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时，有人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叫《中国即将崩溃》，里面说到：“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即将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

它的依据在于，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的对外贸易将出现逆差，并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对中国的投资会减少，所以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

这本书轰动一时，当时担心中国加入WTO的人也不在少数。但事实证明恰恰相反，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新世纪以来对中国经济促进最大的事件。因为它的出现，即便国内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甚至有局部的倒退，也没能影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一

前面提到，1998年开始的“国退民进”改革，并没有让国有企业完全退出市场，而是集中到了某些上游产业，借助行政垄断获得巨大的发展。到2003年新一轮政府换届时，国有企业面貌已焕然一新。

这一年成立的国资委，把资产规模最大的189家超大国有企业定义为“中央企业”，其资产总额达到7.13万亿元，所有者权益为2.59万亿元。此后三年间，中央企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78.8%，利润增长140%，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达到144.4%。国有企业不仅完全摆脱了困境，而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大。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后面会谈到，在国有企业走向新生和强盛的过程中，伴随着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排斥和打压，不仅阻碍了民营经济发展，也造成特权腐败和收入差距方面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在2003年以后，社会舆论和经济学者们对中国改革进展普遍不满的原因。

但是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10%上下的增长，甚至在全球经济发生重大危机的2008年至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也达到9%以上，由此引发了大量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和争议。

2012年，经济学家张维迎总结过去十年中国社会发展时说到：“从经济增长看，是最好的十年；从社会和谐看，是最坏的十年；从体制改革看，是失去的十年。”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动力又来自何处呢？

答案是：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外开放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是从有限范围、有限领域的开放，转变为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二是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性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有承诺的开放；三是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中国与世贸组织成员的多边开放。

“入世”以后十年间，中国进口平均关税从15.3％降到9.8％，增加对外开放服务、贸易部门100多个，清理了3000多个法律法规和部门规定；累计利用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建立了34.7万个外国投资企业；出口增长4.9倍，进口增长4.7倍；人均GDP由800美元增长到5400美元。由此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

二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前，对它有很多悲观的看法。当时中国国企改革进入最后阶段，很多行业面临结构性的大调整；特别是纺织、机电等行业的破产重组，导致大规模企业员工下岗；国有企业经营困难，造成银行坏账比例大幅度提高。

很多人担心随着市场准入扩大，外国的产品和投资更多进入中国，国内企业不得不“与狼共舞”，特别是农业、汽车、金融、电信等行业会受到严重冲击。一些学者甚至宣称，“中国将失去独立的工业体系⋯⋯农民收入可能大幅减少⋯⋯城市和农村的失业人口将大量增长。”“不可能不引起严重的社会动荡。”

国际上，除了《中国即将崩溃》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最多只能坚持5年以外，著名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也预言，中国加入WTO会导致4000万人失业，严重的就业压力将把这个国家压垮。现在看，这些悲观的看法和预言是过分夸张和偏离事实的，但当时确实构成了阻碍中国加入WTO的舆论力量。

幸好，在国家领导人当中，支持加入世贸组织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尽管他们考虑问题的重点有所不同。不管怎么说，中国加入WTO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贸组织，至少有利于摆脱在国际上被另眼相看的孤立状态，所以中国高层领导人对加入世贸组织达成了一致。

这样一来，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中国加入世贸的谈判充满波折，其中一个原因是政府各部门的意见分歧很多。但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一旦中央作出决议，各地方、各部门必须坚决执行，这就是中央集权的效率优势。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当时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认为，外国公司进入中国电信市场投资的股份不宜超过25%，但朱镕基认为如果谈判需要，可以提高到49%，吴基传表示，只能无条件地服从。这个事例也显示出朱镕基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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