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随着中国政府在欧洲政治影响力的日益增长，欧洲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及利益遭遇了重大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欧洲应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挑战？针对这一问题，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GPPI）与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于2018年2月合作完成了报告《威权主义的推进——对中国在欧洲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力之回应》（Authoritarian Advance——Responding to China’s Growing Political Influence in Europe）。报告首先介绍了推动中国在欧洲政治影响力活动的动机目标以及其中的各种参与者。其次考察了不同参与者在欧洲政治和经济精英、媒体和公众舆论以及公民社会和学术界三个特定领域实施政治影响的具体途径与方式。第三部分着眼于中国在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影响，以说明在中国政治影响力继续加强的背景下，欧洲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份报告在最后提出了欧洲应对中国政治影响力的发展可以采取的直接措施。由于报告篇幅较长，本文在编译过程中仅提取了其中的主要观点。
中国在欧洲迅速增长的政治影响力及其对威权主义理想的自信推动，正挑战着自由民主体制以及欧洲的价值观与利益。然而与俄罗斯相比，中国政府在这方面所受到的审查则要少得多，欧洲忽视了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给自己所带来的危险。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中国共产党旨在战略性地构建全球影响力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势必会比克里姆林宫的影响更加深远。
该报告首先对中国在欧洲推动其政治影响力的动机、目标及参与者进行了分析。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欧洲寻求政治影响力有两个动机。首先，它寻求确保国内的政权稳定。其次，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将其政治理念呈现为一种有竞争力的、优越的、政治和经济治理模式，并向越来越多的第三国提出。
在这些动机的驱动下，中国政府追求三个相关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在特定问题和政策议程上（如在欧盟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或承认中国的南海领土主张），争取欧盟成员国等第三国的支持。这包括在欧洲政治家，企业，媒体，智库和大学之间建立稳固的网络，从而为中国的利益创造一系列积极的支持。第二个相关目标是削弱西方在欧洲内部以及大西洋两岸的团结。北京方面早前就意识到，将美国和欧盟分隔开来对孤立美国至关重要，它将更广泛地对抗西方的影响，并扩大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第三个目标更具系统性，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加积极的全球观念，将其政治和经济体系作为替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可行选择。
该报告指出， 中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是由中国体制内的一系列不同的参与者推动的。大多数时候，参与者都是相互补充的，但他们也可能产生摩擦或有不同的优先顺序。第一组参与者由政党和国家组织组成，重点是赢得欧洲的政治精英。外交部利用官方的外交政策渠道，通过当地的中国大使馆与外交人员联系，并准备官方访问和对话。第二组参与者围绕中国的全球投资，包括国家部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影响行动的第三组参与者包括与中国内部和外部宣传机构有关的组织。这包括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他们都负责宣传工作的实施，例如与欧洲国家建立媒体合作和论坛。第四组参与者专注于确定和潜在地拉拢学者和记者来提升中国的地位。包括国家安全部(MSS)、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简称MSS)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等国家智库在内的各种机构都在推动这一做法。第五组也是最后一组参与者关注影响海外华人社区。这项工作主要由统一战线工作部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协调。
该报告进而分析了中国影响欧洲的途径。中国有一组全面且灵活的影响途径。这些影响途径既有隐蔽的，也有公开的，主要部署在三个领域：政治和经济精英，媒体和舆论，以及公民社会和学术界。中国在这三个领域的努力都是针对所有欧盟成员国以及欧盟的近邻的。然而，在更小的或经济政治上更脆弱的国家，这种影响力的积累尤其迅速。在这些国家，中国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更迅速地取得成果，并转化为政治杠杆，有助于破坏欧洲的统一。
1）政治经济精英——中国通过经济投资建立政治影响力，并与愿意打破欧盟统一的领导人保持一致。
首先，中国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越来越多地通过承诺填补投资空白以换取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支持，从而影响欧洲国家的政策制定。这促使一些欧洲政治精英打破欧洲对华政策，并在关键问题上与北京保持一致。
其次，中国对其政治模式的竞争力越来越有信心，为自由治理和欧洲合作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在没有政治自由化的情况下，中国利用其经济模式的成功，吸引了欧洲部分地区的非自由派精英和欧洲怀疑派领导人，并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官和政府首脑之间的高层交往频繁。
第三，中国为影响欧洲各国政府人事决策所做的努力。中国政府支持对中国友好的官员，并聘请欧洲前政治官员为中国政府主导的行动提供服务。
最后，以一种更为“传统”的方式，中国政府继续以冻结政治或经济关系的方式报复那些庇护达赖喇嘛的欧洲各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下，冻结政治关系与冻结经济关系的手段并用。
2）媒体和公众舆论——中国试图通过购买现有媒体机构和建立新媒体来设定基调。
在媒体领域，中国加大了对欧洲舆论的影响力度。在这方面，一个有价值的工具是中国官方媒体在欧洲主要报纸上编写的付费插页。除了在读者中推广中国官方观点之外，这一工具还创造了金融依赖，可能会成为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的政治筹码，对内容有潜在的影响。
第二，中国各部委和媒体机构越来越多地寻求与欧洲媒体合作，包括建立官方媒体论坛和对话。在媒体合作方面，中国正在追求两个主要目标。首先，签署合作协议提供了交换内容的机会，并因此得到了由中国媒体在国外传播的新闻。其次，协议和论坛被用来传播中国的新闻概念。中国共产党要么巧妙地，要么公然地，试图将自己的另一种选择推销给新闻监督机构，而西欧以外的小国可以从中获利。
最后，北京还利用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促使电影和艺术行业的组织以及学术出版社审查自己的内容。这一战略的目标包括不同程度的新闻媒体、出版商和电影制片厂。其目的是改变这些外国机构提供的内容，要求其根据中国的审查要求进行调整，从长远来看，这种方法可以用来塑造外国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它的核心问题。
3）民间社会和学术界——中国提炼其软影响工具，以塑造欧洲思想库和大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
中国的国家行动者正日益积极地试图影响欧洲公民社会和学术界的辩论和言论自由，特别是在智库和大学。中国社科院等智库在人文交流的幌子下，聚集了中国和欧洲的高层官员和学者。卡斯商学院还成功地在欧洲开设了首家外国分支机构。
此外，中国驻欧盟使团等中国国家机构也越来越多地在布鲁塞尔组织和发起活动，在那里部署欧洲支持中国的游说者，以传播中国官方对欧中关系关键问题的看法。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中国投资者着眼于欧洲建立学术项目。
第三个工具是中国投资和塑造的学术项目。其主要建立在欧洲大学已经广泛的孔子学院网络之上。现在欧洲有160所孔子学院。在欧洲的孔子学院网络上，加上中国对专业知识需求的增加，中国知名大学现在正在海外投资项目。这些举措自上而下的性质，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政府加大努力向西方学术界输出威权主义价值观的担忧。
最后，中国驻欧洲国家的大使馆部署了第四种工具——中国学生和学者协会(CSSA)，他们在公共场合就政治敏感话题进行动员，以平息对中国政府在欧洲学术界的批评。
在扩大其政治影响力的过程中，中国利用了欧洲的片面开放。欧洲的大门是敞开的，而中国却在严格地限制外国想法、机构与资本的进入。这种不对等的政治关系在欧洲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欧洲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先发制人式的服从”来调整政策，以讨好中方。欧盟与欧洲邻国的政治精英已经开始欣然接受中国的言论和利益，甚至包括那些与国家和/或欧洲利益相冲突的利益。欧盟的团结遭受到了中国分治策略的影响，尤其是在那些保护和体现了自由主义价值观与人权的有关方面。
从自由民主的角度来看，与中国互动的所有领域都可能存在问题并且需要审查。毕竟，中国的政治模式是建立在一个威权政权的基础之上，其目的是在国内强化一个极度狭隘的监控状态，同时也在输出——或至少试图推广——其在国外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从而，今天，欧洲与中国互动的所有领域都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该报告接着以澳大利亚为例，指出了这种政治操作可能对欧洲未来的政治影响。
澳大利亚政府在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中国不仅与澳大利亚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还与澳大利亚的政治舞台建立了深厚的金融联系。从澳大利亚的证据推断，中国未来对欧洲政治精英(现任和前任官员)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虽然中国公开支持欧洲一体化和统一，但其将越来越多地寻求利用投资关系，推动单个欧盟成员国打破欧洲对华政策。如果继续不加抑制地投资，未来几年这些可能会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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