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1～12日，首届“西太湖·全球公司发展论坛”在江苏常州举行，论坛聚焦于国内外新环境下“全球公司”发展之道，由大会演讲、主论坛和四个分论坛等组成，分论坛分别以和“全球公司”发展相关的海外利益保护、合规、营商环境改善、数字化智能化为主题。现将5月12日上午“海外利益保护和全球公司发展”分论坛嘉宾发言刊载，以飨读者。
嘉宾语录
我们在实施“一带一路”计划当中，应该避免把我们本国的特色的东西投射到国际行动中。这里面有很多国内的一些价值，比如说我们倡导个人服从集体、中央高于地方、国家大于社会，这样的东西在我们中国的话语里，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要把这种价值投射到国际社会里，我觉得很多国家不一定认同。所以，主导价值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梅建明(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反恐怖首席专家、上海政法学院教授)：非常感谢会议的主办方邀请，今天给大家交流“一带一路”计划中的海外利益保护与海外安保工作，挑战与对策的架构。因为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我做了一个PPT，把我的思路和想法来和大家做一个交流。
我原来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工作，工作了18年以后，2017年11月我到上海，现在在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立足于上海政法学院。
我汇报的题目，里面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海外利益保护和海外安保工作，这个话语我们最近这几年比较重视。从话语到行动，从过去没有太重视，到现在比较重视，这有一些源头，有一些背景，所以我要介绍一下为什么海外利益保护和海外安保工作最近这几年比较受重视。
第二点我要汇报的是尽管目前受到了重视，但这里面还面临着一些非常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第三点，我讲一讲面对这种困难和挑战，我们在海外利益保护上，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思路来解决这些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讲“一带一路”的计划，实际上“一带一路”计划我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是我们在当时提出“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没有考虑到的，就是安全的风险。我们做了研究，根据国际上知名的数据库，马里兰大学有一个全球恐怖主义的数据库，我们对于2000年到2014年全球发生的恐怖袭击的案件数量进行分析，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在2000到2014年的15年里，发生在全球的恐怖活动死亡人数中，有65%以上是发生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一些相关国家。所以，恐怖袭击的风险非常高。
第二，我们再以中巴经济走廊为例，以它作为一个个案来分析，中巴经济走廊运行的路线，不管是东线，还是西线，经过的地方都是呈现高风险的地方。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一共遭受了20起恐怖袭击，死亡人数超过45人，至少有21人受伤。
在一系列大的背景下，我们也有一些典型的案例，比如说刚才支东生处长提到2015年中铁建的三位高管在马里被枪杀，包括中国的公民樊京辉在2015年被伊斯兰国作为人质劫持了以后，在网上拍卖，后来被伊斯兰国枪杀。这一系列案件都是对中国政府提出来的现实问题，中国的公民和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和中国海外安保工作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高层到有关部门都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来应对这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外交部层面和公安部层面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以及在2004年成立了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机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由外交部牵头。
现在我要重点探讨的是，虽然中国海外利益保护与中国的海外安保工作非常重要，但是仍面临着诸多挑战。挑战主要有几个方面：第一是国际环境变化，“一带一路”计划是中国和平发展崛起的大环境下，中国为了实现“中国梦”、“两个一百年”计划而实施的一个战略。但是，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导的计划与和平发展，国际社会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中国威胁论”。在中国的和平发展大诉求之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包括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计划，实际上有一些国家充满了疑虑。
在这种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的利益保护的话语和行动，怎么能够协调，这个工作应该认真去思考。
第二，中国的国内环境有民族主义的倾向，我觉得非常强。民族主义不是一个坏的东西，但是民族主义如果说达到一个非理性的、不可控的状态，就充满着风险。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风险没有得到有效管控的话，那么对于中国的海外利益保护也会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大家知道在日本机场，中国的游客唱国歌，这种行动我个人认为是不理性的民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合法利益的保护。这种背景下，怎么去合理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应该采取合法的手段，而不是由不理性的民族主义冲动主宰你。
第三个是行动目标，我们倡导中国的合法权益、合法利益保护。但另一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海外利益的保护，这个应该是一致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在有些方面可能要进一步协调好。今天上午有几位专家讲得非常好，中国的规则也好，中国的思维也好，实际上我们应该要遵照国际通行的惯例去做，有些理念、价值追求，我们应该要知道冲突怎么去避免，怎么减少这个冲突对我们不良的影响。所以，在行动目标上，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和目标之下，我们又要合法地保护中国的海外权益，这是行动目标协调的问题。
第四个就是主导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好，“一带一路”倡议也好，这里面实际上有很多共同的价值。这种共同的价值不仅是中国的价值，实际上也是人类的价值。比如说涉及自由的问题，涉及民主的问题，涉及人权的问题。中国也是积极倡导这些基本的价值。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在实施“一带一路”计划当中，应该避免把我们本国的特色的东西投射到国际行动中。这里面有很多国内的一些价值，比如说我们倡导个人服从集体、中央高于地方、国家大于社会，这样的东西在我们中国的话语里，我们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要把这种价值投射到国际社会里，我觉得很多国家不一定认同。所以，主导价值可能会有一些冲突。
第五，博弈逻辑。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涉及冲突的时候，是理性国家和理性国家，这是理性的。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很多安全，特别是恐怖主义的时候，实际上是以一个作为理性主体的国家，去对付恐怖组织，这种游戏规则实际上充满了很多非理性的东西。所以，我们讲这种博弈的逻辑，应该有相应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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