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为撒切尔夫人1992年在荷兰海牙的政治演说（Speech in the Hague），又称为“欧洲的政治架构”（Europe’s Political Architecture）。在演讲中，撒切尔夫人回顾了欧共体（欧盟前身）的起源，德国问题在欧洲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美国的军事存在对欧洲均势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早在1992年，她就洞察到欧共体内部的两条路线之争（简单说即超民族的中央集权的联盟vs.主权国家的、去中心化的松散联合），并明确指出欧洲一体化的问题所在。作为英国保守党“疑欧派”（Eurosceptics）的代表，撒切尔夫人的这篇演讲对我们理解英国的脱欧大有裨益。本文由 马红邑 译，万吉庆 校，译文全文约11400字。本文为摘录版，约6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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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我们现在的欧共体是在形势迥异、应付迥然不同的问题时创立的。

鉴于近来的形势，我们不得不质疑它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和经济理论。

今天我就要做这件事。我打算回答三个问题。

首先，我们如何妥善应对德国的重新统一和复兴所造成的欧洲失衡？

第二，我们如何改革欧洲体制，使其适应后共产主义时代欧洲的多样性，并实现真正的民主？

第三，我们如何确保新欧洲有助于（而非破坏）世界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问题的答案不应倚赖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传统的集体主义智慧。

那是昨日的未来。

我们必须借鉴过去十年间席卷世界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和民族国家的理念。

欧共体的起源

我们现在接手的欧共体，是在与今天的形势大不相同的情况下建立的。

丘吉尔在1946年以其特有的宽宏大量，在苏黎世演讲中主张，德国应通过他所谓的“欧盟”，即“法、德之间的联合”走上正轨。

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需要美国的领导。

在1947年的寒冬，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遍访欧洲之后，提出了援助的想法。

（援助的）原动力是为了欧洲的复苏。

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美国人单纯的善意。

某种程度上，也基于商业算计——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欧洲的繁荣也是美国的繁荣。

但最主要的，是为了应对斯大林的威胁。

东欧的情况表明，意志消沉的民族无法抗拒共产党人的接管，马歇尔计划则旨在帮助西欧重新站稳脚跟。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1945年时，谁能料想到1951年，从战败和毁灭中走出来的德国居然比英国的出口额还多？

但我们一再发现，为特定问题设置的机构，反而成为解决新问题的障碍——甚至它们本身就成了问题所在。

德国问题

主席先生，首先让我谈谈德国统一带来的新形势。

请允许我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位德国人，我会感到骄傲——骄傲但忧虑。

我会为德国的辉煌成就——如国家的重建、民主的巩固以及在欧洲取得的不容置疑的领先地位——而骄傲。但我也会担心欧洲共同体及其发展方向。

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不能、也不会无限期将自己的经济利益或外交政策服从于欧共体的利益。

然而，无论做得好与坏，德国新的卓越地位都是一个既定事实。

不过，德国的实力确实是个问题——对德国人和欧洲其余国家都是如此。

德国太大了，以至于无法成为欧洲（权力）游戏中的一个普通玩家，但是，它又没有强大到对邻国建立起不容置疑的霸权。

1870年以来的欧洲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找到遏制德国的适当架构。

作为德国的邻国，法国对这一点看得最清。

1929年的白里安，以及“二战”后的舒曼都提议建立经济联盟来实现这一目标。

白里安提议时正值纳粹崛起，后者使这一高瞻远瞩的计划流产，最后宣告失败。但舒曼关于欧共体的愿景之所以实现，得益于一系列非常独特的有利环境。

苏联的威胁使欧洲的合作势在必行。

德国本身是分裂的。

西方其他国家寻求德国参与西欧的防卫。

西德需要北约和欧洲共同体能给予的声望。

而且，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和领导也减少了德国邻国的担忧。

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德国的统一，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

一个大约由30个国家组成的新欧洲正在形成，德国的权力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提出解决办法。

起初，法国希望战后法国主导的法德伙伴关系能够延续下去。（德国的）科尔总理与戈尔巴乔夫单独而成功的谈判，很快就证明这是一种幻想。

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接下来的反应是，寻求将这个德国巨人限制在欧共体的联合决策范围内。然而，事实将很快证明，这也是幻想。

德国在欧共体的优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任何重大决定都不能真正地违背德国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欧共体增强而非遏制了德国的力量。

请允许我用两个例子——其中本人支持德国的立场——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德国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决定，这迫使欧洲其他国家跟进。

第二，尽管受到七国集团一些国家的敦促，德国央行仍然拒绝执行轻率的财政政策。

无论我多么赞同这些政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德国遵循了自己的利益，而非听从邻国的建议，这些邻国随后被迫调整自己的立场。

均势

由此而言，可以最好地容纳德国权力的欧洲是一个更为松散的欧洲，其中，各民族国家保留行动的自由。

如果德国或任何其他强国执行一种为其他国所反对的政策，它就会自动触发一个反对它的联盟。

最终的解决方案将反映出对手的相对实力。

然而，（欧共体）共同的外交政策很容易反映最有实力的玩家的利益。

受困于共同外交政策的欧共体成员国的严重争端将引发危机，牵连共同体涵盖的一切事宜。

这里的普遍悖论是，过于雄心勃勃的合作尝试，很可能会制造冲突。

如果欧洲各国仍然有空间作出自己的决定并遵循自身利益行事——就像在海湾战争中那样——那么我们将会建立起更加和谐的关系。

但是，否认这种均势是毫无意义的。平衡有时会被打破并导致战争。欧洲自身无论多么有组织，仍然发现德国的权力问题是无解的。

欧洲真正享有稳定，始于美国成为欧洲的一支势力。

因此，第三种回应是保持美国在欧洲的存在。

美国的实力如此强大，足以使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形见绌。

过去，面对苏联强权，美国向欧洲国家提供了安全保证；如今，对于德国的崛起，它又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德国人对此也心领神会。

为什么我们不担心美国会滥用权力呢？我们很难为一个不愿意滥用权势的大国而焦虑，相反，我们最担心的是美军撤离欧洲。

这就是问题所在。

美国国内有一种要求撤出欧洲的孤立主义观点。

它同样也被欧共体内部的类似想法激发和鼓励：即经济保护主义和“小欧洲”的政策。

在贸易方面，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上，在北约的结构调整上，我们需要奉行这样的政策，说服美国继续作为一支欧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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