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毛泽东和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谈话，以后曾多次讲邓小平“人才难得”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邓小平恢复了工作。
一
1971年，“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五年时间，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的劳动也满两年了。这年的9月13日，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在妄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的阴谋暴露后，企图叛逃国外，结果途中自我爆炸，机毁人亡，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邓小平正式知道“九·一三”事件的消息是在11月6日。这天，邓小平参加劳动的所在工厂——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突然通知邓小平夫妇去听传达中央文件。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传达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共中央所发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及其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
文件整整传达了两个小时，邓小平和工人们一起认真地听着。传达完后，邓小平把文件带回到住处。回到住处，已是下午1点多钟。邓小平一直没有说话。吃完午饭后，他上了楼，也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两天后，也就是11月8日，邓小平提起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
他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关于解决林陈反党集团的决定，写道：
林陈反党集团这样快地被揭发被解决，真是值得庆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于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领导和及早地察觉，并且及时地加以解决，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说，即使他们最终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会遭到多少曲折和灾难。现在终于解除了这个危险，我和全国人民一道，是多么的高兴呵！邓小平在信中表示，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的心情的。
在表示高兴的同时，邓小平又冷静地意识到，他是在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自从被打倒以来，自从最后一次与毛泽东谈话以来，他还从来没有给毛泽东直接写过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时的交代，给汪东兴写信，或请汪东兴转报毛泽东和中央。但是，这一次不同。这一次，他直接给毛泽东本人写信，一是因为林彪覆亡，的确事关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他心里清楚，林彪虽死，但中国的政坛仍然不会平静。老干部要想复出，阻力依然很大。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毛泽东必然要重新考虑政治安排和人事问题。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一起
因此，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除了表达对中共中央决定的拥护之外，也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他这样写道：
我在主席的关怀下，到江西来整整两年了。这两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厂劳动，下午和晚上，看书、看报、听广播和做些家务劳动，除到工厂外，足不出户，与外界是隔绝的。在这时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过劳动和学习自我改造，绝对遵守我向党作的保证，除自己的亲属外，没同任何人有来往。我们的生活，由于组织上的照顾，没有什么困难。
邓小平还进一步明确地写道：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一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的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再退休。报上每天看到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在国内建设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动起来，想做点事，使我有机会能在努力工作中补过于万一。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还请求毛泽东帮助安排好他的孩子们。他写道：
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毛毛(小女儿)分配到陕北农村已三年，现因我那个残废的大儿子在家，我们照顾不过来，暂时把她弄回来看护哥哥。她一心想学医，过去通过自学，也有一点基础。飞飞(小儿子)在山西插队已三年多。他们由于我的关系，成分不好，没有组织上的照顾，是不可能得到较好的分配的。我们的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厂当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学医那当然更好。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了。当然我了解，这种事是完全应该听从组织的考虑和处理的。
在信的最后，邓小平写道：“我衷心地诚挚地祝愿主席万寿无疆，主席的健康长寿就是全党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写完之后，邓小平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泽东在看到邓小平的这封信后，曾问汪东兴：“你怎么不管人家啦？”汪东兴回答说：“没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让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管着呢。”毛泽东接着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让汪东兴管。”在邓小平来信的信封上，毛泽东写下了这样的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二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对毛泽东的震动很大，他大病了一场。尽管他对由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还是坚信不疑，并绝对不容他人置疑，但是，这也使得他不得不对一些做法开始进行反思。9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特别是在这时，毛泽东已开始逐步地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干部，为一些人恢复名誉和恢复工作。在解放大批老干部之时，毛泽东自然想到了邓小平。事实上，早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闹腾得最厉害时，毛泽东就曾说过，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得邓小平出来。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1月10日，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追悼会会场上弥漫着一层悲伤的气氛。人们没有想到，毛泽东突然乘车来到了追悼会会场，并同陈毅的夫人张茜谈了话。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到了邓小平。他把邓小平和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在一起，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当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评价传出去，为邓小平的复出制造舆论。
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客厅里
春天来了，在毛泽东的关心下，邓小平的几个孩子都得到了安排，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忘记邓小平。4月22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东兴同志：
好久没有写信了。由于主席的关怀和你的帮助，毛毛和飞飞进学校的事已经解决了。毛毛进南昌医科大学，飞飞进南昌理工科大学(学无线电专业)，学校选拔通知20天前就收到了。……两个孩子得到这样的照顾，我只能对主席和党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们的情形一切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一时期，比较松动一点。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顾一个残废的大儿子，因此，我暂时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里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我们想请一个人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废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来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请求。最后，邓小平这样写道：
至于我自己，我仍然静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几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余生，这里的春天，对我们太不习惯了。虽然邓小平这时在江西的处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但是，为了争取回北京，争取出来工作，邓小平还在努力着。
1972年8月1日，邓小平和工人们一起，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行材料的传达。听完传达以后，邓小平回到住处提笔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两天之后，即8月3日，这封信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送出。
在这封信中，邓小平用较大的篇幅和真切的语言，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对林彪集团的揭露和批判。在对林彪集团进一步揭发、批判之后，对于自己的“错误”，邓小平简要地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应有的承担。在信的最后，他再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要求。他写道：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毛泽东收到邓小平的这封信后，很快于8月14日作出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在这里，毛泽东对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作了充分的肯定，最后又写道：“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在这个批示中，毛泽东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要重新起用邓小平，但对邓小平的态度已经相当明确。他已开始认真地考虑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问题了。看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周恩来立即把这个批示印发给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
然而，此时的中国政坛仍不宁静，要真正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还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不过，邓小平的处境确实是越来越好了。这一年的9月，正是丹桂飘香的季节，邓小平向江西省提出请求：请示一下中央，能不能在江西省内，到井冈山、赣州老区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江西省革委会在这一基础上，作出了邓小平去井冈山地区的具体安排。
与此同时，在北京，周恩来于12月18日给纪登奎、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再次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问题。他在信中写道：“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1972年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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