会颁布的对俄罗斯更严厉的制裁措施的阻挠。
第二次冷战中没有世界大战，马列主义的激进思想在地缘政治竞争增加了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和英国建立了一种临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联盟，包括白人至上的德国与日本帝国主义者（Japanese imperialists）。而第一次冷战时期则分化为共产主义国家和反共产主义国家。
有人认为第二次冷战涉及全球意识形态的斗争，即自由资本主义与新威权主义的较量，而普京和特朗普都是新威权的象征。这种论点的一种说法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是支持“基于规则的自由全球秩序”，以及各种各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或经济民族主义，他们之间也存在竞争，而新的“北京共识”则对政治和经济自由造成威胁。
这是没有说服力的。美国的盟友包含了埃及的军事专政，沙特阿拉伯的君主专制政体。普京的强人政治更像是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而非中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出现类似中国建制派的裙带关系的时期，是在克林顿和布什执政期间，而非民粹主义的外来者特朗普时代。
应该从宏大的历史视野看待今天的冷战。其前身第一次冷战是二十世纪的第三次世界大战，通过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经济战争和意识形态战争间接地进行的，因为传统战争和核战争的高成本阻止了直接的军事冲突。
1914年至1989年间的世界大战，起源于德国和俄罗斯对欧洲控制权的争夺。欧洲霸权对柏林和莫斯科来说都是必要的，它们可以把国家从单纯的地区力量转变为超级大国，其规模可以与美国竞争。
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目标是统治欧洲。而希特勒更激进的选择是一个巨大的“种族纯粹”的民族国家，“雅利安”先驱定居在东欧和俄罗斯的一个新的农业中心地带，斯拉夫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从此种族灭绝，这是对美国的一种嘲讽。
1945年以后，苏联凭借其在欧洲东部的霸主地位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征服了德国。如果没有东欧（包括东德）技术人员和产业，仅俄罗斯即便包括苏联从沙俄继承的外围国家，也可能只是一个区域强国。如果西欧富裕但弱小的国家，特别是西德可能被吓倒成为中立国，苏联的经济基础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这反过来又可能允许西欧的贸易和投资进一步加强苏联的实力。
虽然柏林和莫斯科的雄心勃勃的精英分子是前三次世界大战的煽动者，第二次冷战是当代唯一的全球大国：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追求无限制的全球霸权，以及中国和俄罗斯对其的抵制造成的。
“进攻现实主义”是米尔斯海默推行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变体，认为在一个没有主权的无政府主义世界中，国家将倾向于尽可能多的积累相对权力。大国永远不会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和安全。俗话说“最好的防守是好的进攻，”或者如梅·韦斯特的观点是:“好东西多多益善。”
纳粹德国力图成为超级大国就会演变为赤裸裸的侵略，与疯狂的种族主义阴谋论分不开。但像弗里德里希·诺曼和马克斯·韦伯这样的德国自由主义者支持德国的霸权，这个中欧集团可以在二十世纪对美国人，英国和俄罗斯帝国保持自己的地位。如果方案的另一端是德国和欧洲对盎格鲁撒克逊人或俄罗斯人的臣属，那么德国对欧洲的征服就可以合理化为一种自卫。
现在我们知道，二战后斯大林没有侵略西欧的计划。根据马列主义的理论，他认为德国和日本的最终复苏将引发新一轮类似前两次世界大战的资本主义内部战争。苏联要坚持扩大共产主义集团的机会，并准备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这可能会会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开始，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影响力的机会性扩张是预防性的。
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毫不犹豫的将北约扩张到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边界，作为美国未来可能对俄罗斯的对冲方式。我们同样没有理由怀疑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官员真的认为消灭萨达姆、卡扎菲和阿萨德，并在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扶持亲美统治者将改善美国的安全。同样的道理也可以解释，美国为什么要继续成为东亚无可争议的军事霸主，而不是中国。
一个国家认为这是预防措施，其对手则视之为侵略。这就是米尔斯海默所说的“大国悲剧”。正是在这种悲剧性的背景下，美国对全球霸权的追求必须被审视。毫无疑问从莫斯科和北京的角度来看，华盛顿在自我保护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作法，和美国努力包围和遏制俄罗斯和中国是一致的。
未来的历史学家可能认为，把看似无关的美国政策主题（包括北约扩张，美国中东战争，支持“颜色革命”、以及急于“锁定”自由贸易规则等等）联系起来会形成是一种感觉，即美国在享受美国价值观和利益的世界秩序方面只有短暂的机会窗口，中国的长期崛起以及西方财富和权力的扩散，正不可避免的削弱美国的影响力。那些将当代中国与20世纪的德意志帝国相提并论的人看走了眼，当代中国更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沙俄：巨大、耐心和逐渐现代化。而美国的所作所为则和德意志帝国一模一样，德国精英们担心俄罗斯财富和权力的增长使德国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他们只有很短的时间来实现欧洲霸权。
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中国实力崛起的担忧，促使美国几届政府匆忙采取草率行动，以巩固全球的“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在过去的30年里，那些想要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努力都失败了，美国的时间不多了。
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第二次冷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第一次冷战后争夺全球霸权，并招致了中国和俄罗斯对它的抵制。我的第二个论点是，如果美国将胜利定义为克服抵抗、特别是克服中国的抵抗以实现美国的全球霸权，那么美国在第二次冷战中将被击败。
根据那些“新冷战斗士”的言辞，美国的目标应包括以下几点：中国接受美国对东亚的永久统治; 中国接受没有其参与的、由美国及其欧洲和亚洲盟友起草的世界贸易规则; 俄罗斯默许美国和北约在其边界永久存在，并把克里米亚还给乌克兰。
无需争辩，看这些地缘政治目标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些目标无论好坏都不可能实现。让国家参与不能完成的任务必将导致失败的屈辱。让我们仔细研究美国主流外交政策的这些目标：
1）中国接受美国在东亚的永久军事霸权。
在20世纪90年代的冷和平20年期间，美国的外交政策专家有时可能会听到说，尽管中国人可能会抱怨，但他们最终会默认美国在东亚营造的和平，因为它为他们服务商业利益或阻止了日本的军事化。
去年11月，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的中国圆桌会议上总结了美国自由霸权主义的中国战略，放弃了理想主义面具:：
“我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做得很好，但你不能用你的军队来扩大你在这个地区的权力地位。这公平吗？不。这正义吗？不。我们有门罗主义而你没有。这就是它的方式，我很抱歉……我们遏制中国，中国人认为我们正在遏制他们。”
在1997年，至少可以相信中国和日本和德国一样，可能会接受美国的保护，并且专门成为出口导向型的民间力量。这种信念在今天是妄想。
美国在东亚的永久军事霸权是不可能的。鉴于中国的权力和财富持续增长，唯一的现实选择是中美在该地区开展一场包括其他地区大国的军事对抗，或者是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下降后中国的地区崛起。
从美国及其盟国的角度来看，与中国进行长期的低烈度对抗，可能比美国对中国势力范围的默许（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邻国对中国的绥靖政策）要好一些，区域性的权力框架无法实现，但接受一个两极分化的东亚（包括美国不挑衅性中国的缓冲区），就标志着美国要从冷战后的乐观情绪中抽离出来，不再期望中国作为美国主导下的亚洲和世界中的平民贸易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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