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s-Joachim Voth，现任苏黎世大学的经济发展和新兴市场讲席教授，是经济史领域公认的学术明星。他擅长根据历史资料建立和检验经济学理论，其关于马尔萨斯时代的欧洲经济发展（见政见 2014年 8 月刊登文章《1650：改变战争和国家关系的节点》），以及纳粹德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极大地拓展了学界对于长期经济增长，文化和制度的相互作用，以及政治联系的形成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解（见政见 2014 年 8 月刊登专访《Hans-Joachim Voth：用经济史解读东西方文明的 “大分流”》）。
作为一名德裔学者，Voth 教授对祖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纳粹统治时期，并未采取回避的态度。相反，他积极投身于这段历史的研究之中，用详实的数据和严谨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许多先前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比如在 2008 年发表于 OJE 的 “Betting on Hitler: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in Nazi Germany” 一文中，Voth 教授及其合作者观察到：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许多德国大公司就已经和纳粹暗中勾结；1933 年初，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消息一经宣布，这些公司的股价都随之飞升（详见政见 2014 年 10 月刊登的文章《“搞关系” 究竟是不是全世界的通病？》）。而在 2012 年发表的 “Persecution Perpetuated: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Anti-Semitic Violence in Nazi Germany” 一文中，Voth 及其合作者发现：黑死病之后曾对犹太人进行过大规模迫害的德国城市，在20世纪初的反犹运动中表现也格外活跃，从而给大屠杀做出了一个文化角度的解释（详见政见 2014 年 9 月刊登文章《告别列宁需要多久》）。
在 2014 年的一篇工作论文 “Bowling for Fascism: Social Capita and the Rise of the Nazi Party” 中，Voth 教授将目光投向了纳粹政权的兴起。一个在 1919 年尚寂寂无名的小团体，何以在 1933 年就发展成为了拥有党员 85 万的国会第一大党？Voth 指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这一因素，在纳粹的兴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所谓 “社会资本”，指的是帮助人们降低集体行动成本的信念和价值观，在 1993 年的一项研究中，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 Putnam 等人注意到，尽管实行的政治制度相同，意大利北部地区的治理水平却要远远高过南部地区。Putnam 等人认为，这一区别主要是源于社会资本水平有所不同，北部地区居民的信任、合作程度和政治参与的热情更高，因此政治制度可以更有效地运行。而这一差异的产生可以追溯到 12 世纪——当时，意大利北部已经出现了大批独立城市，而南部仍在诸侯国的统治之下。独立城市孕育了彼此信任和投身公共事业的精神，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 2008 年的一篇论文中，Guiso 等人基于在意大利 400 多个城市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验证了 Putnam 等人提出的理论。他们的结果显示，历史因素可以解释今天意大利各城市社会资本水平差异的 50%。在他们早先的一系列论文中，三位作者还发现，在社会资本水平较高的地区，金融行业更加发达，人们更愿意进行投资，更乐意使用支票和购买股票。
社会资本并非只在国外在发挥着作用。基于一项对中国 217 个村庄 1986 至 2005 年间民主选举情况所做的调查，Padro-Y-Migel、Nancy Qian、徐轶青和姚洋等人发现，凡是社会资本水平较高（他们选取的衡量指标是村内是否有庙宇）的村庄，在民主选举之后公共品支出会明显升高；而社会资本水平较低的村庄则无法从选举中获益。此外，宗族网络（以是否有祠堂衡量）并不会影响民主选举的效果。
上述研究讨论的，都是社会资本的有益一面。然而，Voth 教授独具慧眼地指出：一旦被极端思潮的幽灵附体，社会资本也会成为孵化邪恶力量的温床。
为了衡量德国各个城市在 1930 年前后的社会资本水平，他和合作者考察了收藏于德国各地图书馆的当年城市通讯录，并统计了其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组织（社团）的数量，以此作为社会资本水平的代理变量。他们发现，凡是每千人中俱乐部数量较多的地区，1925 年至 1933 年间登记成为纳粹党徒的人口比例也会越高，在大选投票中也更加倾向于支持希特勒；即使是在控制了总人口数、天主教徒比例、蓝领工人比例（这两类人更不容易加入纳粹党）、当地失业率和福利水平，以及希特勒在当地的演讲次数后，这一结果依然显著。
Voth 等人指出，在拿破仑占领时期，德国居民获得了自由集会和结社的权利，各种社会组织从那时起就不断涌现。在 1848 年革命中，社会组织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团成员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更是飞速上升。基于社团在德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对于一个小党派来说，从当地社团入手进行成员招募，无疑是明智的策略。在社会组织发达的城市，纳粹成员可以更容易地将极端思想经由社团中的人际交往传播出去，逐渐提升整个社会对纳粹的认可程度。
然而，随着纳粹思潮在全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社团的作用也会越来越衰微——从数据之中，他们确实观察到了上述现象。此外，在考察德国的其他小党派时，三位作者并没有发现类似的现象，这暗示着只有纳粹会有意识地利用地方上的社会组织发展自身。
由于社会组织中包括了退伍老兵协会这样的准军事社团，一个自然的疑问是，会不会上述结果只不过是某一类特殊社团所带来的呢？在区分了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之后，Voth 等人观察到，即使是非军事社团，如保龄球俱乐部和体操协会这样看似无害的组织，其数量也会对纳粹党徒的比例和大选中的投票情况产生类似影响。而无论是 “伦敦绅士俱乐部” 这样的精英团体，还是当地合唱团这样的草根组织，也都会起到相同的作用。上述结论也被众多留存下来的历史记录所证实。
为什么在不同的环境中，社会资本会起到如此迥异的作用？Voth 等人认为，政治制度是解释这一差别的关键。魏玛公国的政权（或者说 “国家能力”）太过虚弱，无力保护自己免受极端思潮的侵袭。相对而言，当年 “铁血宰相” 俾斯麦治下的普鲁士地区，地方政府要更加强大和坚固，可以更好地将纳粹思想的传播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比如当地官员多次拒绝了希特勒进行公开演讲的要求）。
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两位作者将全部样本根据是否属于普鲁士地区分成了两组（几乎各占一半），结果显示，社会资本仅仅在非普鲁士地区才起到了为纳粹铺路架桥的作用。这恰恰印证了 Acemoglu 等人在研究包容性制度时得到的结论：一个政权如果想长期稳定地运行下去，权力的分散（普选制度和结社自由）和权力的集中（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之间，必须取得微妙的平衡。苏联的覆灭是因为没有前者，而魏玛公国的沉沦，却是因为缺少了后者。“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这些后人，又该从德国的悲剧之中，吸取怎样的教训呢？
文/王也 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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