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合作

那么，这是否总是需要在相同的“单一制度结构”下进行呢？

新问题会层出不穷。这些问题需要在同一机构中相同层次和同一种合作模式下解决吗？

对此，我深表怀疑。

我们所需要的灵活性，比欧共体近来所能允许的架构还要大。

单一的制度结构天然倾向于将过多的权力交给中央当局。

共同外交政策将继续按照一项单独的条约（a Separate Treaty）执行，这是一件好事，它既不受欧洲法院的束缚，也不允许委员会随意发起倡议。

如果“欧盟”扩展到新领域，那么必须将它限定在授权明确的单独条约之下。

为什么每一项新的欧洲倡议都需要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参与呢？

有时情况是——特别是在欧共体扩大后，只有部分共同体成员愿意进入下一步的一体化阶段。

在此，我要向约翰·梅杰（John Major）表示敬意，他成功地说服其他11位成员国政府首脑，他们可以在条约之外，在允许英国不参与的情况下，推行新的社会政策。

它开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例。

一个扩大后的共同体只有在这种灵活性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多层级的欧洲，其中，由不同国家组成的特别小组——例如申根集团——在个案基础上形成不同程度的合作与整合。

这样的结构或许缺乏方格纸般的整洁，但它可以适应后共产主义时代欧洲的多样性。

欧洲议会

联邦主义的支持者无疑真诚地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赋予欧洲议会更多的权力来适应这种多样性。

但民主需要的远不止于此。

要实现欧洲真正的民主，你需要一个建立在单一语言基础上的全欧的公众舆论；成员国都以类似的方式理解全欧范围内各政党的政纲；而且，全欧洲政治辩论所用的政治和经济的概念在任何地方都有着相同的意义。

那么，我们就会处于与哈布斯堡帝国议会相同的地位。

哈布斯堡议会

那个议会是出了名的失败。

它有几十个政党，十来个民族的议员——德国人、意大利人、捷克人、波兰人等。

政府想做任何事情——比如1889年，适度提高征兵名额——都要很长时间，因为各方的利益都要得到安抚。

如果一方不满意，他们的发言人就会采取阻挠的办法——用俄语发表冗长的演讲、敲桌子、扔墨水瓶，甚至还有这样一个场景，来自布拉格的德语大学的法理学教授吹起骑兵的号角。

措施无法（经议会）通过，预算只能靠颁布行政命令通过。

任期最长的首相塔菲伯爵（Count Taaffe）表示，他在政治上最大的抱负就是实现各方都可忍受的不满——这对欧共体即将到来的危险倒是个不错的描述。

由于议会的不负责任，哈布斯堡王朝只能依靠官僚统治。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利时和荷兰的共同之处如此多，但仍然在1831年分离。

瑞典和挪威的共同点甚至更多，却也在1905年分离。

在现代，这似乎是一条简单明了的规则，即包含两种语言的国家，即使它们非常相似，最终也必然分道扬镳，除非一种语言吸收另一种语言。

一个联邦欧洲

主席先生，有时我不禁认为，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联邦主义者正在创建的新欧洲（体制），既不能满足成员国的需要，也不符合欧洲人民的愿望。

事实上，这个欧洲汇集了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最突出的失败。

人为构造巨型国家（mega-satate）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欧洲联邦主义者现在正拼命地想要制造一个。

瑞典式的福利国家已经失败——甚至瑞典本身也失败了。而欧洲国家主义者继续推进他们的社会政策。

法国和德国的大规模移民已经鼓励了极端主义政党的发展。而欧盟委员会还在继续敦促我们取消边境管制。

如果欧共体朝着大多数成员国政府和委员会希望的方向推进，那么它们将制造一个催生不安全、失业、国民怨恨和民族冲突的结构。

不安全——因为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加剧欧美的紧张，甚至两国的关系有断绝之虞，而美国正是欧洲大陆的安全基石。

失业——因为推行监管政策会提高成本，并使欧洲工人失业。

国民怨恨——因为随之而来的单一货币和单一的中央经济政策，将会使一国的选民愤怒，却又无力改变状况。

民族冲突——因为富裕的欧洲国家面临着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潮。

同样在欧洲内部，单一货币的影响、工资管制以及社会成本的提升必然会导致以下两种后果之一。

其一，必然有大量资金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我们实际上承担不起这种后果。

其二，会有大量的移民从不富裕的国家移民到更富裕的国家。

然而，如果提供给我们的未来包含了如此多的风险，却没有多少真实的好处，我们可能就要问一下，为什么这一切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答案很简单。

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拒绝对真正重要的问题进行辩论。

抉择

我们的选择很明确：要么通过各国政府、议会之间的合作来实现对欧洲的民主控制——这些政府和议会拥有合法性、富有经验和人民的关系密切。

要么，我们把决策权移交给一个遥远的、操着多语言的议会，它不对真实的欧洲公众舆论负责，而且愈发屈从于一个强大的官僚机构。

任何关于集中主权（pooling sovereignty）的误导性言论都不能改变这一点。

欧洲和世界

主席先生，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欧洲给国际事务带来的都是问题，而不是解决办法。欧洲共同体的缔造者有意识地尝试改变这种状况。

欧洲的民主和繁荣将成为其他大陆其他民族的榜样。

有时，这种观点变得过于雄心勃勃，以至于认为欧洲是介于东西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第三股力量。

这种做法一向建立在一种灾难性的幻想之上——西欧在未来的某一天可以放弃美国提供的军事防卫。

既然共产主义势力已经撤退，苏联的坦克和导弹对欧洲核心地区的威胁已经消失，那么欧洲与美国脱钩的旧趋势就有可能再次出现。

这是欧洲人必须警惕的事情——美国也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来源：保守主义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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