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f the truth is often a great lie.

陈志武:我们离军事冲突只是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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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很难被根本遏制

赵灵敏: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民粹主义、对外示强在一些国家是有相当的民意基础的,这里面深层次的原因是,贫富差距在持续扩大,全球化过程中的失意者越来越多,他们需要代言人和出气筒。

陈志武:确实是这样。贫富差距扩大使得社会成员之间出现了分化和对立,这是很糟糕的。而更糟糕的是,贫富差距扩大可能是科技进步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在正常情况下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办法。

2017年12月有18位考古学家在《自然》杂志联合发表一篇论文,论文想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人类从一万一千多年前狩猎采集的原始社会过渡到半农耕社会,到全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财富差距和收入差距,到底是越来越平等还是越来越不平等?这18位学者通过对遍布全球的63个考古遗址的考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一万多年前开始到晚期农耕社会再到工业社会,每次技术创新都使得人类财富差距拉大,这是一万多年以来的大趋势。

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每次技术创新都加大了人类社会不同人之间的差距,每个人天赋和人力资本不同,而每种新技术是有的人能掌握并利用的,但其他人不会,这就让有的人收入大增。原始社会只需要体力,只要你个子高大,像姚明一样,那你去打猎、采集果子就有优势,你的收入财富就更多;如果你像马云一样个子不高、没那么强壮的话,就只能做人下人。但随着技术的革新,收入的水平跟原始体力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化,而其他的能力则越来越重要。到了今天,马云之所以能成为富豪,不是因为个大体壮,而是因为比别人更有情商,更能把握互联网带来的机会。相比之下,对那些连电脑和手机都不会用的人来说,根本不可能抓住互联网技术带来的机会。

所以每一次技术创新,都会有人被进一步甩在后面,都会将不同人的收入距离拉大,从而在社会内部积累不满和怨恨,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往往需要通过战争或大规模革命这种极端的方式加以释放。

赵灵敏:那么,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关税战和这次的贸易战,背后也都是科技进步带来的贫富差距扩大在作祟?

陈志武:1780年左右工业革命发生了,到一战之前的140多年里,工业革命和那一轮全球化带来的收入差距一直在上升,到一战时达到顶峰。其后续影响,通过危机的四个阶段表现出来,最终以战争的方式将一百多年积累的压力释放出来。从一战开始,一直到1970年左右,发达社会的财富差距总体上下降。从1980年代开始的电脑革命、新一轮全球化到现在,发达社会的贫富差距又进入了持续上升的周期。

以美国为例,从新技术、从新一轮全球化中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华尔街、跨国公司、财团的高管和股东,因为只有这些精英能够在国际舞台上长袖善舞玩得转,他们能利用电脑技术与互联网最大化自己的财富。但在俄亥俄州、威斯康辛州、密歇根州、得克萨斯州等各地,大部分人甚至没有护照,一辈子从来没有去过世界其他地方,连加拿大、墨西哥都没去过,甚至也不对电脑或互联网有兴趣,他们能利用全球化、利用新技术发财致富吗?恐怕很难。

但我们不能因此怪罪全球化或新技术,不能怪精英们抢占机会,现实情况是这些州的普通老百姓自己不愿意、也没有意识去学习别的语言,了解国际事务、商务、法律、文化,学习新技术;而精英们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对自己的人力资本做了很多投入,得到了各方面的通识教育,包括金融通识和历史通识,他们的天赋、好奇心以及父母的引导,让他们能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会。这个时候更应该怪的,是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支持英国脱欧的选民,以及意大利支持极端民粹政党候选人的投票者,这些人自己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但很遗憾,没有领导人和精英敢于直接把这些话讲出来。

而能抓住全球化机会的精英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失意者,他们之间的鸿沟正变得越来越大,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同样需要释放。这就是人性的本质。

赵灵敏:贫富差距扩大既然是历史趋势,那么是否意味着做什么都没用,只能坐等危机和冲突到来的那一天?传统上,政府一般通过征税等方式进行二次分配来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您觉得这样做有用吗?

陈志武:这些年我花不少时间推动量化历史研究,也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自从有人类以来,真正能够降低财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手段是什么?这方面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不管哪个国家、在哪个时期,主要是两大类事件能真正缩小财富和收入差距:第一类是大规模暴力事件特别是大规模战争,因为在战争中富人失去的财富更多,比如唐朝末期的黄巢起义、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二类是大规模的瘟疫,例如欧洲中世纪的黑死病,人口大幅度减少后,会造成劳动力稀缺,雇人就需要付出很高的工资,就产生了财富转移、收入差距缩小的社会效果。

很多左派经济学家建议通过征税、二次分配来拉平收入差距,但有很多理论研究发现,征税的效果有限,只要财富税率低于100%,只要资产回报、资本增值速度高于劳动收入的增速,财富分配还是会往最有能力的少数人手里集中,这是不可避免的。

面对这一现实,政策制定者不应像以前一样把注意力只放在财富分配结构上,而更应该放在调节消费分配结构上。在经济学中,至少会有3种不同的经济不平等维度:第一种是财富分配结构的不平等,第二是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第三种是消费分配的不平等。前两种差距一直在扩大,而围绕着消费分配差距的研究结果是比较乐观的:从二战结束之后到现在,美国、欧洲、中国以及日本的消费差距,与半农业社会和全农业社会时期的消费差距,基本上差不多,没有很大的变化。

这是因为不管你是富人还是穷人,大家都吃三顿饭,每天穿一套衣服,睡一张床,富人的生活品质可能更高一些,但和穷人之间的消费差距仍然是有限的;医疗条件的进步,也使得人们之间的寿命差距跟个人财富的关系没那么大了。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关键是要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基本消费需要,只要消费方面每个人都有基本保障了,财富差距大了,后果也不会那么严重,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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