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接受美国及其盟友在没有其参与的情况下起草的世界贸易规则。

第二次冷战的另一个受伤者是全球“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如果这些规则是由美国及其盟国在TPP谈判过程中起草的，中国将被排除在外。奥巴马政府声称，为了参与TPP和TTIP将创造的跨国市场，中国可能会被迫采取更自由的规则，这是荒谬的。

首先，TPP主要由美国和日本组成，这些国家已经与中国经济有着深厚的联系，还有一些小型经济体，这些经济体也与中国存在大量贸易。至于跨大西洋TTIP，美国和欧洲渴望接触中国劳工，消费者。

在二十一世纪初，美国、欧洲和日本在没有中国参与的情况下“锁定”中国，并迫使其数十年或几代人都服从贸易和投资规则，这根本就是一种幻想。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在未来十年左右的某个时候，它很可能会在其他领域超过美国。尽管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变的增长速度将放缓，但中国将保持比美国或其欧洲和亚洲发达国家盟友更高的增长速度。

根据普华永道估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2050年将达到58.5万亿美元，而美国的这一数字为34.1万亿美元，日本仅为6.8万亿美元。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和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能仍将比中国高，其人口构成中产阶级消费者和工人的比例也会更高。但只有对中国实施挑衅和恐吓才能抑制其经济的稳定增长。

2015年，当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竞争对手时，奥巴马政府向美国的盟友施加压力不要参与。尽管如此，英国还是带领欧洲国家与亚投行的合作。正如新加坡的基肖尔马布巴尼当时在一篇题为“ 为什么英国加入中国银行是美国衰落的迹象 ”的文章中写道的那样，

“美国无法再主宰世界历史。新大国崛起了，与大多数其他中等国家一样，英国人决定对冲他们的赌注，同时与中国以及美国开展合作。这也是一个生存问题，如果伦敦不服务于中国崛起的金融和经济，它可能会在21世纪中陷入困境。因此，英国人别无选择，只能与中国合作。”

对背信弃义的阿尔比翁来说，真正的真理也适用于大多数美国的军事盟友，不要指望美国的欧洲盟国牺牲他们与中国在商业关系中的利益，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不会立即威胁到他们，他们曾经度过苏联红军占据半个欧洲的冷战期间。中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旨在把远在西欧的国家整合到一个新的泛欧亚经济体系中，这一倡议注定会在欧美经济联盟中被逐渐接受，因为欧洲国家自身的经济利益，以及其海外市场和海外劳动力市场的萎缩或缓慢增长。

3）俄罗斯默许美国和北约在其边界的永久军事存在，将克里米亚送还乌克兰。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边，美国也可能被迫从冷战的目标中羞辱的退出，因为目标目前无法实现。

作为在柏林墙倒塌后争夺全球霸权的一部分，美国宣称“势力范围”的观念已经过时。2013年奥巴马的国务卿克里宣布：“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真的吗？ 公平竞争？ 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抵达俄罗斯边界是合法的，那么俄罗斯的新基地是否也可以接受呢？美国是否可以不反对中国和墨西哥结成军事同盟，让中国在美墨边界建设军事设施、让中国军舰在墨西哥湾挑衅性自由航行？ 美国的所有邻国，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曾被美国入侵过，因此中国可以声称其建立北美军事联盟纯粹是防御性的。（注：哈哈哈哈）

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美国都会发现“势力范围”是个好工具，美国全球霸权的倡导者经常将大国之间的非军事化区域与垫脚石之争等同于征服。作为避免冲突的一个技术手段，像比利时和瑞士这样的非军事区和中立国家在国际外交中一直很重要，十九世纪的美国和英国作为军事竞争对手，在俄勒冈地区分享了几十年，使大湖非军事化并就“中美洲运河”开展合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丘吉尔向斯大林建议，苏联战后应该在罗马尼亚获得90％的影响力，在保加利亚获得75％的影响力，而英国将与莫斯科分享对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影响力，并拥有对希腊90％的有影响力。造成第一次冷战的原因不是苏联人在1945年后的边界附近缺乏进攻力量，而是他们在整个东欧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加上其高度的军国主义和反西方外交政策。

美国通过尊重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保持冷战初期的低调，拒绝在红军击溃德国、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乱时进行干预。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肯尼迪政府坚持要求苏联撤出古巴的核导弹，并同意从苏联边界附近的土耳其移除北约导弹，从而解决了僵局。

美国和它的欧洲盟友实际上已经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承认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俄罗斯不可能将克里米亚送还乌克兰，好比美国把德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归还给墨西哥。乌克兰代理人战争的任何长久解决，将基于对亲俄罗斯地区的部分协商自治和乌克兰的整体中立化。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政治制度里，俄罗斯和中国都不可能接受美国在其边界附近的军事设施和行动的合法性。在东亚除了持续冲突的唯一选择，就是协商中立和权力分享。

在“失败”迫使我们这样做之前，美国应该放弃冷战之后注定的全球霸权，并不再挑起第二次冷战。应该像哲学家约翰·格雷所描述的那样，在不同社会背景下按不可类比的价值观划分地缘政治的不同版本，或称为“暂行架构”（modus vivendi）。

一个全球性的“暂行架构”可能会有一些过去在大国协调和外交方面熟悉的特点。会有军控的企图，但不是完全的裁军，因为每个大国都有权维持对其防御至关重要的基本武装力量。

在新的“暂行架构”中，势力范围和非军事区将成为外交谈判的合法对象，以减少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小国和弱国可能会因其独立性的限制而感到不安，因为这种协议是强加的，但在一个无论国内政府模式如何、总是基于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支配的世界中，这种不适无法避免。

在经济政策方面，有一个实用方法来代替无法实现的宏伟设计。全球经济是不可能由一套单一规则（自由主义或其他方式）来管理的，在各种情况下和发展的各个阶段水平下，所有国家都从未采用过单一的经济模式。

在冷战时期，美国，社会民主瑞典，法国，经济民族主义日本，实行进口替代的保护主义拉美国家和中东封建撒克逊政府成为地缘政治盟友。在冷战结束后的一代中，所谓的支持自由资本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一直被东亚成功国家所忽视。华盛顿共识不会被北京共识所取代，而会被经济多元化所取代。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发现他们的国家经济利益更适合双边主义和小众主义，就没有理由对放弃全球经济单一规则表示惋惜，这个乌托邦的吸引力从来没有超出技术专家，游说者和学者的狭隘圈子。

至于价值观，美国人不需要成为道德或文化相对主义者。个人和私人组织可以改变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无论是以后现代世俗自由主义或福音派新教的形式）， 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并不需要美国政府把拒绝分享它们的国家视为非法政权。

简言之，当真正的美国利益和有益的同盟关系处于危险的时候，美国应该对中国、俄罗斯或任何其他国家进行有力的防御。但把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对手们拒绝“美式和平”(Pax Americana)划等号是愚蠢的，美国的盟友们不太可能为捍卫美国的利益而努力，只有平衡其资源和承诺，美国才能帮助世界从新冷战回到新的冷和平。

原载于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18年5-6月号，译/学术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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