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于杰先生于2014年年初一个内部讨论的整理稿。中国过去4年的经济轨迹正在印证文中的逻辑。有投资者因为此文调整了资产配置，有境外机构全文翻译传阅该讨论稿。我们今天重发此文，希望帮助读者和投资者更好地理解当下的形势和中美经贸关系。

今天同大家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另一个，基于全球背景、中国过去35年经济增长逻辑，以及当下的经济困境。其中的一些内容，过去几年也在报纸上发过，今天做一个系统的梳理，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全球经济荣枯均有中美因素

一、经济增长的条件，是劳动力、资金和资源。历史的经验表明，具备了这些条件，经济不见得增长，或者不见得实现理想的增长效果。这些条件只能视为必要条件，要实现预期的增长，不仅需要禀赋接近的经济体，还需要制度的配合。

19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迅速，根本原因是技术革新及传播和应用，提高了生产效率。技术的发端和产业化普及主要在西方市场体，原因在于其制度对创新的支持、法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逐渐完善的企业组织对生产效率的提升，这些因素构成了系统化的、健康的市场秩序，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形成良性循环。20世纪之后的金融业发展，对技术创新及应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期间，后发经济体的追赶、崛起，很好地印证了比较优势理论。到目前为止，我个人是认同重商主义的，后发经济体要阶段性地实现经济增长，必须依托开放、国际贸易。中国过去60年的经济轨迹，也是一个证明。

技术研发上的相对“稳周期”（时间长）和后发经济体学习周期的缩短，是一个矛盾。后者会在时间上对先发经济体形成一个倒逼，先发经济体的引领优势会相对弱化，以往的平衡会被打破，摩擦不可避免，日益发达的金融市场将这种不平衡快速演化为危机。

蒸汽机、铁路、化工这些新技术，传播、应用的周期都比较长，铁路的建设甚至在中国引发了政治革命。IT作为一个新技术，同时又是技术传播的手段，**缩短了学习时间（历史上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极大地开发了民智，提高了学习能力，对新技术的传播也很重要），IT技术又使得很多领域的新发明、产品的学习、“推广”变得以秒计算，大部分社会稳定的经济体，生产效率得以明显提高，中国尤其受益。

具备革命性的新技术没有在短期内出现，作为引领全球技术创新的美国，在中国这样的快速学习者看来，“老师不灵了”。这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此次危机还有很重要的中国因素。得益于WTO之后的全球化红利以及此轮IT技术的应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由于缺乏很好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企业低成本地利用新技术，快速提高生产效率，并大量向全世界特别是向美国出口，加剧了全球贸易的失衡。中国出口在WTO之后快速急剧增加，除了前述原因，还有几个关键因素：欧美在2001年之后向中国敞开市场，没有“最惠国待遇”一类的折腾；中国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参与到国际贸易活动中，有一个统计数字，说是WTO后，中国直接、间接参与外贸的劳动力达到3亿，超过欧盟总人口；社会低福利降低了出口商品成本，比较典型的如低人工福利和环境污染；非经济因素恶化收入差距，抑制国内消费。这些内容，后面会继续探讨。此间，中国积累了高额的贸易顺差（主要是来自美国的顺差，如果没有来自美国的顺差，中国的国际贸易将保持持续逆差；另外，美国官方公布的中美贸易顺差同中国公布的数据有差异，主要是美国统计了通过香港等地转口到美国的贸易品。美国的这个统计数据更客观。很好理解，如果美国市场减少消费，这些转口就不会产生，中国出口总量会随之降低。），并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再度回流美国金融市场。

中国的巨量出口和顺差美元回流这两个因素，使得美国在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之后，CPI持续保持低位，金融市场资金充沛。产业创新的滞后和资本逐利的要求，推动资本市场“自我创新”，“次贷”因此繁荣。缺乏实业基础，金融泡沫制造的繁荣难以持续，庞大的资金又使得短周期的危害加大。

美国是全球最终消费市场，中国是全球最大生产车间，互相依托，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危机，均有美国和中国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逻辑

二、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过去35年，中国经济总量倍增，以当年价格计，1979年GDP总量4062.6亿人民币，2013年是568845亿，2000年之后增长尤其明显。

取得这个成绩，国际和国内的环境因素均不可或缺。国际上我总结为四个方面：亚洲无战事、东欧事不断、南美陷停滞、美国发门票。用官方的语言就是：“良好的国际环境”；国内因素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农村联产承包，解决了粮食供给，解放了劳动力，为后来的工业化打了基础；开放，就是找市场、资金，引进技术，开始工业化，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搭上全球化的快车。这同前述的国际因素中的“美国发门票”是契合的。

从经济增长的三个必要条件分析，中国在改革之初唯一缺少资本。如果考虑比较优势，中国可以用人力优势换取资本，开放是桥梁，解决了这个问题。这30多年的经验证明，只要不折腾，市场、民众可以做出理性选择，解决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政策的价值在于，不违人性、市场规律，因为政策制定者并不比大众聪明。就比如，改革之初的粮食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体力劳动者和土地肥沃的红利，政策只是顺应了民意。加入WTO，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非常典型的Freerider，看先发国家如何增长、发展起来，跟随就可以了。各种政策、战略，除了增加寻租的机会，并不会为大众增加福利。所有政策的成绩，都只是开放的结果。这个逻辑我在“积累三十年”的文章里有详细分析。马航370事件中中国的角色，也很像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

在改革和开放两个政策之间（如果将这两个政策看作是政府对内、对外的两个举措），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改革的空间，在1980和1990年代，已经是极限，“南巡”并没有改变“改革”空间狭小的困境。开放，突破了国内的空间限制，解决了产能问题，而这恰恰是中国劳动力优势的发挥。开放以对外贸易为先、积累顺差，外资同步陆续跟进，从而解决了“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贸易规模扩大的轨迹，正是中国经济扩大的内在逻辑，繁荣之下，掩盖和推迟了改革的压力。

出口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是：出口增加——消化过剩产能——换取外汇／外资流入——增加货币发行——贷款增加——货币供应量增加——地产等资源价格上涨——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经济总量增加（繁荣）。

上述过程中，有三个环节至关重要。

一是消化过剩产能，二是该改变货币发行方式，第三是货币化（货币供应量增加）。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有一个共识是投资拉动。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这个结论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考虑一个问题：如果投资拉动就可以解决经济增长，为什么在加入WTO之前没有持续依靠投资拉动？1949年至1993年，中国投资占GDP比重最高的年份是大跃进的1958年，结果是连着“三年自然灾害”；1993年，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东风，年度投资增长率超过50％（到目前为止纪录未打破），其后是8年的去产能过程：砸三铁、保值储蓄、下岗再就业、国退民进、抓大放小、银行坏帐超过20％／技术上破产……最终需要GDP“保八”。投资的直接结果是产能增加，生产产品卖给谁？是个问题。

改革之初，正是中国出生高峰期人口进入劳动力步入就业年龄。劳动力充裕，用好了是红利，用不好就是麻烦。在加入WTO之前，政策当局想尽各种策略，可以用一个词总结，就是“折腾”。出口市场（export）是中国产能的出口（outlet），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投资产能的问题才解决，投资增长才逐渐恢复。并进一步强化其与GDP增长的正相关和因果关系。解决了产能，也就解决了就业。如果中国更早地加入WTO，可能就不会有1995年之后的“国退民进”了。

改革、开放，不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都是政府无奈之选。不选择开放，中国会是什么样子，不远的邻居可为印鉴。怀疑开放、外贸出口对经济的决定性作用的，看看中国哪些区域发达、打工者来自哪里／去向哪里、房价哪些城市高、铜／铁矿石／大豆融资在哪些城市出现，怀疑会少一些。当然，在中国，首都是特例，即使首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四环内仍然会异常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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