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黄祸论”是西方用以向同种示警，并对日本和中国进行诬蔑、丑诋与寻衅的核心话语之一。其说利用“历史记忆”掩饰自利的现实目的，对自己在东亚地区的侵略扩张和霸权主义予以合理化，反诬自卫者和潜在的竞争者为“祸”。“黄祸论”泛滥之际，适逢近代日本和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因而两者如同水火交激。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或者嫁祸于人，或者宣扬“日本人种优越论”、“万世一系”的“国体优越论”，以及皇国主义和泛亚洲主义，从种族、国体、文化精神等方面形成了自我优胜的想象，终于走上了自我膨胀、对外侵略的道路，既给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也使自己遭受巨大挫折；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或者强调“救亡”、“自卫”与“自省”，或者强调中国固有文明的理性精神，在批驳“黄祸论”的同时，仍然坚持人道、正义和人类和谐的理想。在“黄祸论”刺激下的两种民族主义，带来了不同的后果。

“黄祸论”是19世纪90年代以后部分西方人士用以向同种示警，对日本和中国进行诬蔑、丑诋并寻衅的核心话语之一。它流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改头换面。而1890-1945年这一时期，又恰恰是西方的民族主义演变为民族帝国主义，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的时期。各种民族主义尽管普遍存在着复杂的实质内涵，但于对外关系上，在突出本民族本国家的尊严、利益诉求和价值目标时，都必然会以族(种)群、文化、历史、习俗等“识别特征”和“特殊性格”构成自己的话语系统，从而使得原本属于种族主义、人种学意义上的“黄祸论”与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产生了关联。

一

西方文化的古老源头有希腊和希伯来精神。而“两希”精神共同的特色之一是对人类(实指自我)无法避免的“命运”的预言，西方历代的“智者”和思想家都带有这种特征。所谓“黄祸”，就是对来自外部灾祸的预言；所谓“白种人的衰落”和“欧洲的没落”，则是对内部灾难的预言。此类预言对于人们的思想影响，并不在于预言实现与否或者预言以某种变形出现，而是首先使人产生忧患和惕怵，或先发制人预杜外部可能出现的所谓灾祸，或设法疗治自身、提高和改善自己应对灾祸的能力。预言、历史记忆、现实感受三者结合，从消极面来说会使“灾祸”的阴影挥之不去；从积极面来说，则有可能转化为持续不断的进取力。

在古代欧、亚两大洲的冲突中，历代王朝治理下的中国人和孤悬东北亚海隅的日本人，本来都与冲突无关。而近现代的西方人在谈论“黄祸”的时候，无不把公元4-5世纪的匈奴人西迁和13-15世纪蒙古人西侵的历史作为口实，煽起西方人的恐惧。其手法是先把古代的匈奴人和蒙古人“放大”为“亚洲人”或“蒙古人种”，然后又具体地缩小为中国人、日本人，而一律沿用“黄祸”之说。所以，尽管有孙中山、鲁迅，以及日本的大隈重信、桑原隲藏，在批驳“黄祸论”时都首先指出了西方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引喻失义，但是寻衅者仍像念惯了咒语的巫师，把“黄祸论”挂在嘴边。

19世纪后半期，当西方人在东亚大力扩张的时候，出现了两个意外情况。首先是扩张遇到了较大的阻碍，这是西方在向非洲、南北美洲和澳洲扩张时未曾遇到的问题。在日本，该国通过学习西法不仅迅速强大起来，逐渐摆脱了西方的钳制，而且有迹象表明日本人可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中国，虽然其“自强”运动进展得颇为艰难，但毕竟在工业化和军事现代化上开始了起步。尤其是中国的儒学文明，在东亚一直与基督教文明分庭抗礼。而且中国人口众多，不仅能为工业化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为军队补充兵员，还四出移民。日本国土狭小，也在向澳洲、夏威夷群岛和美国西海岸移民。上述诸因素使西方人感到有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

其次是当19世纪中叶西方在东亚高歌猛进之际，欧洲内部实则纷扰不堪，这不能不引起欧洲学者们的忧虑。法国贵族、外交家、人种学家约瑟夫·阿尔都尔·戈宾诺(Joseph. Arthur. Gobineau)在1853年写了著名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I’negalite des races humaines)，竭力论证白色人种比有色人种优越；但其思想还有另外一面，即在经历了1848年欧洲革命之后，心中充满了悲观情愫，担忧欧洲文明的没落和白种人的衰退。而白色人种中的拉丁人面对英国的依然强大和德国、美国的兴起，首先出现了“拉丁衰落论”，为了不自外于白色人种，因而掀起了一波“欧洲衰落论”的说辞。法国文学史家兼政论家埃米尔·法盖(Emile. Faguet)在1895年也认为，欧洲征服世界的行动半途而废，“非但失败了，还把有色人种的世界发动起来了”，未来“也许黄种人会彻底战胜白种人，再看得远点，将是黑种人又战胜黄种人。也许几世纪以后，或是一二百年以后，将会出现一个黄种人的欧洲”。于是，一方面是东亚崛起或东亚“觉醒”论，一方面是相对的“欧洲衰落论”，两者相形相映，自然会扩大“黄祸论”的市场。“欧洲衰落论”者中如戈宾诺、法盖等人本身就是“黄祸论”者，在情感和心理上是集“白种人优越感”和“受害臆想症”于一体的类型。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黄祸论”的流行高潮时期。中日两国的甲午之战一方面使西方感受到了日本崛起，另一方面使得他们猜测中国或许会因战败的刺激而奋起效法日本，或者与日本联合甚至接受日本的指导，但无论属于何种情况，都非西方之福。于是，德皇威廉二世广为人知的“黄祸图”及其后他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的通信几乎成为一时的舆论中心。此后二十余年，“黄祸论”者以中国及日本为对象的言说，大致不外以下数点：

第一，人种对西方构成“威胁”。白种人自以为是“上帝的选民”，血统高贵，智力发达，道德高尚，体形优美；而有色人种或智力幼稚，或顽固守旧而缺乏创造力，不讲卫生，野蛮、落后。如果白种人与有色人种融合同化，白色人种就会“衰退”。美国人斯陶特就说，“高加索人种(包括它的各种类型)被赋予了超越所有其他人种的最高尚的心灵和最美丽的身体，它高居其余一切种族之上。……不论哪一个种族加入到它里面来，都会对它起破坏作用”，“由于血液退化，种族也将退化。而一个退化的民族既不能指挥在肉体上和智力上具有较高天赋的民族，也不能比这个民族生存得更久”。斯陶特的话是特指应该禁止中国人与美国人通婚而言的。在他的认识中，中国人在肉体上和智力上不及高加索人种，但在有色人种中又是“具有较高天赋的民族”。唯其如此，对白色人种的威胁可能更大。

第二，人口的威胁。中国人口众多，在19世纪末已超过四亿，在部分西方人和日本人眼中，中国面积虽大，但相当多的地方不宜生产和人居，因而中国人为了生存，必然四出移民，与其他国家的人争占土地。早在19世纪初，英国驻马来亚总督拉斐尔斯就危言耸听地说东南亚的华人移民在“建立第二个中国”；19世纪70年代，俄国的巴枯宁胡说中国人因国内“拥挤”而溢出境外，“不仅将充塞整个西伯利亚，而且将越过乌拉尔，直抵伏尔加河边”；加上中国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强，对生活水平的要求低，因而很容易“抢走白种人的饭碗”，甚至挤占白种人的生存空间。

第三，东亚文明的威胁。东亚文明对西方文明而言具有极大的挑战性。西方人认为东亚人不理解、更难以接受民主、自由、平等之类的价值观，顽固、守旧而且蔑视异类。他们认为中国文明带有一种“原罪”，说“这些人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的罪恶的顶点，达到了一种文明——这种文明是由于人口过剩产生——的罪恶的顶点”。更重要的是，东亚文明自成体系，对试图进入东亚的西方文明极力排拒，即使移民境外，也“在一切环境中和一切变化之下仍然保持着他们独有的民族特性”，因此不会被西方文明“同化”。两种文明难以融洽相处，而且最终会使西方文明“丧失生气”。

第四，经济发展和政治独立造成的威胁。19世纪晚期，日本工业生产的成就已使欧美国家感到恐慌，如果中国也逐步实现工业化，将会使欧美国家的经济贸易处于不利地位，“鉴于中国人在工业方面的优越性，谁会对最后的结局还会有所怀疑呢”？尤其是如果“黄种民族在政治上完全解放，他们在现代化武器的配备之下站了起来，他们由于人数数量上的优势，能够把欧洲人和美国人赶出东亚，夺得亚洲甚至世界的霸权”。这种担忧无疑从反面证明了西方国家无论如何也要保持自己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在政治上要牢牢控制东亚的霸主心态。

第五，也是最危险最重大的“军事黄祸”威胁。西方有人认为，“军事的黄祸和经济的黄祸是密切联系的。庞大的和日益增长的亚洲人口将迫使他们从事扩张，而为了扩张他们将进行战斗”。为此，他们作了简单的兵力测算，说“四亿五千万人口的欧洲有五百万武装人员。人口比欧洲多一倍以上的亚洲，能够轻而易举地维持八百万名陆军”，“这就是东亚日益成长的力量，这个力量在几年之内就要把英国赶出印度和澳大利亚，把法国赶出印度支那，把荷兰赶出荷属东印度。而在此之后，就要并吞西伯利亚，最后则压服俄国本土，再一次像1241年那样把难以数计的蒙古军队带到德国边界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尤其是美国出现了一大批“未来战争小说”，虚构日本军队或日中联军在中亚、南洋群岛、澳洲、甚至在太平洋和美国西海岸与西方军队大战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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