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历史上，大萧条是一座分水岭。
1929年，赫伯特·胡佛担任总统后不久，经济开始衰退，1930年至1933年之间，这种经济紧缩呈现的惨烈程度，在美国都是史无前例及后无来者的。由于胡佛无力阻止经济崩溃而招人唾弃，选民于1932年选出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还有被民主党人所盘踞的国会，启动了政府经济职能的彻底重构，这就是人所皆知的“新政”。
除了罕见例外，历史学家对新政大多持正面评价。他们普遍赞颂新政的诸多举措，诸如照顾失业者的大规模救济方案、扩大了对农业、工业、金融和劳动关系的联邦监管、设立法定最低工资、创建社会保障如养老金、失业险，以及向单亲家庭子女、上年纪的穷人、身体有残障者和盲人提供补助金。在美国管制及福利风格的国家建构中，没有比罗斯福更重要的人物。
对于上述成就，及其战时的领导力，历史学家和普通公众普遍将罗斯福列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以下说法不绝于耳：在看不到尽头的萧条让美国人民深陷绝望之际，罗斯福恢复了他们的希望，他的政策通过减轻其本身所固有的残酷性和不平等，“拯救了资本主义”。
对于罗斯福和新政的这些观点，成为了糅合着意识形态倾向和历史误解的神话。在《罗斯福的威胁及其政策》（1936年）中，霍华德·克斯纳对于罗斯福的描写更接近于事实：我们的政府当时相对精简、大体局限于其基本职能，罗斯福接手之后，将其转变为一个体系庞杂、臃肿笨拙的机构，不仅窒息了商业的活力，还干扰了自由人民的私人生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政府在他上台时还只是小麻烦，结果被他改造成了大祸害。
如上所述，并非人人欣赏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尽管历史学家倾向于将罗斯福的反对者视为自私自利的反动派，但众多“怀恨罗斯福的人”实际上对新政的经济后果有着更清晰的洞见。即使在1936年罗斯福所向披靡时，近1700万将选票投给阿尔夫·兰登的男女选民，也不可能尽是富豪。
新政延长了大萧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算罗斯福在萧条的无底深渊中协助振奋了美国人民的精神，这种振奋也没有令人信服的凭据，其成就不过导致了公众在幻觉假象下苦苦劳作。毕竟，人们普遍感到悲观的根本原因是大萧条会持续不停。如果群众悟到新政只是延长了萧条，那么他们就有充分理由抵制新政及其自负的领导人。
事实上，如许多观察家当时所言，新政的确延长了大萧条。如果罗斯福信守他1932年不会引起后世争议的竞选承诺，削减联邦开支，平衡预算，维持稳健货币，防止华盛顿的官僚集权，这次萧条就可能在其1936年下届竞选前成为历史云烟。可罗斯福和国会反而在广阔领域内采取了干预主义政策，尤其在1933年和1935年国会会议期间。新政伴随着大量新的支出、税收、补贴、管制，以及政府对生产活动的直接参与，这些措施令人困惑、前后矛盾，在生意人和投资者当中，制造了如此多的混乱、惊惧、不确定和敌意，以至于私人投资乃至整个私营经济活动大病难愈，再也恢复不到20世纪20年代那种生产及就业的高水平。
1930年至1940年，在干预主义政策冲击下，美国经济没有给资本存量带来任何增益：11年间私人净投资共减少31亿美元。没有资本积累，经济增长乏力。1929年至1939年，经济丧失了整整十年正常增长，原本可达30％至40％的国民收入增长，也化作乌有。
政府本身大幅扩张的经济活动，并未弥补私人经济活动的不足。正如当代评论家恰当所言，除了导致钱不够花以外，政府支出还往往浪费在无价值的事情上。用平民诗人伯顿·布雷利的诗句描绘，
每支付服务一美元，
来自真正生产者，
（就为实验交一美元，
被政府拿去挥霍，）
每赚得一美元，
用于储蓄和节约，
(就送给浪费者一美元
好一例五五对开！）
在严厉的批评声中，罗斯福本人最终宣称，他也“不情愿让发放失业救济金以拯救菜篮子，每周在公园劳动几小时，割草、耙叶或捡纸屑，来进一步削弱我们人民的活力。”然而，失业救济仍实际维持着。
购买选票
在一片疯狂中，新政倡导者自有安排。新政，经济上不合逻辑和充满矛盾，却充当了大规模购买选票的计划。普遍贫困、遍地失业、百业凋零之际，罗斯福上台执政。此时他意识到总统及国会里面的民主党盟友可以拨出前所未有的预算，将钱送到受助者手中，受助者则以政治支持来回报其施惠者。正如约翰·弗林谈到罗斯福时所言，“这样的计划总是极易让他感兴趣：给人口中一些特殊阶级带来一些特殊利益，以换取他们的选票”，最终“美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哪个政治领袖，可与之在分配资金和就业岗位上匹敌。”
在购买选票上，失业救济计划（尤其是联邦紧急救济署、民间资源保护队和公共事业振兴署）成效最为显著，尽管许多其他计划也推动实现了同样目标。农产品补贴、价格补贴、信贷计划和相关措施赢得了大部分乡村中产阶级的支持。
通过劳工条款，起初是《全国工业复兴法》，后来是《全国劳动关系法》和《公平劳动标准法》，以获取新兴工会组织的支持。房主支持新政，感激政府对其抵押贷款再融资及提供房贷担保。连内战以来忠于共和党的黑人也背信弃义，以换取一点点微薄救济和联邦以工代赈计划中的剩余岗位。把以上政治版图拼凑起来，就形成了政治学家所说的“新政联盟”，一支到20世纪70年代仍保持完好的强大政治力量。
无能傲慢的顾问
新闻记者引起公众兴趣的谈资是罗斯福的“智囊团”，这是他1932年当选之前及之后不久所倚仗的政策顾问小组，其中最著名的成员，当数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蒙德·莫利、雷克斯福德·盖伊·图格威尔和阿道夫·A.贝尔。回顾检讨，很显然，这些人关于大萧条起因和疗法的意见，要么纯属执迷不悟，要么完全想入非非。
与大多数其他新政倡导者一样，他们认为价格崩溃是经济萧条的起因，因此主张各种提高物价的手段，特别是卡特尔和其他限制市场供应之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是恰当的。提高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制品价格、提高工资率、提高金价。惟有一种价格应该下降，那就是美元自身的价格（货币购买力）。因此，他们所有人都喜欢通货膨胀，以及作为达成这一目的的手段：放弃此前或多或少抑制了通货膨胀的金本位。
罗斯福后期的顾问，“快乐的热狗”（追随他们的导师和教父，哈佛法学教授费利克斯·法兰克富特）如汤姆·科科伦、本·科恩和詹姆斯·兰迪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声名鹊起。尽管缺乏真正的经济专业知识，可这些人对于罗斯福不顾商业利益，改把投资者当一个阶层贬斥，冠名为“经济保皇派”，把大萧条和其他社会弊端全栽到他们头上，可谓贡献巨大。
从始至终，至少在一个主要观点上，这些总统顾问意见一致：联邦政府应该深入而广泛地干预经济生活；换言之，政府支出、雇用和管制，都要由“专家”（比如他们自己）指导，这样一来，就可以修复市场体系中各种可见缺陷、恢复繁荣，同时实现更大的社会正义。即使在当时，许多思想深刻的旁观者，就发现了这些欺骗成性的政策顾问身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傲慢自负。正如詹姆斯·伯纳姆在他1941年出版的《管理革命》中所写，“他们有时会公开地藐视资本家和资本主义思想（…）他们相信自己可以管理一切，他们喜欢管理一切。”就在最近，连一位对他们抱有好感的左翼“自由派”史学家，艾伦·布林克利也写道，新政核心支持者以“近乎宗教般的崇拜”来拥戴政府的计划。
误导性的战争类比
许多新政倡导者，包括罗斯福自己，都积极参与了伍德罗·威尔逊的战时管理（罗斯福时任海军助理部长）。在考虑如何应对萧条时，他们作了一个类比：战争是全国性紧急状态，我们通过建立政府机构来控制和动员私营经济来解决这个问题；大萧条也是一种全国性紧急状态，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建立类似的机构来加以应对。因此，以战时先例为范本的一系列政府组织就诞生了。农业调整管理局类似于食品管理局；全国复兴总署类似于战争工业委员会；重建金融公司（在胡佛任上创建，但在罗斯福任上极度扩展）类似于战争金融公司；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类似于战争劳工委员会；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类似于马斯尔肖尔斯水利项目；民间资源保护队与军队本身相似。类似名单举不胜举。
罗斯福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必须作为一支训练有素且忠心耿耿的军队，愿为维持共同的纪律而牺牲。”他警告说，如果国会行动不遂其愿的话，他就会寻求“为应对紧急状态而发动战争的那种无所不包的行政权，就像我们真遭到外敌入侵时赋予本人的权力那样大。”无论这一漂亮话有多么激动人心，这种处理萧条的方法完全是立于误解之上的。作战成功的必要条件和让经济摆脱萧条的必要条件，几乎没有任何共通之处。（此外，总统及其支持者过于高估了他们战时措施的奏效程度，在这些政策措施的许多弊端被更深了解前，战争就已告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