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厚往薄来”政策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数倍、数十倍暴利驱使周边国家争先恐后前来进贡。

比如日本所进的腰刀，每把市价最多三贯，但是宣德八年(1433)明朝给日本的定价是每把十贯。日本人于是向中国贩入大量腰刀，第一二次朝贡各3，000把，第三次增至9，968把，第四次更增至3万余把，第五次降为7，000余把，但第六次又上升至3.7万余把。 “由前后十一次之勘合船，输出刀剑，恐至二十万把”。（郭蕴静，周启乾：《中日经济关系史》（上册），昆仑出版社，2012.09，第164页）

有人说，日本刀质量好，进贡之后，可供中国民间使用，也不失为一种贸易之道。问题是，大明王朝为了防止百姓造反，规定刀剑不准私自交易，只能统统由官方出钱购买，所以给朝廷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郭蕴静，周启乾：《中日经济关系史》（上册），昆仑出版社，2012.09，第164页）1449年大明王朝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因为蒙古势力的勒索，朝廷财政十分拮据。日本使团进贡时，朝廷不得不羞涩地提出，能不能只付给稍高于市价的金额。按理说，天朝上国的话就是命令，而且毕竟仍然有利可图，属国只能听从。但是日本正使允澎一听却勃然大怒，跳着脚大吵大闹，坚持“乞照旧例给赏”，最后明代宗被吵得没有办法，只好本着“远夷当优待之”的精神，予以追加货值。

香料造成的问题更大。香料是贡品的主要品种。因为价格巨大，东南亚朝贡国借诸如贺寿、贺登基、贺新岁、贺皇子诞生等借口朝贡大量香料。我们仅看洪武一朝的情况。洪武十一年( 1378) 彭亨国王的贡物中有胡椒2 000斤、苏木4 000 斤。洪武十五年( 1382) 爪哇的贡物 中 有胡椒75 000 斤； 洪武十六年 ( 1383) ，占城贡檀香 800 斤。洪武二十年( 1387) 真腊贡香料60 000 斤，暹罗贡胡椒 10 000斤、苏木100 000斤，洪武二十三年 ( 1390) 暹罗又来朝贡苏木、胡椒、降真等170 000 斤。皇帝皆“遣官厚报之”。其它没有具体数据记载的香料朝贡更是数不胜数。（严小青 张 涛：《郑和与明代西洋地区对中国的香料朝贡贸易》）

到了永乐年间，进贡频率更是达到“贡无虚月”的程度。仅永乐二十一年( 1423) 就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剌、柯枝、加异勒、溜山、南勃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等16 国进贡。（严小青 张 涛：《郑和与明代西洋地区对中国的香料朝贡贸易》）

更有甚者，经常有海外商人三五成群凑到一起，花钱找个懂中文的人写一道表文，就冒充贡使跑来上贡，送来大批香料，骗走无数钱财。比如洪武七年(1374)，暹罗商人沙里拨冒称是本国国王令其同奈思里侪刺悉识一起来进贡，因为装得不像，被朝廷识破 。

频繁入贡导致大明王朝香料库存量迅速上升。郑和下西洋结束两三年后的正统初期，英宗曾“敕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等，于官库支胡椒、苏木三百万斤，委官送至北京交纳”。一次支用达三百万斤，则南京库存这类香料应该在上千万甚至几千万斤在规模。

四

大明王朝的正规财政汲取能力并不强，财政收入不高，却大量地通过朝贡体系流失，导致大明王朝在开国初期，财政体系就接近崩溃。皇宫之内海外香料和土产堆积如山，国库却没有现金，只好把胡椒和香料发给百官，充抵工资。

以香料作为俸禄发放的记载最早是永乐二十年，当时“户部奏定： 永乐二十年至二十二年，文武官俸钞倶折支胡椒、苏木”。也就是说，不给钱了，全部给你香料，请拿回家炖肉。至于拿什么买肉，这个国家无暇考虑。到正统初期，形成了“每岁半支钞半支胡椒、苏木”的惯例。从1422 年到1481 年，大明帝国前期的 60 年中，南北两京官员的俸禄中很大一部分都是胡椒和苏木。（赵中男：《明初下西洋的停止及其原因》）

实在拿不出银子来给百官发工资，发点东西大家倒也能理解。问题是，皇帝们的小算盘仍然打得非常鸡贼。好比这东西本来只值十块钱，但是皇帝却非要说能值一百块钱。比如永乐二十三年 ，每斤胡椒算成十六贯钞票，苏木每斤算八贯钞票。但到了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年)，不到十年，胡椒每斤就算成一百贯钞票，苏木每斤算成五十贯钞票，翻了六七倍。

香料发得差不多了，百官的工资还是没有着落，怎么办呢？我在《顽疾：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一书中曾经介绍过，成化五年，皇帝实在没钱给百官开支了，于是开始发衣服被褥，将内库所存的“绽丝绫罗、纱褐缯布、衣巾兑今衣褥 及书画几案、铜锡磁木诸器皿，以充俸钞。”就是说，皇宫大库存的绸缎布匹、衣服帽子、被子褥子、桌子椅子、瓷茶碗锡茶壶都拿出来发给百官。反正宫里什么东西多就发什么。

成化七年，因为国库里存的棉布太多，积压久了，眼看着都快烂了，皇帝遂宣布，以后就用细布给百官开工资。什么标准呢，一匹细布折算成20石米。然而，明代最好的三梭细布，一匹也不过能换二石米。皇帝显然把布价抬高了十倍。成化十六年，细布也快发光了，又发粗布，而且“每阔白布一匹折米30石”。一匹阔白布，也就是粗棉布，本来不过值银子三四钱，却算成三十石粮食，这就把布价抬高了近百倍。所以《明宪宗实录》称：“然三梭(布)一匹极细者，不过直银二两，而米价遇贵则有一石直银一两者。今布一匹折米三十石。轻重已自悬绝。后乃至以粗阔棉布直银三四钱者，亦折米三十石，则是粗布一匹而价银直三十两，自古未有也。”明代皇帝们的无赖嘴脸就是这样毫无遮挡。

就这么低的工资，在明代还常常拖欠，甚至数年不支工资。明人王琼在《双溪杂记》记载：“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

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明代特有的清官现象。明初至宣德六十年间，载入《明史循史传》中的著名清官，占明代循吏总数的六分之五，这不能不说与工资太低有关。明代那些恪守节操不想大肆贪污的官员，无一不生活得非常艰难。

我在《顽疾》一书中举过这样几个例子：永乐时期的户部尚书，相当于财政部长秦纮，为官四十余年，其“妻菜羹麦饭常不饱”，“及卒，家无余资。未几，子孙有贫乏不能存者”。子孙一下子成了贫民。宣德年间，礼部侍郎这样的高官，死后甚至不能安葬。“邹师颜，宣都人。……为礼部侍郎。省墓归，还至通州，卒，贫不能归葬。尚书吕震闻于朝，宣宗命驿舟送之。”正统元年，左副都御史吴讷曾说：“近小官多不能赡，如御史刘准山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贷同道御史王裕、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三十石，去年病死，竟负无还”。成化年间，曾以廷试第一名为翰林修撰的罗伦，在被贬为福建市舶副使时，因微薄的官俸不足开支，只好靠卖字谋生。

因此，大明一朝自开国之初，就陷入财政困局。“我国历朝财政，第二困难的是明朝。……明朝自太祖开国至穆宗时代，外患内忧，人民痛苦，国政已濒危难。”（陈秀变编著：《中国财政史》，正中书局，1977年09月，第422页）而朝贡贸易是造成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传教士利玛窦认为，朝贡关系的本质，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

文/张宏杰 来源：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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