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三百多年前的大战

1683年9月11日，历史上著名的“维也纳会战”开始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大军在维也纳城门前被欧洲联军击败；自先知默罕默德以来持续了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版图扩张，从这一天开始终于停住了脚步。那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是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而维也纳，则是西方世界，也是基督教世界的首都。

那时，欧洲刚刚完成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伟大转变，刚要进入启蒙运动阶段；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督教国家政教分离的现代基础，人文精神的出现以及对基督教的全新诠释，也为欧洲社会注入了无穷的活力，为欧洲的迅速发展和空前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接下来的地理大发现和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和美国社会创造力和生产力空前迸发，摧枯拉朽地冲破各种藩篱，迅猛地成为了迄今为止人类发展历史上最为发达和繁荣的代表。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这一战之后，便陷入了分崩离析的状态，帝国的最后几代哈里发不得不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勉强维持着帝国的疆土和统治，一直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部队开进伊斯坦布尔，才正式宣告灭亡。

2001年9月11日，来自原奥斯曼帝国广袤疆土上的几个国家的19个青年，经过充分的谋划和训练之后，在美国劫持了四架飞机，分别撞进了世贸中心南北双塔以及五角大楼等地。代表着世界商业力量的两座直冲云霄的大楼顿时化为乌有，象征着全球军事霸权的五角大楼也被严重损毁；死亡人数接近三千，而人才和经济损失则难以用数字估量。世界格局从这一天开始改变，国际关系和全球安全被重新定义。

历史的车轮转到这里的时候，埃及已经是伊斯兰世界的领袖，而美国则是西方世界的领袖，通常被视为基督教世界的最高代表。

这19个劫机者的头领叫穆罕默德·阿塔（Muhammad Atta），是埃及人，他的背后是一个叫“基地”的组织；被称为基地组织的“真正大脑”，并且现任“基地”组织全球领袖的艾曼·扎瓦西里（Ayman Al-Zaw ahiri）是埃及人；基地组织创立者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精神领袖也是埃及人 – 他就是赛义德·库特伯（Sayed Qutb），被称为现代恐怖主义之父的著名埃及学者和伊斯兰主义思想家。

这也许仅仅只是巧合。

而且，宗教往往是利益争夺和政治目的的外衣，因此更多的人希望有更合理的现代理论框架来解读国际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类似的作品也不胜枚举。

2 现代恐怖主义的传承

在距离埃及亚历山大城不远的一个小镇上，85岁的马弗斯·阿萨姆先生（Mahfouz Azzam）坐在他家的宽敞阳台的椅子上，面对着犹如蓝宝石一样湛蓝浩瀚地中海，在海风的吹拂中侃侃而谈。从马弗斯这个位置望出去，地中海的对面正是土耳其，左边是利比亚和突尼斯，右边则是阿拉伯半岛，身后就是埃及。这正是当年全盛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疆土覆盖范围。

马弗斯的家族在埃及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都非常显赫，他的父亲拉赫曼·阿萨姆（Abdul-Rahman Azzam）在20世纪初即为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复兴奔走呼号，后来成为阿拉伯联盟的创建者和首任秘书长。马弗斯的另一位长辈，叔父瓦哈·阿萨姆（Abdul-Wahab Azzam）是阿拉伯世界的著名翻译家，历任埃及驻沙特阿拉伯、也门和巴基斯坦大使，后来还应沙特政府之邀，到该国筹建沙特国王大学（King Saud university），并成为首任校长。

马弗斯先生本人是埃及的著名知识分子、律师和媒体人，曾经是一份叫《新旗帜》（Al-Lewaa Al-Jadeed）的杂志的主编，整个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他没打过交道的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但即便如此，当马弗斯先生谈起一个人的时候，神情突然变得激动起来，身体开始抖动，手势也变得非常有力：“赛义德·库特伯（Sayed Qutb）和他的弟弟穆罕默德·库特伯（Muhammad Qutb），这两个人是全世界最才华横溢的人物，我将永远因为自己跟他们的亲近关系而感到自豪，我和他们的家人至今还保持非常密切的来往。”

Mafoux Azzam在家中接受访问，他的侄子艾曼，扎瓦西里是基地组织的现任最高领导者。

马弗斯自豪地提及和库特伯不寻常的关系：库特伯是他小学三年级时的阿拉伯语老师，他们从那时候就非常亲近；马弗斯成为杂志主编之后，库特伯还经常给他的杂志撰文；库特伯在美国期间，还时不时给他写信，描述他所在美国是怎么回事；在库特伯出版《路标》一书，被纳赛尔政府判处死刑时，马弗斯还成为他的辩护律师，并且被库特伯授权处理他死后的一些个人遗产；在库特伯死后，马弗斯还协助其生平著作的地下出版和发行工作，为库特伯激进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66年8月，库特伯因为鼓吹极端伊斯兰主义，煽动推翻世俗政府，被纳赛尔政府判处绞刑。二十世纪初中期，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格局始终在伊斯兰主义和世俗主义之间充满张力，民族主义的世俗政权始终受到伊斯兰组织的挑战和质疑；纳赛尔政府处决库特伯时，纳赛尔主义所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还处于优势；然而这种情况维持了还不到一年，1967年6月5日开始的“六日战争”，以色列大败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约旦联军，使得整个阿拉伯世界的自信心大受打击，人们开始质疑当权的民族主义政府，并开始思考其他的出路，激进伊斯兰组织趁机纷纷鼓吹这是没有追随真主、没有遵照伊斯兰法（Sharīah）的后果。 于是，“库特伯的书产生了爆炸式的效应，异常热销，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一版再版。”马弗斯激动地说道，“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出版他的书，所有的书店书橱也都看得到他的书。”从此，库特伯主义开始在阿拉伯世界埋下了他的种子，他在其代表作《路标》中所呼吁建立的伊斯兰“先锋队”，也迅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伊斯兰各国纷纷建立了各种各样的以库特伯主义为引导的激进主义武装组织，其中的最著名代表，则是奥萨马·本·拉登及其建立的“基地”组织。

已经85岁的马弗斯老先生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在听到赛义德·库特伯这个名字的时候，身体反应有多么激动，双眼有多么闪亮，这似乎不像是一个这样年纪的老人应有的热情，或者甚至可以说是“狂热”。我们也因此不难想象，库特伯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有多么深远。从他小学三年级开始，库特伯就像一个真正的人生导师一样，指导着他的思想成长和思维方向。而马弗斯本人，则被他的一个外甥称为自己的人生启蒙导师，通过他对库特伯的崇拜和热情，这位外甥也从小深受库特伯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居然从中学开始，便开始创建了旨在最终夺取埃及最高政权，建立伊斯兰统治的组织：伊斯兰圣战组织。这位马弗斯的外甥，名字叫艾曼·扎瓦西里（Ayman Al-Zawahiri）。

艾曼·扎瓦西里在开罗读大学时，结识了很多库特伯主义的追随者，这些人之中，有一位奥马尔·拉赫曼（Omar Abdel-Rahman）的盲人，还有一位叫阿卜杜拉·阿萨姆的巴勒斯坦人，扎瓦西里曾经和他们在埃及讨论库特伯的思想及其实现理想的途径。这三个人后来都跟另外一个人—奥萨马·本·拉登有着特殊的关系：阿卜杜勒·阿萨姆后来成为了本·拉登最核心的导师，并亲自把这位门生带到了阿富汗；盲人奥马尔响应和支持本·拉登的“圣战”呼吁，成为第一个公开发出宗教决议（Fatwa），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应在任何地方杀死美国人的伊斯兰宗教领袖；而扎瓦西里本人，更是被称为“基地”组织的“真正大脑”，并在2011年拉登死后，成为了“基地”组织的全球领袖。

扎瓦西里的祖父，阿哈曼迪·扎瓦西里（Al-Ahmady Al-Zawahiri）于1929年成为埃及爱资哈尔大学（Al-Azhar University）的最高教长。这所大学是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最古老也是最高等地学府，也是埃及作为整个伊斯兰世界文化中心的核心资本之一。

“我们的这个家族，一直都以不安分而著称；即便是作为最高教长的阿哈曼迪·扎瓦西里，在那个年代，也常常向其他穆斯林国家发出召唤，要求他们反对当政者的压迫，还为他们偷偷运送武器呢。”马弗斯老先生非常自豪的说道。

阿哈曼迪·扎瓦西里超前的理想并没有获得成功。那时候，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社会革命理论层出不穷：共产主义已经赢得了苏维埃政权，并且在中国点燃了星星之火；纳粹主义在德国和意大利也开始全面获胜；民族主义更是几乎所有新兴民族国家政权的就手工具。但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还处于相对保守的状态，虽然创建于1928年的“穆斯林兄弟会”明确要求建立伊斯兰政权，创立者哈桑·班纳的策略还是属于改良性质的，认为其社会和政治目的主要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社会伊斯兰化，通过政治途径水到渠成地主导国家政权，因此该组织一直在努力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希望得到广泛的民意支持。即便是兄弟会后来有了“自卫武装”，也秘不外宣，始终以温和面目示人。

然而，在哈桑·班纳遇刺之后才加入“穆斯林兄弟会”的库特伯，他主张武装暴力革命的激进伊斯兰思想，却成为了阿哈曼迪的孙辈—艾曼·扎瓦西里及其他“先锋队”队员们的精神武器，鼓舞着他们最终改写了世界政治与安全格局。艾曼后来在自己的一本自传式的书——《先知旗帜下的骑士》——中写道：“虽然库特伯遭到了纳赛尔的残害，但是这并不能阻碍他的思想影响着埃及的年轻人们……这第一道点燃熊熊大火的闪电，照耀着我们用以对抗内外敌人的伊斯兰革命，日复一日地谱写着血染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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