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Retrospect of Japanese Maritime Strategy 1867－1945
失落的模仿者：海上战略与旧日本帝国的兴衰

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吊诡的情节之一：一个被乔治·凯南称为拥有“与英国在大西洋地理位置相同特质”的欧亚大陆“滨外岛”（Off－shore Island），决意采取与伦敦相同的路线来发展其国家力量。它从英国引进包括实体军舰、造船术、训练体制和海军兵学校宿舍赤炼瓦（红砖）在内的各项器物制度，建军不过二十余年，就在海战中击败传统上的亚洲霸主清帝国，“在一个下午的时间里就令全亚洲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就此倒转”。紧接着它又与英国结盟，冒险攻击了占据欧亚大陆心脏地带（Heartland）、拥有世界第三大舰队的俄罗斯帝国，在一场漫长的攻坚行动（旅顺攻围战）和一次特拉法尔加式的奇迹胜利（对马海战）中歼灭并俘获了对手的18艘战列舰，迫使这个被麦金德视为“世界帝国在望”的庞然大物吐出其相当一部分扩张果实。而在取代俄国成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之后，日本迅速填补了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所言的“北太平洋大真空”，在华盛顿会议上被欧美强国承认为全太平洋的主要控制者和世界强国之一。

然而这一在不到60年时间里创造的“太平洋奇迹”，从巅峰走向崩溃甚至只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1941年12月开始向头号海上强国美国挑战时，日本可资依靠的包括世界第三大舰队、训练有素且富于攻击性的航母特混舰队（也许是当时的世界第一）、经营多年的中太平洋基地体系和专注一个战区的地理优势，战争初期也一度令美方节节败退、无力招架。但这一切在1942年夏天开始逆转，东京突然发现它正在经历的是一场前所未见的总体战争（Total War），不列颠帝国的历史范例和日清、日俄战争的经验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到1945年夏天宣告无条件投降时，日本不独丧失了辛苦养成的大海军，本土也从1867年以来第一次面临跨海入侵的威胁，宣告海上力量建设彻底失败。

可以把旧日本帝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之路概括为“模仿战略”：最初40年，它以英国为师，不仅在军舰购造、海军教育体制和海战理论方面统统学习英国，其关注大陆事务、竭力避免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出现的政策，也与英国塑造欧洲均势的手法颇有相似之处；至于日本在亚洲大陆的特殊地位以及“二战”爆发后倡导的“大东亚共荣圈”，则是对美国先借“门罗主义”建立区域霸权、随后以之为基础追求世界强国地位的学习。然而这种亦步亦趋的效仿在全新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意外的效果：在亚洲大陆，日本并没有成为如英国一般的离岸制衡者（Off－shore Balancer），而是因为独占性优势的诱惑、深深卷入大陆利益的争夺，结果不独分散了海洋能力提升所需的战略资源，还激起了美国这一外围强国的敌意。而日美两国因为经济形态、历史传统、核心利益乃至种族亲缘方面的巨大差异，已经没有可能像19世纪的英国和美国一样结成战略同盟并实现权益让渡。当日本在完全陌生的战略环境中，指望靠模仿战略再度博得一场“对马式胜利”时，失败的种子已经悄然埋下——战略毕竟是一种艺术而非匠艺。

“有限战争”：从日清战争到日俄战争

按照麦金德（Sir.Halford Mackinder）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中的看法，在16世纪以前的“前哥伦布时代”，海上力量（舰船）的机动性在影响世界事务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那一时期，游牧民族的骑兵和骆驼队从欧亚大陆中心的草原和沙漠地带出发，对围绕这一中心地带的大陆和近海岛屿（也就是所谓外新月形地带）构成威胁。而日本作为外新月形地带东部边缘的一个岛国，虽然也曾为元朝远征舰队的跨海入侵阴影所笼罩，但并未被彻底征服，一直处于置身事外的状态。到了19世界中叶，伴随着海上力量机动性为工具的“哥伦布时代”趋近尾声，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扩张到了东方。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Matthew Perry）率4艘“黑船”驶抵江户湾，要求德川幕府“开国”；第二年，幕府被迫与美国签订《神奈川条约》，嗣后又发展为对欧洲列强普遍开国的《安政五国条约》。至此，日本被强行纳入了世界体系。

当代日本战略学者江畑谦介曾经指出：“由于日本的领土100％为海洋所包围，不依赖海上交通就无法生存，因而日本之为海洋国家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但对于日本向海洋的开发到底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海洋与大陆究竟哪个才是日本的生命线，向来存在疑问。”这一描述概括了日本在地理上的两大特征：它既是海岛国家，又临近大陆。麦金德在1919年出版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将日本定义为“滨外岛”，他认为，滨外岛在本质上和外围海上强国（英美）属于一个集团，它们都反对像俄国这样的大陆强国独占欧亚大陆“世界岛”（World Island），所以日本很自然地具有发展海上力量、成为海洋国家的倾向。

地理上与海洋国家之间的亲近感，后来成为著名的“脱亚论”的渊源之一。这种倾向不难解释：日本虽然处于欧亚大陆的“滨外”，但和亚洲大陆相隔较大空间，如本州岛距朝鲜半岛就有161千米之遥；而整个日本东海岸只有少数平原，主要城市和人口集中带都是面向太平洋而不是亚洲大陆。从这个角度说，日本既和中国一衣带水，又与美国隔太平洋相望。不过无论是从历史传统还是安全角度而言，日本又不可能真正“脱亚”——它的四个主岛绵延1932千米，相当于美国东海岸从北到南的全部长度，整个海岸线长达27370千米，还有3900个近地小岛，最远部分到达北回归线附近。换言之，日本的海上防御区足有北大西洋加欧洲那么大，还要加上整个地中海。自琉球向南延伸的群岛链构成一个长长的新月形地带，靠近亚洲大陆最大的陆权国家中国的东侧；而由亚洲大陆延伸出来的朝鲜半岛突出在外，犹如一把刺向日本心脏的匕首：即使是出于自保，日本也必须时时关注亚洲大陆内部的权力分布。这种介于海陆之间的战略位置和历史传统，为日本采取模仿英国的“海洋中心”战略埋下了伏笔。

日本对英国的效仿和艳羡，一方面是因为后者同样身为“欧洲西部一蕞尔岛国”，却能“做到国旗翻处，万民钦仰；兵舰向处，无不慑服。数百年间，益国威于世界，其势至今不衰”，而这种局面完全是因为英国能“唯水师论之真理，橐龠应用、微妙操纵”（肝付兼行：“海战论序”）。对一个自然资源和人力极为贫乏、无从依靠原材料和市场的规模优势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这种范例显然极富吸引力。另一方面，英国从来没有放松对陆上事务的关注，它在欧洲大陆扮演着制衡者的角色，时刻警惕着有单一强国要独霸欧陆、对英国进行封锁或入侵，这也颇合日本西窥亚洲的传统。

“黑船”来日的第二年，德川幕府就在长崎设立海军传习所，聘请荷兰教官教授海军战术、炮术及航海要领。“王政复古”之后，明治政权延续了幕府的政策，继续致力于扩充海军、提升海洋能力。兵部省在1870年起草的《海军更张建白文书》明确表示：“皇国是一个被分割成数岛的独立于海中的岛国。如不认真发展海军，将无法巩固国防。”1883年，日本海军将假想敌正式确定为中国，开始实行“第一期对清军备扩张计划”，其中首期扩充计划为期三年，购买防护巡洋舰以下军舰13艘；第二期扩充计划包括外购和自建3艘安装320毫米巨炮的法国式海防舰“三景舰”，专门用来对付中国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从1881年到1887年，日本海军的经费增加了200％，到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行、预算审议权由内阁转交国会时，海军年度预算已经高达930万元，占岁出的11.7％。到1894年借朝鲜问题向中国启衅时，尽管联合舰队仍旧没有克制“定”、“镇”巨舰的有效手段（新锐的“富士”级战列舰刚刚开工），但在新型巡洋舰和速射炮的数量上已经占据优势。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海军建设完全复制了英国皇家海军的既有系统，从造船、人员训练到远航、后勤保障无不齐备，这也是日清战争日方海战获胜的主因。

日清战争甫一结束，日本马上开始了针对俄国的备战，兵锋直指正在借西伯利亚铁路把手伸向远东的罗曼诺夫王朝。1896年起，日本海军开始实施为期十年的“对俄军备扩充计划”，目标是一支建成拥有6艘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洋舰的一线舰队，所以也称为“六六舰队案”。“六六舰队案”的第一期内容为新购2艘15000吨的“敷岛”级战列舰，第二期为增购2艘15000吨级战列舰“朝日”号和“三笠”号，为确保技术先进性，所有这些军舰全都向英国船厂订购。加上更早时候完工的“富士”级，6艘各安装4门12英寸主炮的英式战列舰构成了日俄战争爆发前联合舰队的主力。此时日本陆海军军费支出已经占到年度预算的一半以上，到日俄战争爆发前的1903年，日本海军舰艇总吨位已经从1895年的6万吨增加到27.9万吨。1902年，东京还与英国缔结双边同盟，获得了对俄战争所需的政治保障。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日方才得以在1904－1905年短短一年半时间里取得可观的胜利，成为东北亚事实上的霸主。

日清、日俄战争的胜利，表面上可以归因于日本军事准备充分、指挥筹谋得当、国家上下同心、军人拼死用命等因素，而从战略层面看，最大的明智之处在于打了一场资源投入集中、目标清晰明确的“有限战争”。首先，一举投入全部海军，在主要战区建立区域制海，把注意力放在对敌方作战平台（舰队、要塞、海军炮兵）、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要点（要港、商埠、前进基地）以及陆军登陆地带周边海域的有效控制上，摧毁敌方的作战舰队并封锁其口岸。继而利用此种区域制海权，以相对较少的地面力量占领重要陆上目标（1894年时是朝鲜半岛，1904－1905年时是整个南满），实现阶段性胜利。到此时为止，对手将面临一种战略两难——如果他们不计损耗、投入足够多的兵力和装备，也许有希望在陆上逼退日军；但因为主力舰队已被消灭，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实施跨海迂回攻击，更不可能威胁到日本本土，实际上无论如何都没有希望达到完全的胜利。这种情况下，假如对手急欲减少损失，最保险的方案是谈判媾和、接受日本方面的要价，而日本则藉此达成战前设定的目标。

以日清战争为例，丰岛海战爆发后，大本营草拟了以争夺黄海制海权为主务、灵活机动的作战计划，预定以陆军在朝鲜进行牵制作战，联合舰队则在海上寻机歼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海和渤海制海权。第二阶段作战则视海战结果而定：如果海战胜利、取得制海权，则立即输送兵力在渤海湾登陆，在河北平原与中国陆军决战，攻占北京；如果未能取得制海权，但中国海军也不能控制日本近海，则派陆军击退朝鲜的中国军队，单独占领朝鲜；如果海战失败、制海权被中国控制，则在朝鲜前线执行攻势防御，先取得战术胜利、再寻机将部队撤退回国，加强本土防御。当联合舰队在大东沟海战中给予北洋海军以重创，使后者丧失机动能力后，陆军自可以长驱直入。

日俄战争的局面则要更复杂一些。东乡平八郎大将麾下的一线兵力和以旅顺港为基地的俄国太平洋舰队大致相当，但俄方在开战后调动波罗的海舰队自欧洲来援，倘若这两支舰队能够会合，日方即使有装备和人员素质之优，也很难断言一定可以取得正面交战的胜利。所以，夺取制海权的关键在于能否各个击破，抢在波罗的海舰队抵达远东之前先歼灭旅顺舰队。为达成此目标，日方可谓殚精竭虑，即尝试过奇袭和诱敌战，又实施了长期岸轰、沉船阻塞等效率不高的行动，其间还因为触雷损失了2艘战列舰，最后才由陆军在付出惨重伤亡（伤亡达6万余人）的情况下攻克岸上要塞，以陆基火力将港内舰只轰沉。至此，东乡终于能够集中力量准备与波罗的海舰队的决战。1905年5月27日，风尘仆仆的波罗的海舰队（此时已经改称第二太平徉舰队）在朝鲜半岛和九州岛之间的对马海峡与日舰遭遇，8艘俄国战列舰有6艘沉投、2艘被俘，战死、烧死和淹死5000余人，损失舰艇超过20万吨，而日军仅沉没3艘100余吨的鱼雷艇。俄国至此再也无心恋战，于当年9月在《朴茨茅斯和约》上签字。

应当承认，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实力和军事力量方兴未艾的日本而言，即使是实现这种“有限战争”的目标也是相当吃力的。早在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已经因为过高的军费开支陷入财政危机，陆海军军费在岁出中占的比例从未低于过45％；日俄战争本身的花费则高达18.6亿日元，直接导致日本国债从6亿日元上升到24亿日元，人均税负从1903年的5日元上升到1906年的10日元。幸运之处在于，此际的中国和俄国虽然同为庞然大物，军事动员能力和战争效率却极其低下，不独无法将人力、幅员、内线优势等潜力转化成现实的力量，甚至也无法把自己已有的军事资源全部调动到战区、对日方形成优势。日清战争期间，日方在第一线的陆海军兵力上一支与清方相差无几；日俄战争期间，旅顺俄舰的“要塞舰队”策略使其对战局发展未能发挥应有影响，陆上俄军则时而集结混乱，时而逡巡畏战，始终不能作为一个高效的整体发挥作用，才使得数量有限的日军可以从容达成战术目标。假使俄国不是因国内政治危机爆发、急欲停战媾和，又或者前线俄军指挥官更为胆大激进，则日方是否能收获胜局还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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