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蒋介石日记看全面抗战爆发

3 庐山谈话的发表

为实现“以战求和”的战略，蒋在积极动员备战的同时，亟思对日表明中国的决心和立场，期其“知难而退”。

事变发生后，蒋就有让外交部发表申明书，宣示中国政府对事变的态度和立场的想法。如前文所述7月13日，蒋初拟对日宣言原则。16日，蒋再命幕僚陈布雷代拟对日宣言。蒋在日记中写：

倭寇既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彼倭，或可转危为安，是较之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其次芦案已经发动十日而彼徘徊威胁，未取正式开战，是其无意激战，志在不战而屈之一点，此其外强中干之暴露也。若果不能避免战争，则余之宣言发亦无害，故发表为有利也。

然而，毕竟强硬的宣言究竟能否奏效，蒋也无把握，他提醒自己，“宣言对倭寇影响为利为害”，应再做研究。

7月17日，第一期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共同谈话举行，因为“七七事变”以来的局势演变，使蒋改变了原订的计划，决定发表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所采取的方针及其个人对事变发展的判断，是为著名的“庐山谈话”：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

……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蒋在谈话中号召全国民众，“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庐山谈话，明确宣示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心抗战，并将“抗战到底”的严正态度，得到全国各界的一致好评。毛泽东评论说，蒋的庐山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当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宣言”。

蒋的庐山谈话，起初毕竟是对各界名流发表，他还在考虑以何种方式公开发表、发表时机及其利弊。17日当天，蒋记道：

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弥战祸乎。

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

18日，蒋约汪精卫、张群等，“商谈对倭交涉与宣言稿”。蒋最初是想用“宣言”形式发表，但后来又改变想法，“发表为卢案告国民书，或为改谈话式”，并嘱咐陈布雷修改。蒋介石所以纠结于三种发表形式，是它们之间还是有些区别的：“宣言”是一种非常正式的官方文告；“告国民书”也是官方文告，但对象限于国内；“谈话式”则在官方色彩上更弱一些。

19日，蒋接获何应钦、高宗武等人与日方谈判的报告后，认为已是宣示中国立场的时机，决定发表将庐山谈话的内容公开发表（最后，仍是以“谈话式”发表，但蒋日记中称是“告国民书”），“再不作倭寇回旋之想，一意应战矣”。当时，国民政府内仍有人觉得应该缓发，以免刺激日本，但蒋介石自有判断，并下定决心：

人之为危，阻不欲发，而我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此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惟此为对倭最后之方剂耳，惟妻独赞成吾意也。

7月19日，各报刊出蒋介石庐山谈话会的演讲词。蒋十分关注日方对宣言的反应：

7月20日倭寇之弱点，…… 对余宣布之讲演是否即下哀的美敦书，或进一步强逼，当视其今明两日之态度，可以全明矣。

7月21日倭寇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过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精神战胜者十分之八，而形式胜利尚在其次也。然而此次集中一点作最后之反攻，危则危矣，此乃攻心之道，运用在乎一心也。

庐山谈话发表一周后，蒋不无得意地记道：“倭阁见余谈话后，开紧急阁议二次，皆不能决策，以后无论其和战，精神战胜已属于我矣。”

7月20日，蒋介石即下庐山回南京，准备核发战斗系列，全面备战动员。

4 “最后关头”的到来

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然而，蒋介石公开宣示立场和决心后，日方并未如其所愿，“知难而退”，反而加紧进攻。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动员中央军北上，除了表示抵抗决心，以实现“以战求和”之外，亦有打破1935年之“何梅协定”，借机让中央军再次进入华北的构想。7月17日，将在反省录中记道：

倭寇调关东军入关，威胁冀察脱离中央，以图其扩张伪组织之野心。余即派中央军入河北到保定，不惟打击其目前之野心，而且打破其何梅协定也。

但是，宋哲元等人一度倾向于与日方谈判，通过政治解决事变，对蒋介石动员备战的指示并未严格执行，“以为一意与敌敷衍即可苟安，故不敢构筑工事，惟恐见疑于敌也”，甚至要求进入河北之中央军撤退。22日，蒋获悉宋哲元前线部队主动撤退，北平城内防御工事亦已撤除，急电宋哲元：日方“必有进一步之要求或竟一举而占我平城。思之危机万分，务望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勿为所算，故城内防范更应严重，万勿大意”。24日，蒋再督促宋哲元积极备战：

据前昨两日，日本内地军队向韩、满运输者甚多……以中判断，不久彼必有进一步之动作，我北平城内及其附近，尤应严防，若我能积极准备，示人以无机可乘，并随时作抗战，则或可消弭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