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面临的挑战
美国发现，自身的历史经验对于其所处的世界几乎是未做准备的。两个大洋保障了它的安全，使得它对“权力的平衡”概念不屑一顾，坚信要么能够远离其他国家的争端，要么能够通过坚持民主和自决的价值观来实现普遍和平。除此之外，美国面临着一个无与伦比的复杂世界，其中至少有着四个国际体系并存：
在美国与西欧的关系和西半球内部的关系中，美国那些历史上著名的理念具有相当大的适用性。在这里，基于民主制度和经济进步的理想主义和平发挥着作用。国家是民主的；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的；除了在边缘地带可能有种族冲突外，战争是不可想象的。纠纷的解决不是通过战争或战争的威胁。大西洋地区或者说西半球国家军事力量的预备是对为了应对该地区以外的威胁，而非为了对付彼此而准备。
亚洲大国们比十九世纪的欧洲国家规模更大、人口更多，他们将彼此视为战略对手。印度、中国、日本、俄罗斯，以及紧随其后的韩国和东南亚国家，认为其他国家以及它们的组合，确实会威胁到自己的国家安全。这些权力之间的战争并非迫在眉睫，但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亚洲的军事支出正在上升，初衷是为了对其他亚洲国家进行防御（中国的某些军事行动也是为其与美国就台湾问题的战争做准备）。与十九世纪的欧洲一样，长期的和平是可期许、甚至是很有可能的，但权力的平衡必然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中东冲突与17世纪的欧洲冲突最为相似。它们并不像大西洋地区和西半球那样源自经济，也不像亚洲那样与战略部署相关，而是源于意识形态和宗教。威斯特伐利亚和平外交的格言在此处并不适用。当问题焦点不是某个具体的不公现象而是对方的合法性或者是对方的存在时，妥协就难以实现。因此矛盾的是，试图为这些争端提供一个绝对的解决方法很有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正如克林顿总统和埃胡德·巴拉克总理在2000年夏天的戴维营峰会之后发现的那样（译注：2000年7月，克林顿邀请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和以色列总理巴拉克到戴维营会谈，试图解决巴以冲突问题，但以失败告终）。试图在各方认为是圣地的问题上进行“妥协”，必然会使他们的立场不可调和。
非洲大陆无法在欧洲历史上找到类似的先例。虽然这里的四十六个国家称自己为民主国家，但它们并没有在统一意识形态原则的基础上实施政策。非洲政治也不受“权力的平衡”概念支配。非洲大陆太大，而大多数国家权力可及的范围太有限以至于无法谈论非洲的权力平衡。而且，随着冷战的结束，非洲的大国竞争也基本消失了。此外，非洲殖民统治遗留下了诸多威胁，包括种族冲突、经济严重落后和健康问题。当初为促进殖民统治而划定的边界将部落和民族分开，并将不同的宗教和部落聚集在行政区划中，这些行政区后来成为了独立国家。由此，非洲产生了野蛮的内战，这些内战已经发展至国际冲突；并且产生了足以对人类造成威胁的流行病。（西方）民主国家要在这块大陆上为过去的历史进行弥补，对于他们来说找到帮助非洲跟上全球增长步伐的方法是一项挑战。国际社会有义务结束或者至少使减轻这里的政治和种族冲突。
国际体系的范围和种类使得美国传统的关于国际政治本质的讨论大都变得无关紧要。事实上，无论是权力、价值观还是国家利益才是外交政策的关键决定因素，根本上都取决于一个国际体系发现自身正所处的历史阶段。美国外交政策一直在寻求一个神奇的万能“公式”，因此面临着一个特别的、目前尚未解决的挑战：建立精妙的意识形态和长期的战略。
不幸的是，国内政治正在推动美国外交政策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国会不仅立法规定外交政策，而且还试图以过多的制裁对其他国家强行施加行为准则。许多国家现在发现自己受到这种制裁。历届政府都对此表示默许，部分原因是为了获取国会对其他计划的批准，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没有直接的外部危险，对于政治生存而言，处理国内政治比处理外交政策更为重要。外国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是，美国对于统治的过分追求，往往是对国内压力集团的反应，国内压力集团有能力通过在选举时提供支持或是威胁进行报复来决定关键问题。并且压力集团之间互相支持彼此的目标，从而为自己未来的主张创设条件。无论立法行动的优点是什么，它们的累积效应都会推动美国走向单边外交政策和不定期的欺凌行为。与以外交对话为目的的外交沟通不同，法令是“不容讨价还价”的，它几乎等同于最后通牒。
同时，无所不在的、喧嚣的媒体正在将外交政策转变为公共娱乐的一部分。媒体间对收视率的激烈竞争使从业者对当下的危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危机通常以有着明显是非黑白的伦理剧方式呈现，而未被描述成历史的长期挑战。一阵兴奋消退后，媒体就开始转向新的热点。在其巅峰时期，海湾和科索沃的危机或戴维营的首脑会议每天被媒体二十四小时报导。在那之后，这些问题几乎没有受到日常关注，而有些问题处于未解决状态的时间越长，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
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却难以发展出一个连贯清晰的战略，其中最深层的原因是三代人对于外交政策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对于美国应扮演的角色争论不休。争论中的主体分别是：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冷战的老兵，他们试图将自己的经验运用至新千年的环境中；反越战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他们试图将经验应用于新兴的世界秩序中；以及新的年轻一代，他们往往难以理解前两代人。
冷战战略家试图通过遏制苏联的政策来管理核大国间的冲突。虽然并未忽略非军事问题（毕竟，马歇尔计划与北约对整体布局来说同样重要），冷战一代坚持认为，国际政治中存在一种不可削减的权力因素，并且这种因素是由阻止苏联军事和政治扩张的能力来衡量的。冷战战略家一代的数量已有所减少，并且，他们几乎消除了美国思想在理想主义和权力之间的历史张力。在由两个超级大国统治的世界中，意识形态和均衡这二者的要求倾向于合并。外交政策成为零和游戏，一方的收益转化为另一方的损失。
除了遏制之外，美国冷战外交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让被击败的德国和日本作为正式成员回归新兴的国际体系。虽然当时无条件投降仅发生在不到五年前，但经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美国领导者作出这种决定是有道理的。抵抗苏联的那一代经历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而新政通过缩小美国人的期望与经济现实之间的差距恢复了政治稳定。同一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占了上风，以民主的名义进行了斗争。
正是越南战争打破了意识形态和战略的融合，这二者融合的思想现在被称为“最伟大的一代”的思想。虽然国内所有参与外交政策讨论的人都继续肯定“美国例外主义”的那些原则，但直接将其适用到具体案件中却引起了深刻而持续的争议。对越战经验的幻想破灭使得许多以前为冷战政策提供智力支持的人要么退出战略领域，要么实际上对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表示排斥。比尔·克林顿总统政府（最初由反越战运动中的人员组成）将冷战视为由于美国的不妥协所造成的误会。他们排斥“国家利益”的概念；只有当权力是服务于某种“无私”的原因——也就是不反映出具体的美国国家利益时，他们才相信权力的作用。但冷战并不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尽管有些错误的产生本就是对其进行追求的结果；它涉及到生存和国家利益的问题。
显然，美国不能、也不应该回归冷战时或十八世纪时的外交政策。当代世界要复杂得多，需要更加差异化的方法。但它也不能承受反越战时期的自我放纵或自以为是。无论如何，这些思想流派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个时代的争执对于1960年之后出生的人来说是深奥的、学术的。
这一代人还没有产生能够承诺持续而长期的外交政策的领导人。实际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对是否需要任何外交政策表示质疑。在全球化的经济世界中，冷战后的一代人对华尔街或硅谷的看法与他们的父母对华盛顿公共服务的看法别无二致。冷战后的一代人不会因公开表达追求个人利益而感到内疚。由于受到的是不重视历史的教育，这一代人通常缺乏对外交事件的观点。这一代人认为全球关系是安全的，算是作为他们私人生活中紧张竞争关系的一种补偿。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最终将通向政治和谐与民主制度。
这种看法只是因为普通战争的危险已基本消失而具有合理性。在这样的世界上，冷战后一代美国领导人发现外交政策要么是经济政策，要么是用美式道德来指导其他国家。理所当然地，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外交已经越来越变为一系列依附于美国政治议题的提案。
但经济全球化并不能代替世界秩序，尽管它可以成为世界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化经济的成功将在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导致混乱和紧张的局势，这将对世界政治领导层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民族国家正在以两个看似矛盾的趋势重建于世界各地：要么分解，要么融入更大的区域集团。
只要后冷战一代的国家领导羞于心安理得地精心安排国家利益，就会逐步导致发展的停滞，而不是走向道德高地。当然，要想真正的美国化，任何国家利益的概念都必须产生于美国的民主传统，并且关注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生命力。但是美国也必须用其价值标准来回答一些难题：无论手段有多令人痛苦，为了生存我们该怎么做？无论可达的国际共识有多小，我们怎样才能忠实于自身？如果有必要的话，如何完全通过自身力量来达成这些共识？我们纠正的错误有哪些是真正重要的？有哪些目标就是超越于我们能力之上的？
翻译文章：
America at the Apex,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5, 2018
网络链接：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article/america-at-the-apex-1196
翻译：汤心仪 来源：法意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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