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英国选择脱欧、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当选美国总统、法国右翼领导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崛起，以及新选择党成为德国国会的第三大政党，西方世界似乎已经出现了某种政治新现实。这种政治新现实的主要驱动力量，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人口趋势变化导致的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
历史地看，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在包容不同文化、同化移民以及以制度化方式处理政治分歧方面拥有优势。但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外来移民族群与宗教结构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中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面临着一种政治上的不对称结构，即国家需要恪守“政治正确”原则与移民群体伸张政治权利之间的不对称结构。在自由原则与平等观念驱动的文化多元主义背景下，如果西方国家及其现有的政治秩序无法得到国内少数族群宗教群体和移民的政治认同，那么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政体就会被削弱。
所以，西方国家能否在政治上同化异质性较高的少数族群宗教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西方的政治前景。如果沿袭20 世纪60 年代以来流行的文化多元主义政策，西方自由民主政体面临的结构性困境只会加剧。本文认为，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的挑战，西方国家可能会采取更加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内外政策。
总之，本文希望为理解当今西方政治的新现实，特别是为理解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剖析西方政治的新现实及其直接原因，第二部分解读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崛起导致的政治问题，第三部分探讨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的结构性难题，第四部分主要分析西方世界可能的战略选项与政策选择，第五部分则是全文的简要总结。
一、西方政治的新现实及其直接成因
跟此前的总统大选相比，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的新现实是左、右选民政治分歧程度的提高。在左翼，跟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ton）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已经非常接近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立场。过去，人们认为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如今这一例外可能已经消失。在右翼，代表共和党参选的右翼政治新人特朗普并不站在共和党的传统立场，他在主张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率和废除奥巴马医改方案的同时，还主张要退出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控制移民规模、修筑美墨边境高墙以及限制部分伊斯兰国家居民入境等。这些政纲意味着，特朗普在右翼立场上比主流共和党人走得更远。根据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皮尤（Pew）研究中心的民调，从1994 年、2004 年到2017 年，美国民主党选民和共和党选民在主要政治经济议题上的意识形态分歧，都呈现出显著的扩大趋势。
与此同时，欧洲也出现了政治新现实。英国政治的新现象是脱欧派在2016 年6 月的公投中胜出以及如今保守党坚定的脱欧立场。在2017 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年仅39 岁的政治家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带领他的新政党“法国前进!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一举赢得总统与国会大选。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领导人勒庞也异军突起，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赢得了全部选票的三分之一。而法国两大传统主流政党共和党与社会党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仅拿下577个议席中的136个和45个。这意味着法国政党体制已经发生重构。在2017年的德国大选中，现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 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只获得了709个议席中的200个； 而极右翼政党德国新选择党（Alternative for Germany）却实现了异军突起，一举拿下12.6%的选票和94个议席，成为国会下院第三大政党。
简而言之，如今美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呈现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选民政治分歧程度进一步提高，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的分化加剧； 第二，右翼或极右翼政治力量得到强化，法国国民阵线和德国新选择党这样的极右翼政党快速崛起； 第三，部分主要国家的传统政党出现了衰落，政党体制面临重构的压力。
那么，西方何以呈现这样的政治新现实呢? 总体上，这里有两个主要驱动因素： 一是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导致了欧美社会内部资本要素与劳动要素之间的分化、经济不平等的提高以及阶级分歧的上升； 二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人口结构的变迁，特别是人口结构族群宗教多样性的大幅提高。两者相比，人口结构因素更为重要，其政治影响也更为深远，给西方自由民主政体带来的结构性挑战也更大。
人口因素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理论、市场营销学和社会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但中国的政治学界通常并不重视这一因素。实际上，不同的人口结构就是不同的选民结构、不同的政治力量结构以及不同的意识形态结构。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要变化。在美国，欧洲白人族裔-基督教人口比重的下降和少数族群宗教人口比重的上升，是人口结构变迁的主要趋势。按照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欧洲白人族裔人口已经从1960年的85% 下降至2005年67% ，2050 年将会降至47% ，届时将不足美国总人口的半数。起源于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族裔人口已经从1960年的3.5%增加至2005年的14%，2050年将增至29%，几近总人口的三成。
众所周知，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历史上也被称为各族裔群体的“大熔炉”。尽管如此，到20世纪初为止，美国的移民仍主要来自欧洲，即以白人族裔基督徒移民为主。但是，20 世纪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移民的来源地发生了重大变化，欧洲移民的数量与比重急剧下降，而来自拉丁美洲与亚洲的移民大幅增加。尽管美国历史上采取过或松或紧的移民政策，甚至采取过针对特定族裔移民的限制政策或配额政策，但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由于受到国际政治气候——冷战体系和美国作为自由民主标杆的需要——和国内政治气氛——黑人民权运动和左翼平权思潮的兴起——的影响，要求采用更为宽松的移民政策的呼声不断高涨。1965年，美国《移民与国籍法》得以通过，标志着美国根据国家与族裔来源决定移民配额政策的废除，美国移民政策迎来了非常宽松的时期。
正是因为新移民法的通过、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国际移民模式的改变，美国移民人口的族群宗教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1960年，所有美国移民中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占84%，来自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移民仅占16%； 2000年，欧洲与加拿大移民仅占19%，而来自墨西哥、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以及南亚、东亚的移民分别占到29%、22%和23%； 到了2015年，欧洲与加拿大移民仅占14%，而来自墨西哥、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和南亚东亚的移民分别占到27%、24% 和27%。这就是美国人口结构中西班牙语族裔人口和亚洲族裔人口快速攀升的主要原因。尽管如今的美国跟历史上的美国同样都是移民接收国，但从19世纪到20世纪，美国移民的族裔与宗教背景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欧洲，最近几十年人口结构变迁的主要趋势是穆斯林人口比重的持续提高和伊斯兰化的加剧。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研究，2016年欧洲穆斯林人口比重约为4.9%。其中，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分别达到8.8%、6.1%和6.3%，人口总量分别为572万、495万和413万。该研究还基于不同情形评估了21世纪中叶欧洲穆斯林人口的数量与比重。在欧盟维持高度移民政策的条件下，2050年欧洲穆斯林将占欧洲总人口的14.0%，而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将分别高达19.7%、17.2%和18.0%。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不同族群宗教人口的生育率是不同的。按照目前的统计，整个欧洲的非穆斯林族裔人口家庭平均生育率是1.6，即每个家庭平均生育1.6个孩子，而欧洲穆斯林族裔人口家庭平均生育率是2.1。这也加速了欧洲穆斯林人口比重的提高。
总之，最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一个主要趋势是，人口结构正在从欧洲白人族裔的基督教人口主导，转型为人口族群宗教结构的多样化，人口结构的异质性程度大幅提高。
那么，为什么这种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会在最近一些年当中产生如此重大的政治影响呢? 这里有两层主要逻辑： 第一，人口结构变化对政治领域的影响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比如，如今美国欧洲白人族裔人口已经下降至三分之二，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已经达到5%，这些数据或许已经构成重要的“临界点”。第二，2007 至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影响。最近几年西方国家有宗教背景的恐怖主义事件的频繁发生，以及2015 年以来的欧洲难民危机，都成了最近几年跟族群宗教有关的政治议题快速升温的催化因素。
二、族群宗教多元主义崛起的政治后果
西方国家人口族群宗教多样性的提高，引发了国内社会政治分歧的上升，而这又导致潜在政治冲突的增加。具体而言，这里包括了三种互相关联的机制。
第一，在民主价值观方面，移民群体跟西方世界的主流人群存在显著差异。比如，截至2016年，美国有超过5000 万西班牙语族裔的人口是源于拉丁美洲国家的移民和移民后代。有理由相信，这些西班牙语族裔移民的民主价值观，跟原先生活在美国的欧洲白人族裔基督教人口的民主价值观存在着显著差异。有研究认为，拉丁美洲地区公民的民主价值观并不稳固，相当比例的公民仍然持有威权主义或半民主的价值观。
再比如，在民主价值观方面，欧洲穆斯林移民群体也大大不同于原先白人族裔基督教群体。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3 年对全球穆斯林的民调，在关于是否支持沙利亚法（伊斯兰教律法与法律）成为官方法律这一问题上，在埃及、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均有超过7成的穆斯林表示支持，即他们希望建立伊斯兰教律法对国家的统治。皮尤研究中心这项民调，尽管不是限制在欧洲穆斯林人口上，但对我们理解穆斯林人口的政治信念与民主价值观是一个重要参考。
第二，移民群体基于族群、宗教、国家的政治认同，跟西方原先主流群体也存在着较大差异，这同样可能对西方民主政体构成压力。不少研究揭示，跟拉丁美洲与亚洲移民相比，欧洲移民对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程度普遍很高。另外，如今的移民规模更为庞大，他们更容易形成一个个聚居区，这样就更难被同化。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早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一书的开头，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西班牙语族裔的移民对美国是否真的有国家认同?
欧洲的情况也是类似的。特别是，欧洲主要国家穆斯林人口的国家认同度就显著低于白人基督教人口，欧洲穆斯林人口的宗教认同甚至都高于国家认同。比如，英国、德国、法国的穆斯林人口分别有81%、66%和46%的比例首先认为自己是穆斯林，而首先认为自己是本国公民的比例分别仅为7%、13%和42%，都低于前者。
第三，人口结构中族群宗教多样性或异质性的提高本身——无论这种异质性是否跟民主价值观或政治认同有关——同样会对自由民主政体带来压力。流行的观点认为，随着一个国家族群宗教异质性程度的提高，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与有效性可能被削弱。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 Dhal，1915—2014）认为，基于宗教、语言、种族、族裔集团的亚文化多元主义对自由民主政体存有负面影响，甚至“多元亚文化的压力相当大的国家不大可能实行竞争性政治体制”。美国政治学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 指出，在一个多族群社会的民主政治运作中，政治精英很可能选择将族群因素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从而更有可能激发族群之间的政治暴力。美国政治社会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研究发现，族群-宗教多样化程度越高，社会信任程度就越低。而一个社会信任度的降低，不利于民主政体的维系、稳定与绩效。
需要说明的是，一个国家的族群宗教多样性究竟是否会导致更大的政治分歧，或者是否会引发严重的政治冲突，还取决于三个层次的不同因素： 少数族群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少数族群与多数族群在发展程度、政治观念与宗教传统上的差异性，以及少数族群人口在政治上被同化（assimilated） 程度。当然，移民或少数族群的政治同化，是一个重要且充满争议的问题。美国学者米尔顿•M．戈登（Milton M. Gordon）早在1965年就系统讨论过美国生活中的同化问题以及三种不同路径的利弊，即基于盎格鲁文化的同化、大熔炉意义上的同化以及文化多元主义。
实际上，西方主要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制定了某种移民归化（亦即同化）入籍的政策，其理论基础就在于同化移民的考虑，其中隐含的政治假设在于，如果移民群体长期跟主导族群之间保持巨大的差异性，就不利于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维系。
转载请注明：北纬40° » 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族群宗教多元主义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