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权思想演进中东南亚认知的变迁

［摘要］自“海国”思想形成以来，在日本海权思想的发展中，日本学界、战略研究界对东南亚的认知发生了显著变化。东南亚在明治时期被视为日本“潜在的海外殖民地”，在二战时期被视为“大东亚共荣圈”的重点区域，在战后因“南海”战略价值重获重视，到如今被视为日本建立“海洋国家联盟”应当联合的对象以及日本建立地区主导权的重要抓手。在日本海权思想的演进中，其东南亚认知的变迁对日本海洋战略的形成与发展、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以及中日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自近代以来，无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政府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构想中，还是安倍政府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中，东南亚在日本的国家战略中均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与日本学界、战略研究界在海权思想研究中对东南亚的持续关注以及对国家政策的不断呼吁密不可分。尽管不同时期日本海权思想中的东南亚认知不尽相同，但仍具有一定的内在延续性。梳理日本海权思想中的东南亚认知变迁，对于把握日本“海洋国家”思想的历史演进，理解当前的日本海洋战略，前瞻性分析未来日本海洋政策都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目前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海权思想演进中东南亚认知的著作或文章并不多见。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理事长北冈伸一通过回顾20世纪60年代高坂正尧的研究，提出无论是“海洋国家论”还是“贸易国家论”，其根本目的都是保护日本的海外通商利益，这才是日本自幕末明治以来所有国家战略的宗旨[1]。中国学者中，陈奉林教授、靳颖教授为探寻二战时期日本 “南进”政策的源流，分析了明治至昭和时期日本学者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2]；廉德瑰教授归纳了近年来日本学者的海洋战略研究，指出这些研究的思想根源是“脱亚入欧论”“中日区别论”“中国威胁论”等[3]。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对日本海权思想中东南亚相关问题的研究方法、理论视角等方面的探讨还需要加以充实，对日本海权思想演进中东南亚的认知变化的系统分析尚有待丰富。

在“日本海权思想”中，东南亚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不同时期，日本学术界、战略研究界人士对东南亚的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通过对各时期日本海权思想代表性人物的观点进行梳理和分析，回答这些问题。

一 “海国”思想形成至二战结束的东南亚认知

（一）“海国”思想形成时期的东南亚认知

日本的“海国”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中后期（日本江户时代后期）林子平撰写的《海国兵谈》一书。由于自幼酷爱地理并受深谙兰学的友人影响，林子平非常重视海防。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什么是海国？海国是无邻国接壤、四面环海的国家。因此海国必须拥有相称的武备，不同于中国的兵法和日本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军事学说和军事思想……为防御外敌入侵，就要靠水战，而水战的关键是大炮。抓好这两点，就抓住了日本国防的关键。这就是（日本）与……大陆国家国防思想的不同之处。”[4]林子平的“海国”思想，从日本四面环海的独特地理位置出发，指出日本与大陆国家的国防战略思想的差异，并将海防作为国防的关键，具有一定的突破性。随着《海国兵谈》在民间流传，林子平的“海国”思想也逐渐为民众所知晓。然而，由于林子平的海防思想与当时德川幕府所采取的“锁国海防”政策相悖，其思想被幕府否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加以禁锢[5]。

1853年的“黑船事件”迫使幕府改变“锁国海防”政策，进而打开国门，积极兴建海军。幕府不仅撤销禁止造大型船舶的命令，向荷兰订购军舰，还开办海军传习所、造船厂、制铁厂等。在这一阶段，日本国内涌现出佐久间象山、佐藤信渊等一批思想家，他们通过《海防八策》、《水陆战法录》等作品提出日本的海防建议。与此同时，清朝魏源的《圣武记》、《海国图志》等著作也备受日本有识之士的关注与推崇。

明治维新以后，对日本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当属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福泽谕吉认为，“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6]“文明既然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7]因此，福泽谕吉“号召日本人向文明进军”，就是为了“保卫国家的独立”[8]。

在积极关注西方，向先进的欧美海洋国家学习的同时，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还对东南亚保持了浓厚的兴趣。这一时期，日本国内涌现出服部彻、恒屋盛服、志贺重昂、菅沼贞风等一批学者，他们积极强调东南亚对日本的战略意义，成为“南进”思潮的早期代表。这一时期的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当属志贺重昂的《南洋时事》、服部彻的《南洋策》以及恒屋盛服的《海外殖民论》，它们不仅向日本国内民众介绍东南亚地区的风土人情、自然资源、商业价值，还重点阐述这一区域对日本的战略意义，特别是东南亚如菲律宾等地与日本之间的交通之便，进而预言太平洋诸岛、澳大利亚、北美、中南美洲等地将是未来日本海外殖民的主要方向[9]。这一时期，曾为日本海军中将、后担任海军大学教官的佐藤铁太郎积极吸收马汉的“海权”思想，主张在西太平洋地区确立日本海军的优势地位[10]。可见，东南亚已经被视为日本海外殖民与军事扩张的目标区域。

在这一时期的“海国”思想中，日本学者的东南亚研究具有三个特点。首先，从研究立场来看，在当时大部分日本学者将欧美国家视为“文明”、“独立”的象征而加以研究的大背景下，东南亚国家之所以也受到青睐，并不是由于其政治制度或文化传统，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东南亚等地成为欧美国家殖民扩张的对象，日本学者由此对日本未来产生了危机感[11]；另一方面，东南亚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资源优势”以及作为海外殖民地的潜在价值也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东南亚研究的初期，日本学者就带有一种心理优越性，没有将东南亚视为平等的对象，而是将其作为本国未来的殖民地加以考虑。其次，从研究视角来看，日本学者对东南亚的早期研究并未局限于单纯的地理学视角，而是具有地缘政治学的浓厚色彩。例如，服部彻积极倡导日本应与德国争夺菲律宾吕宋岛的通商权利，从而加强对这一海上战略要地的控制，再进一步实现“拓地殖民”[12]。最后，从研究方法来看，“弱肉强食”的现实主义是当时研究东南亚的日本学者普遍采取的分析方法。面对众多对手，国力有限的日本如欲开拓殖民地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呢？对此，服部彻主张，应当首先通过“通商贸易”而非“侵食掠夺”的方式与英国、德国等在东南亚展开竞争，并在那些军备相对弱小的国家开拓殖民[13]。由此可见，在“海国”思想形成时期，尽管“脱亚入欧”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主要思潮，仿效欧美受到学界、政界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东南亚以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海上战略地位已经引起一些日本学者的重视。

（二）大正时期至二战结束之前的东南亚认知

从大正时期至二战结束之前，围绕日本国家战略的选择问题，大陆派与海洋派展开了长期、激烈的论争。参与论争的，既有普通学者，也有政府与军方力量。陆军成为大陆派的主导力量，积极鼓吹“北进”路线；海军则成为海洋派的核心力量，大力推动“南进”政策。以拓务省为主的官方、以海军部为主的军方和学界共同推动“南洋”研究，成为日本这一时期海洋研究的显著特点。

大正时期，日本学界对东南亚研究的兴趣持续高涨，相关著作达到238册[14]。其中，以副岛八十六的《帝国南进策》、松本敬之的《南方帝国论》最具代表性。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东南亚的研究内容日益丰富，不仅涵盖包括金融、贸易、投资等经济、文化领域，更涉及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为后来日本对东南亚的武力入侵与资源掠夺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日本官方对东南亚的研究也在积极地进行。自20世纪初叶起，为配合日本的殖民扩张活动，受命于日本中央政府、在拓务省直接管辖之下的台湾总督府就开始了对东南亚地区矿藏、物产等的调查活动。据统计，1910—1942年间由台湾总督府出版的对中国华南地区、东南亚地区的调查报告书达到近百种，其中1920—1935年间出版的数量占1910—1942年间出版总数的34.8%[15]。1939年，日本驻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在《南方外地统治组织扩充强化方案》中指出，“随着我国国力的发展，帝国的南方政策日益紧迫起来。对南支南洋的工作如何，对国策的完成具有重大关系……”[16]这一直白的表露显示出日本夺取东南亚的强烈意图。

1940年，以岩畔豪雄、堀场一雄编写的《国防国策案》为基础，时任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公布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积极鼓吹建立以“日、满、华为一体，包括南洋的大东亚之新秩序”，明确了“大东亚”政策的地区范围，即“在日、满、华之外，又包括整个东南亚及东西伯利亚、澳洲、印度等广大亚太地区。”[17]。“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提出，标志着日本自开国以来的“脱亚入欧”向回归亚洲、领导亚洲转变，但“北进”与“南进”之争并未就此结束。直到“诺门坎事件”发生，日本才被迫放弃“北进”路线，选择“南进”路线。然而，南进就不可避免要与美国发生冲突。日本军部最终选择了山本五十六的计划，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太平洋舰队[18]，拉开了对美作战的序幕。日本陆军在海军的配合之下，向东南亚发起战略进攻。直到中途岛海战，美国海军才终于开始占据主动地位，直至二战胜利。

自大正时期至二战结束之前，日本“海国”思想中关于东南亚的研究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从研究主体来看，学者研究不再是东南亚研究的主角，官方和军方逐渐成为研究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施者。第二，从研究成果来看，由官方机构，主要是拓务省所辖各部门撰写的关于东南亚的资源、物产、风土人情等情况的调查报告林林总总、门类繁多，它们与数量众多的学者著作一起成为日本政府制定战略与政策的重要参考。第三，从研究基地来看，由于地理上与东南亚较近，台湾总督府承担了大量对东南亚地区的调研任务，台湾成为日本研究东南亚的前沿基地和侵略东南亚的跳板。毋庸讳言，在这一时期，东南亚地区已经被日本学者、官方乃至军方视为建设日本帝国和“大东亚共荣圈”的重点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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