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完人到凡人】
由于中共的政委制是如此成功,以至于1951年,中共决定“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的方针,热情学习苏军时,在统一编制、纪律,设立军衔制时,并未像苏军一样取消政委。
彭德怀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一锤定音:“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是什么呢?……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就是党委集体领导、首长分工负责的民主集中制,就是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制度。”
在政委制上绝不松口,一方面是因为解放军实行的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取消政委则集体领导无从谈起;另一方面,政委在军队中的负面作用也远没有苏军中那么突出。
说到苏军政委曾起到的负面作用,不意味着苏联在取消政委后允许对政委形象的“抹黑”,哪怕是以人性化的形象。
譬如苏联1967年电影《女政委》中,主人公临近分娩,不得不到一个犹太家庭寄宿,虽然为了革命她最终舍弃了孩子,但在寄宿过程中,她被寄住家庭安详和睦的宗教气氛感染,从一个铁腕政工干部变成了一个会哼摇篮曲的妈妈。
党性化身的政委居然流露出人性的温情,这简直像是神父和毛拉动了凡念,这不行。于是,《女政委》不但禁映,导演阿 阿斯柯尔道夫也定性为“反对苏维埃政权”,并以不适合从事电影工作为由从电影厂除名。
中国的政委形象比苏联更完美。建国初期到文革结束的军事题材电影中,政委或指导员是绝不谈恋爱的。政委永远都是高大上、伟光正、不食人间烟火的,为衬托政委的形象,军事干部往往是鲁莽任性、有勇无谋的粗汉,在政委的引导下逐步走向成熟是他们永远的宿命。
例如电影《铁道游击队》,影片开始,游击队是一群缺乏组织性、纪律性的散兵游勇,但政委李正赴任后,仅通过开一次会就让所有的游击队员心悦诚服,当大家为了下步的作战计划争执不下,向大队长刘洪请示时,大队长一翘大拇指:“听政委的!”
这部电影中,政委永远胸有成竹、全知全能,大队长却急躁冒进,眼神游移,始终拿不定主意;大队长负伤之后可以和芳林嫂谈恋爱,政委负伤之后一心只挂念打仗,躺在病床上的身姿都要比大队长站着时挺拔。
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无论是大队长(上图)还是政委自己受伤(下图),安慰、鼓励人的都是政委。细心的观者还会发现,躺在病床上的政委脸部都打了高光
《回民支队》中的郭政委又比李政委更胜一筹,担任八路军团长的郭政委在回民支队司令马本斋不知情时救了他的命,左臂重伤。担任支队政委后,他一直隐瞒救命之恩,他回答下属疑问时说:“工作再困难,也不能依靠这种关系来建立个人威信,要依靠党的方针政策,不然什么工作都会失败。”接着,他饱含深情地对着镜头沉思了7秒,缓缓吐出一句:“他应该感谢的不是我——是党。”影片最后,郭政委壮烈牺牲,临死前,他从左胸掏出了一张沾满鲜血的纸,高兴地对马本斋说:“你的入党申请,批准了!”这才安心地闭上了眼。
《回民支队》中,政委沉思7秒后,眼中闪着泪光,对党深情告白
政委临死前,掏出了沾满鲜血的入党申请书
《铁道游击队》中政委与军事主官在电影画面中的位置,是当时电影的典型:当政委和大队长出现在同一个画面时,政委要么处于镜头中心,要么就在镜头的前景和焦点,形象始终比大队长高出一大截。
因为人类所能拥有的一切高尚品质都必须在政委身上有所体现,只有想不到,没有演不了。反过来,政委过于神圣的形象,让有个性的指挥员几乎无法在银幕上生存。旧上海话剧皇帝石挥1951年的电影《关连长》,因为塑造的连长形象过于鲜活,遭《人民日报》长文批判,其中一条罪名就是“作为连队中的政治思想领导者的政治指导员,竟成为连长和群众的尾巴”。
《关连长》电影海报
但是,1980年代后,解放军重提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政委在电影中的形象随之逐渐暗淡。前面提到的《和平年代》、《突出重围》、《DA师》等电视剧中,政委已由红花变成了绿叶,在军事干部成长中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更多的是做做思想工作,调解矛盾,工作难度并不比居委会大妈高出多少,以致大部分年轻观众对政委这一岗位感到莫名其妙。
对80后和90后来说,唯一熟悉的政委形象可能是《亮剑》里的赵刚。他延续了建国初红色文学中的知识分子政委形象,但与指挥员的相互关系却发生了悄然改变——政委的主要职能仍是调教好身边的粗汉,但明显心有余力不足,只有依附于李云龙,学会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再来一两句脏话,才能真正把工作开展好,这恐怕也是赵政委形象能够深入人心的原因——在当代军旅题材影视中,粗莽机警的指挥员形象已全面占领审美高地,如果不甘沦为附庸,政委只能让自己也变成一个有文化的李云龙。
电影是现实的反应。政委在新时期该扮演什么角色,军队政治工作理论探讨中似乎出现了某种尴尬。据不完全统计,九十年代以来军队出版社出版的随军牧师研究专著达十余种之多,讨论美军政治工作的论文也已汗牛充栋。
像《浅析美军随军牧师制度对我军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启示》、《浅析美军宗教教育对我军的启示》这样题目的文章,给人留下了用美军的随军牧师制度来为政委提供背书的强烈印象。——论军队中的实际地位和功能,解放军政委和美国随军牧师中间还隔着有两伊战争时期伊朗军队的毛拉,二战时期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督导军官。
按这个趋势,政委迟早将沦为军中仁波切。这当然有悖于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
关键时刻历史再度奏响了最强音——今年10月30日召开的“新古田会议”上,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强调,要“把政治工作威信在全军牢固立起来”,可以预见,在未来的银幕上,政委的春天即将到来。
本文来自“大象公会”微信公众号(ID:idxgh2013),原文标题为《政委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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