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民主的欧洲

如果需要美国来维护欧洲的安全，那么维持欧洲的自由和民主需要什么？

欧共体创始人在起草《罗马条约》时，借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传统的特点。

他们从自由主义中借鉴了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竞争。

他们从社会主义（伪装成社会天主教和社团主义）中学到了管制和干预。

30年来，直到《单一欧洲法案》（注释：1986年2月由欧共体理事会签署。主要内容：在1992年年底前实现商品、资本、劳务、人员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签署前，这两种传统一直处于无休止的、不被承认的紧张状态。

如今，随着理事会利用《单一欧洲法案》累积了更大的指导权和管制权——欧洲到了必须在两种方式中做出抉择的地步。

它是否会成为一个严格管控的、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主义联邦政府，并在整个欧洲大陆实施统一的标准？

或者，它是否会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松散的、去中心化的自由市场的欧洲，建立在一个自由贸易区内部不同国家税收和监管体系相互竞争的基础之上？

至少德洛尔先生（注释：时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似乎很清楚。

欧委会主席的雄心向来坦率得令人敬佩，甚至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墨迹未干之前，他就在为该委员会寻求更多的资金和权力，该委员会或将成为共同体的行政机构，换言之，一个欧洲政府。

除这一条约之外，还发出一个倡议来满足委员会对共同体“单一制度结构”的要求。

因此，毫无疑问，欧委会主席追求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欧洲联邦国家。

他迫切地推动联邦主义事业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

尽管他可能希望推迟因东欧国家加入带来的欧共体的“扩大”，但他也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苏联将暴政强加给半个欧洲是一回事；布鲁塞尔压制半个欧洲将是一场道德灾难，它会剥夺欧共体在欧洲的合法性。

委员会知道，未来数十年内，它将不得不接纳新成员。

但它希望提前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化的——而且是不可逆的——超大国，这样新成员国将不得不按照联邦制的条款申请加入。

与其说，这是建造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倒不如说是一个共同的欧洲监狱。

而且这是不可能的。

想象一个由30个国家组成的欧洲共同体，其中，从德国到乌克兰的经济生产率各不相同，从英国到波兰的政治稳定程度各不一致（却要求它们）：

全部由布鲁塞尔管理；

强制执行相同的工作条件；

所有国家执行与德国工会相同的工人权利；

利率、货币、财政和经济政策完全一致；

共同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全部达成一致；

接受同一个行政机关和同一个遥远的外国议会（由其负责“80%的经济和社会立法”）的权威。

主席先生，这样的一个机构比巴别塔更像是乌托邦。

巴别塔的建造者至少在开始时还说着同一种语言。

主席先生，欧委会提议背后的思想，实质上反映的是“昨日的未来”。

那是“二战”后，欧洲最优秀的头脑在废墟中看到的未来。

但他们犯了一个重大的知识错误。

他们认为，未来的政府模式是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构，它向上汇总信息，由高层做出决策，然后向下发号施令。

这种1945年的智慧，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原始的谬误。

对小型企业来说，等级官僚制可能是应对外部激烈竞争的适当的组织方法，但它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是导致停滞和低效的因素。

比起市场所发现的，以及照此行事的信息，它（注释：官僚制）只能搜集和运用很有限的信息，因此它搞错了。

上层不能确定它的命令是否能够被底层执行。

而且，作为一个整体，该组织没有任何反馈机制来表明它执行得是好是坏。

然而，在一个政府中，它们造成了我们在共产主义下看到的经济混乱和异化。

这种遥远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的组织模式，正是欧洲委员会及其联邦主义支持者试图强加给欧共体的模式。虽然他们也承认，共同体可能很快就会接纳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程度不一、说着15种以上语言的国家。

“这很棒，但这不是政治。”

欧洲越大，它需要的合作形式就必须更加多样化。这种模式不应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而应该是一个市场模式：不仅仅是由个人和公司组成的市场，而且还是一个由政府参与者构成的市场。

因此，各国政府将通过降低税收和减少管制，争相招徕外国投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收入者。

这种市场将对政府施加财政约束，因为它们不想赶走专业技能和商业。

它还有助于确定哪些财政和监管政策能够带来最好的总体经济效果。

难怪社会主义者不喜欢它。

当然，要使这种市场发挥作用，各国政府必须保留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大部分现有的权力。

由于这些政府和它们的选民更密切、并对其负责，因此，我们应该在民族国家层面保持权力，这是极为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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