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典的膳食是由巴黎马克西姆餐厅供应。菜肴食品的烹制和递送全由巴黎来的165位厨师、面包师和侍者来承担，所用的松露、鹅肝酱、江鳕、小牛肉等佳肴全从法国运来。”
壮丽的表演和庆祝会的花费估计约为两亿美元。《时代》杂志称之为“整个历史上最盛大的狂欢会之一”。
1971年10月，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盛会
被黑纱笼罩的王国
出乎国王的意料，极乐盛宴的八年后，表象稳固的巴列维政权就像“雪堆一样开始融化”。而他自己，则带着破碎的现代化梦想黯然踏上了流亡之路。
由于政治腐败和财富分配不均，城市享乐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占国家人口70%的农村人口并没有跟上改革步伐。白色革命中，大量农民工进城讨活路，看见了“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享乐生活，却只能蜗居在大片贫民窟中，向真主诉说自己的悲哀。
两个穿罩袍的女子和两个穿连衣裙姑娘走在一起。
为了消灭文盲，国王也曾让军人组成扫盲队，到农村教大家认字。然而在宗教势力顽固的乡村，下层女子受教育程度反而降低，因为保守的父亲觉得让女儿和男生一起上课难以接受。他们说：“一个男的来教我们的女孩，休想！”
1978年，当一名记者问一个戴着面纱的商人妻子，是否希望有更多的自由，她答道：“像美国妇女一样吗？别人告诉我，她们有各种自由，但她们并不快乐，她们都要看心理医生。”
1979年，保守派女性穿着查尔德罩袍上街抗议
伊斯兰革命前，在伊朗工作的美国人已经达到4万名，还建起了当时美国本土外人数最多的美国学校，引来保守派对“殖民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担忧。
对外国人的优待同样惹恼了城市工人。美国人的薪水要高于为同一家公司做同样工作的伊朗人。在阿巴丹的石油项目中，只有美国人宿舍有空调，伊朗技术人员却要单独住在炎热的小屋。
1963年，两个美国孩子在伊斯法罕合影，受到民众围观。
1965年，德黑兰美国学校，学生们春游后回到学校。在1977年关停前，这里已经成为了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美国学校。William S Boom 摄
此外，秘密警察组织对左翼分子的打压让知识分子慢慢感到，娱乐盛行的目的就是“为那些对政治和社会极度失望的人民找到一种醉生梦死的办法，独裁者希望这类西方文化商品能培养愚民，让人不问政治。”
几乎每个人都有理由对国王不满。按照学者的描述，“伊朗一九七七年的情景，就象一群饿鼠吞噬一块肥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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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各种变革诉求以一种混乱的方式，被宗教的外衣缝合起来，一个近乎被遗忘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在千里之外指挥了反抗运动，让一个三千万人口的国家戏剧性地突然返回了中世纪传统。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国王听从美国大使的建议逃到海外。连伊朗报纸头条都用大字标题欢呼：“国王逃走了！”
1978年，焚烧国王画像的抗议者随处可见。
令人吃惊的是，霍梅尼的主要支持者就是女性。除了来自传统家庭的女性，也有一部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比如伊朗第一位女性法官艾芭迪。
对她们来说，参与革命与宗教无关，只是为了呼吁民主改革。一些中产阶级女性甚至把自己从头到脚裹起来，以表达与下层女性的团结，共同对抗国王。
1979年12月，美国驻伊朗大使馆门口，小女孩身上挂着霍梅尼照片，手里拿着玩具枪。
女性革命者持枪站在德黑兰街头。
就连在国外留学的女性也不例外。纳菲斯革命前在美国大学学习英国文学。就像上世纪70年代的许多其他知识分子一样，她参加了越战之后校园里的反美示威游行，并支持推翻“西方傀儡”巴列维的统治。
萨妮娜的父母也是反对国王的一员，据她回忆：“霍梅尼回到德黑兰，我的父母高兴地回到伊朗。在加州，纽约和欧洲的飞机上，充满了伊朗学生、左翼革命者，和伊斯兰教徒，他们都唱着革命歌曲，欣喜若狂，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
“当他们降落在伊朗的土地上时，我的母亲说，左派分子跪下并亲吻了停机坪，而伊斯兰教徒则欢呼安拉和霍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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