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的美国，似乎注定了是不平静的：理查德·尼克松在那一年因“水门事件”，不光彩地辞职；美国军队继续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难以自拔，甚至越来越走近了那个灾难性的结局；而此时的美国大学校园，在很多教授看来，也正从学问的殿堂，堕落成了疯人院……正当美国社会处于危机之中时，美国著名政治理论家、历史学家、当代保守主义思想领袖拉塞尔·柯克出版了《美国秩序的根基》这部如今看来堪称经典的著作。作者自陈，他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便是，“帮助公众和大学生重新认识美国的道德和社会秩序”。

作为截至当时为止的半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强大和繁荣的国家，美国一直是众多思想家、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探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让这个曾经的殖民地保持了如此长久的活力、自由与繁荣？读过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人或许会说，是美国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优势和独特的民情；有的人则认为，是特殊的发展机遇成就了这个国家；还有人会从民族构成的角度，分析移民传统给美国发展带来的巨大推动力。而在拉塞尔·柯克看来，美国强盛繁荣的主因，必须从这个国家的精神传统中去寻找，这种传统，就是“有秩序的自由观”。而这种“有秩序的自由观”的源泉，正是美国人的基督教信仰。有秩序的自由观，派生出了自由市场和有限政府的制度安排，而这样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是美国经济、社会和个人活力的保障。

作为“永恒之物”的秩序

在拉塞尔·柯克看来，人类社会如果要保持正常运行，就必须满足一些源自人性深处的最基本的需求，而对“秩序”的追求，正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渴望之一。在这里，柯克甚至引用了西蒙娜·薇依的一句话来强调秩序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秩序是人类的第一需要”。

那么，究竟何为“秩序”？或许可以从它的反面，即“失序”，来看看我们能收获什么。可以想见，如果一个社会处于总体性的失序状态，那么很多社会成员将消失；如果一个社会的成员中的大多数都处于精神上的失序状态，那么共同体的内在和外在秩序，大概也就无从谈起——即使有那么一点残存的秩序，也并不能长久维系下去。

总之，如今的读者，一谈起“秩序”，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社会控制”这类带有贬义的词，而在柯克看来，这个词更多意味着一种系统的和谐机制，既可以指向个人品格，也可以用来描述共同体的存在状态。在这里，将“秩序”改为“有序”，或许会更为合适。一个有着基本的公民社会秩序的社会，正是作者眼中美国社会的典型模样。

作者认为，在秩序、正义和自由这三种良善社会的必要价值之中，秩序是居于首位的。理由很简单：只有在合理的社会秩序中，正义才有实现的可能；此外，秩序以及作为其表征的法律，能帮助我们免于无限度的自由所必然带来的暴力的侵袭。

作者如此看重秩序，大概还与他目睹过20世纪的悲惨历史不无关系。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许多国家的主心骨都失灵了。不过，一旦革命或战争摧毁掉某一既定的秩序之后，民众便发现，为了能够生存下来，重新寻找秩序就成为当务之急。一旦他们终结了一种旧秩序，革命者会进而命令构建一个新秩序——通常，新秩序比他们推翻的旧秩序还要恶劣。”

作者认为的“美国秩序的根源”，就是一种从耶路撒冷、雅典、罗马和伦敦成长起来的秩序的延续。或者说，美国秩序的根源，正是强大无比的西方文明传统，它的锚牢牢地定在了《旧约》中的先知时代，经过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和宗教改革，再到近现代。所以塑造美国秩序的，既有耶路撒冷的信仰和伦理，雅典的理性与荣耀，又有罗马的美德和力量，还有伦敦这座近代城市代表的法律与市场……最终，这一切都融汇到了由新教传统肇始的美国秩序之中，让这个国度至今仍在散发出强大的感召力。

来自耶路撒冷的圣约观念

提起美国人的宗教传统，不得不从基督教的源头耶路撒冷说起。众所周知，北美大陆最早的白人定居者在“五月花号”上的约定，是美国社会的开端。正是这份约定，让美国社会自始就拥有了极为强大的遵守契约的传统。而这样的契约精神，其实是早就植根于这群先驱者的头脑里，其来源就是基督教传统以及它的前身——犹太教的“摩西五经”。西奈山上启示给摩西的道德诫命，对北美定居者的启示是，圣约不可违。

早在1630年，当欧洲清教徒向新世界移民的过程中，极富领导才干的平信徒约翰·温斯洛普就曾对着满满一船的信徒讲道，提醒人们，自己与上帝所立的圣约：“我们必须以彼此为乐，把别人的事当做自己的事，休戚与共，甘苦同尝，事事顾及我们当下的使命和命运共同体，将我们团体的每个人视作同一个躯体的组成部分。”尽管有不少人在马萨诸塞登陆后不久就违背了这些原则，但毕竟从理念上讲，大家都认同这些原则，它也成了共同体的基本准则，成了构成美国秩序的核心内容之一。

这种秩序观也让美国人认识到，单就个体而言，人注定是脆弱和不完美的，人的失败也正是人罪性的体现。但也因此，人才具有了无法推卸的道德责任——对他人的责任。正是这一点，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如果否认了人的道德责任，就等于否认了人的本性。

所以，即便到如今这个时代，多数美国人对法律仍持有一种视之为神圣的观念。而美国人这种对法律神圣性的理解，在柯克看来，多半是继承自以色列，而不是罗马。事实上，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中，很多人是律师出身，他们把法律视作实现上帝所要求于人的正义的手段。而这些建国之父们，对于人的罪性的认识，以及需要用法律去约束每个人的意志和欲望的信念，又是如此根深蒂固，乃至于连托马斯·杰斐逊这样的理性主义者都宣称，在有关政治权力的问题上，人们一定不要相信人的所谓良善，而是要“用宪法的铁链将他绑起来”。

同时，因为《旧约》的核心主题是“从奴役和压迫中得自由”，所以不少学者和评论者都认为，是以色列的遗产滋养了美国的自由。如果说，巴别塔故事警告人不要企图成为上帝，那么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则让人们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必死性，并且知道不能承认那不可能存在的地上乌托邦。《旧约》所宣扬的观念，既是对人间偶像崇拜的反省，又为人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生活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也正是因为这种观念的熏陶，造就了美国人身上浓烈的现实主义色彩，让他们不沉迷于令无数欧洲人着迷的空想，而是脚踏实地，为自己和家庭的美好生活而奋斗，因此才有了迄今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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