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
谢谢主办方的邀请，按照圆桌论坛的议题安排，我抛砖引玉，就中美贸易摩擦的相关问题讲三点看法，不足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
近期以来，中美贸易密集冲突，规模不断升级。从实际金额28亿美元的钢铝232清单，到6月15日的共500亿美元的301清单，到7月份提出2000亿美元的清单，昨天特朗普更进一步提出5000亿美元清单，加征关税从10%到25%不等。事实上，2017年，美国从我国进口共5056亿美元。
中美两国贸易摩擦的原因有很多因素，包括“U2”共治、新兴大国向守成大国挑战造成的修昔底德陷阱等多种说法，但我更多从经济金融层面找找原因。
从经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的全球化并不一定会增进福利。萨缪尔森提出，有时候一国技术进步，在价值链上与守成大国重叠，这只对该国有帮助，并减少两国贸易的潜在福利，并对守成大国形成了长期的熊彼得伤害。自由贸易下，同等产品的工人工资应该均等化，美国半熟练工人和蓝领工人的实际工资涨幅是下降的。
另一个理论就是所谓的“双赤字”理论，假定没有李嘉图等价等因素，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贸易赤字等于国内私人部门的负储蓄和公共部门负储蓄之和。当前，特朗普政府减税率、减税基，拉弗曲线实际是失效的。财政赤字的上升，必须要从贸易赤字总找到一个替罪羊，上世纪80年代找了日本和德国，而现在盯上了中国。
特朗普的原首席战略顾问班农曾明确提出，中国过去的重商主义并通过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掏空美国等发达国家，并输送通货紧缩，但中国产品在大幅占领世界市场的时候，并没有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从这个意义上，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完全不符合特朗普的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
其中，特朗普的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分别是，一个中心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两个基本点是对内由松货币转为税收减免的宽财政，对外由自由贸易转向美国优先的公平贸易。
按照现在的进展，以及内在根本的冲突，中美贸易冲突将是长期的，对我国经济金融影响将是多个方面。
假定按照平均15%的加征关税、和1-1.5倍需求弹性测算，5000亿美元的贸易摩擦，对应的我国贸易顺差减少750-1125亿美元，按汇率6.8元/美元计算，影响我国GDP为0.6-1个百分点。以进出口最为敏感的东莞为例，一季度经济增长7.6%，高于全国和全省水平，但二季度后持续下行，前4个月下降为7.5%，出口增速接近0.
对外汇储备和汇率来讲，一是外汇储备的3万亿美元底线将受到压力。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仅为3.11万亿美元。当前外汇流入的两大进水口接近枯竭，商品贸易顺差由前几年每年3000亿左右降至今年的接近平衡，但服务贸易逆差每年有近2000亿美元；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每年1500亿美元，但近几年我国对外投资最高峰接近2000亿美元。二是汇率贬值压力加大。2018年二季度以来，人民币在离岸市场持续贬值态势，创8.11汇改来的最大贬幅，现在为6.8元/美元，接近2008年以来的高点。
对国内产业来讲，除了外向型行业直接受进出口影响外，其他行业更多受衍生的影响。一是对融资成本影响，外部融资成本考虑到汇兑损益后，融资成本远高于国内。二是贸易摩擦不除，压制A股的负面因素不去，接近6万亿的A股质押随时受平仓风险，最近小票常常突然跌停；三是美国压力下，政府取消了各种补贴。“5.31”新政后，光伏三巨头中，保利协鑫出售江苏中能给上海电气，隆基股份将17个光伏电站进行出售，并将单晶硅片的价格从4.25元/片调至3.35元/片，降幅超20%，通威由于股价走低，定增暂停。
中美摩擦对我国的负面冲击，主要是贸易层面、金融层面和情绪层面三个方面。贸易层面，按照GDP=C+I+G+NX，当NX大幅收窄，甚至为负值情况下，为了保证GDP的增速，只有在国内的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三个方面下功夫，但是目前环境下只有升级消费、扩大消费才是最终之道。因为增加政府支出或政府投资，一定要多卖地、多征税，企业的负担加重，加上上游产品端价格挤压、和国外订单下滑，高税负和弱订单导致企业投资无力，信用降级、盈利恶化，形成“资产负债表衰退”，可以说当前财政乘数应该为负的。即使货币政策放松流动性，但金融资源也难进入实体领域。
不同层面对策是不同的。实体领域方面，中央要坚持底线思维，实体部门要强筋固本。前期，中央的政策更多是短期应急反应，包括打票仓进行狙击，并通过多边机制对美国单边行为进行制约，但经济问题政治化让特朗普特别不高兴，包括中兴事件不排除有这方面原因。WTO机制实际上对我国也不太有利。可喜的是，随着资管细则出台，中央重心放到国内，逐渐降低经济的不确定性。微观企业层面，主要是练好内功，加强技术研发，通过国内市场分散国外市场的风险。
金融层面，美国货币政策和贸易政策叠加，美联储持续性加息弱化金融的风险偏好，在严监管大环境下，加剧企业的融资难。我国前期在汇率市场上，对美国的负面影响进行了部分对冲，但特朗普批评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认为加大美国债务压力，并批评中国、欧洲等竞争对手一直在操纵汇率，认为人民币贬值像掉下的石头那么快。如果我国持续大幅度贬值，与资金外流的逆向强循环，不利于投资和消费增长，可能引发较大范围的经济金融风险，也会增加中美贸易摩擦的解决难度。当前，汇率形成机制缺乏弹性背景下，汇率波动牵一发动全身，从中期角度，改变汇率为纲的时机已经发生变化。
辩证来看，中美摩擦也有一些有利因素，一是中国成长的磨刀石，与高手过招，加快成长；二是倒逼各个领域的改革步伐，最近金融领域、汽车领域的开放，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行业补贴逐步取消方面明显加快；三是民生领域更为重视，“中美贸易摩擦打醒了中国、也打疼了中国，但没有打趴中国”，让我国再次明白一个道理，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政策要由“外求”、转向“内求”，关切中产阶级的消费降级问题，关注教育、医疗、住房问题等，更多给老百姓一个安稳的预期。
谢谢大家！
（本文为作者在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在青岛召开2018年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不代表论坛和作者供职单位观点）
作者简介：朱微亮：经济学博士，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CF40青年成员，现就职于邮储银行投资银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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