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法律如果难以执行，就应及时废止，否则法律的权威将逐渐丧失，民众对法律整体的信任也将被不断侵蚀。

1920年1月16日，宪法第十八修正案正式生效实施。此前一天，全美各地大城小镇道路上的运酒车络绎不绝，人们争相购买、囤积各种酒类，赶在禁酒法生效前的最后一刻把酒运回家收藏。当天晚上，很多繁华都市的街道都空无一人，人们都聚在家里或酒馆里，举行最后一次合法的“告别酒会”。一位国会参议员在晚餐会上举杯说：“今天晚上是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前夜。”这番话引来了热烈掌声。

漏洞百出的禁酒法

禁酒法实施初期，大批酒馆、酒厂被关停，众多享有盛誉的名酒和著名酒馆就此关门歇业，附属于酿酒业的葡萄园遭遇灭顶之灾，被铲除或改种其他作物。俄亥俄州当年曾是酿酒业葡萄园播种面积超过加州的地区，在禁酒法实施后一蹶不振。酗酒的危害也得到一定遏制，有长期禁酒传统的“圣经地带”地区，禁酒成效尤其明显。1921到1922年，全美人均啤酒消费量减少90%以上，烈酒和葡萄酒的消费也大幅下降，酒精中毒引起的疾病与死亡随之减少。此后，被禁酒法逆转的酗酒问题开始猛烈反弹。

酒精除了饮用，还是重要工业原料和医疗用品，因此，禁酒法允许医生为了医疗用途使用蒸馏酒精，规定持证医生出具许可证后，可以给病人开具限量的酒精。对于遍布全美的大医院小诊所来说，严格监管是不可能的，大批人通过医生滥开的酒精处方过酒瘾。禁酒法实施仅7个月，芝加哥一地医生就开出30万份假处方。美国报纸曾惊讶地报道说，如果医生们滥开处方，美国政府的威士忌库存在一年半后将全部耗光，财政部一位官员揶揄说，消耗太快是因为库存威士忌“蒸发了”。

禁酒法允许加入有毒物质后生产工业用酒精，1920年美国工业酒精年生产量2800万加仑，五年后上升到8100万加仑，当时全美共有30多个工业酒精制造厂，这些工厂都需要执法人员监管，但天知道有多少酒精在添加有毒物质前就被偷着卖掉了。

禁酒法并不禁止个人在自己家里生产、储藏供自己饮用的苹果酒和含酒精果汁，允许个人在家与亲朋好友饮酒，并规定除非贩私酒的证据确凿，执法人员不得搜查私人住宅。这种豁免性规定，为私人酿酒开了口子，当大批合法酒厂关门后，地下酿酒业开始兴起，私酒贩子各显神通，以五花八门的形式制造出大批良莠不齐的私酒。

加利福尼亚和纽约州的葡萄园大批出售桶装葡萄汁，只要花少许时间放点蛋糕酵母进去，一桶葡萄汁就能变成葡萄酒。意大利和希腊裔美国人还充分发挥本民族善酿葡萄酒的传统，成车买进葡萄，用地中海传统工艺榨出汁液制酒，这些私酿葡萄酒当然不会只供家庭饮用，大都流向黑市。地下作坊造的黑酒品质参差不齐，甲醇、甲醛等有毒物质超标是正常现象，很多无良商人还趁机掺杂使假，每年喝了假冒伪劣地下私酒而一命呜呼或致残的人，难以计数。

禁酒法规定酒精含量不超过0.5%的饮料是合法的，很多人就从这个0.5%上打主意。当时出现了一种叫作Near Beer的啤酒，酒精度刚好在0.5％以下，酒徒们买来这种啤酒，再用针管注射一定量酒精进去，就能得到和真啤酒口感差不多的饮品。一些商人出售调配好的浓缩葡萄汁，出售时酒精含量符合法律标准，但商家承诺30天后，这种葡萄汁经发酵就能变成葡萄酒。还有的精明商人把葡萄干和酵母搭配在一起打包出售，并在包装上加上醒目的提示：这包葡萄干如果被放进装有一加仑水的密封罐中，20天后您可能违法！

与种种法律漏洞相比，执法力量不足，是禁酒趋于失败的致命原因。从总统沃伦·哈定到大批内阁部长和国会议员，私下里都是酒类爱好者，哈定总统自己就经常偷着在白宫喝几杯，很多人是迫于外部压力违心赞成禁酒。当禁酒法实施后，这些人就暗中作梗，白宫与国会尽力削减禁酒局的规模和预算，司法部拒绝承担禁酒执法职责，禁酒局只能设在财政部。踌躇满志的禁酒运动领导人韦恩·惠勒曾乐观估计，只需1500人，年度600万美元预算，就足以完成执法任务。

从1921到1926年，国会每年拨给禁酒局的年度预算在600万到1000万美元之间，这点钱很难维持3000多禁酒局特工的正常工作。有人做了简单计算后挖苦说，如果派禁酒局全体特工到海岸线和陆地边界线去执法，那么每个特工至少要负责巡查12英里海岸、12英里海港、12平方英里森林以及12平方英里的沿河陆地。特工的薪水不高，大多数人的年薪在1200到2000美元之间，而同一时期美国人均年收入2000美元，这显然不可能吸引来优秀人才。

禁酒时代的副产品——黑手党崛起

饮酒本是一种人类延续数千年的传统生活方式，但美国激进的法律却将其规定为犯罪，这反而激起很多以前并不饮酒的人以身试法的欲望。

在禁酒时代，路边秘密酒吧、浴室、地下餐馆取代过去合法的公共酒馆，开始偷着出售酒类，私人住宅里，混杂各种酒类的鸡尾酒会日益流行，越来越多的人以蔑视的姿态挑战禁酒法，从而出现很多以前没有的饮酒习惯——很多人观看美式足球赛时，屁股后面会公然插上一瓶酒；人们在浴盆中边洗澡边喝酒成为20世纪20年代流行一时的风尚；一战前，酒馆主要的顾客是男士，但从禁酒时代开始，女士也成为秘密酒吧的常客。

从执法部门公布的非法酿酒案件数量来说，1923年比1910年增加了3倍，醉酒被捕的人数从30多万增加到53万多，美国人均啤酒消费量虽然比战前下降7成，酒精总体销量却成倍增长，烈酒消费量上升10%。禁酒法消灭了合法的酿酒和酒类进口贸易，但在巨大的市场需求前，法律仅仅提高了酒类交易成本，巨额利润刺激着犯罪组织和犯罪活动踏入私酒市场。

大酒厂被消灭后，市场供应一时大为减少，但很快地下作坊就冒出来填补市场空白。酒徒们很快发现，酿私酒下本小，获利大，投资回报快，利润非常丰厚。只消花6、7美元，就能从五金店或杂货铺买到加工蒸馏酒的工具，建一个比较大的蒸馏酒加工厂，也只需区区500美元投资，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两个多月的工资。而工厂投产后，据估计只需4天就可收回成本。此外，从国外走私酒也成为极有赚头的产业，纽约州一个大型黑帮用快艇从加拿大走私酒，一度控制80%的加拿大产烈酒。

禁酒运动当初宣传禁酒的论据之一，就是指责移民工人臭名昭著的酗酒习惯与美国传统反酗酒文化格格不入，并鼓吹禁酒有助于东南欧移民加速融入美国主体社会。但禁酒时代开始后，大批新移民投身到有利可图的地下私酒行当中，不但强化了自身身份认同，还拉拢传统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下水，成为酒精饮料的忠实消费者。

在纽约私酒贩子中，有一半犹太人，1/ 4意大利人，另1/ 4是波兰和爱尔兰移民。意大利人特别擅长制售私酒，他们按照地域和老乡关系严密组织起来，西西里、那不勒斯和萨丁岛的黑手党给意大利人提供了现成的组织，他们还借鉴和学习了工会组织的运作手段和程序，严格划定地域、瓜分市场，“闷声发大财”。

当时的芝加哥是首屈一指的犯罪之都，这里是意大利黑手党的地盘。在腐败的“大比尔”·汤普森（比尔是英文钞票bill的谐音）市长统治下，从1920到1924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的黑手党教父约翰·托里奥在芝加哥建立起庞大的私酒帝国，他此前是经营妓院、赌场收保护费的，现在敏锐意识到，贩私酒比赌博、卖淫来钱更快。托里奥买通了各级执法机关和政府官员，按照所有官员的级别向他们行贿，操纵所有的选举，以外交手段解决和爱尔兰黑帮的矛盾，尽力避免使用暴力，并在私酒贩子间公平有序地划分地盘。托里奥和芝加哥北部的爱尔兰黑帮达成君子协定，爱尔兰人卖威士忌，意大利人卖啤酒，彼此从对方收益中抽成。仅第一年托里奥的私酒产业经营规模就不下3500万美元。

托里奥的酒业帝国产供销一条龙，运转得井然有序。1925年，托里奥在一次伏击中身受重伤大难不死后，决定金盆洗手、急流勇退，将生意交给当过自己司机的接班人艾尔·卡彭打理。托里奥带着3000万美元（约合现在的10亿美元）回老家意大利避难。此前从未有人能通过干黑社会挣到这么多钱。

卡彭接手芝加哥黑手党后，通过一系列黑帮火拼打败爱尔兰帮，使芝加哥黑手党成为当年美国最大的地下犯罪组织。卡彭行事高调，拥有700到1000人的武装打手，不下1万家地下酒吧，牢固控制着芝加哥地区的私酒和赌博、妓院行业，整个犯罪帝国的年营业额超过1亿美元，1927年仅私酒收入就高达6000万美元，每年卡彭光打点各级官员和警察就能花掉不下1000万美元。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美国的禁酒令为何反而滋生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