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的“南海核心利益说”是当年南海问题的焦点话题，深刻影响了此后南海局势的走向。因此，自该说出现以来，学术界就一直对其非常关注，涌现出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对该说的认识，从多个角度深化了对该说的理解，但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南海核心利益说”的提出过程语焉不详，缺乏深入的阐述。第二，对“南海核心利益说”的依据虽然有不同角度的解读，却缺乏不同视角下的比较。第三，关于“南海核心利益说”与南海局势二者关系的研究宏观著述较多，置于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微观著述较为缺乏。第四，对“南海核心利益说”思考的研究比较缺乏，造成现有成果视角过于单一。本文旨在上述4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南海核心利益说”的提出
2010年4月23日，《纽约时报》发表《中国军队寻求拓展海军实力》。该文正式向外界描述中国第一次向美国提出南海核心利益的全过程。该文是在论述中国推进近海防御战略向远海防御战略转变的主题中提及“南海核心利益”的，并不认为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会挑战美国的海权，但建议美国尽早采取防御举措。2010年7月3日，《国家杂志》发表《中国的海洋红线》。当天，日本共同社发表有关“南海核心利益”的文章。这些文章直接刺激了菲律宾、越南等国敏感的神经，他们随即明确表示，他们所占据的部分南海岛礁也是本国核心利益所在。由此，“南海核心利益说”开始广为传播。2010年10月13日《华尔街日报》发表《声调减弱的亚太海洋争端》；2010年11月希拉里国务卿证实“南海核心利益说”。2010年12月6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发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委婉否定“南海核心利益说”。居高不退的“南海核心利益说”因而不断升温。
首先，“中国有没有向美国提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成为关注的焦点。该问题又分为两小个问题，即2010年3月中国官员有没有明确向贝德和斯坦伯格提出该观点，以及希拉里关于“南海核心利益说”的说辞是否准确。其次，“中国能不能捍卫在南海的核心利益？”成为另一个关注的热点。尽管史文（Michael D. Swaine）和朱锋的研究表明“中国没有向美国明确提出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观点成立，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和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lmes）的共同研究表明“中国无力捍卫其南海核心利益”，“南海核心利益说”还是不胫而走，深刻影响南海局势走向。必须明确的是：“南海核心利益说”的始作俑者和推动者是美国媒体、战略界以及政界，其根本目的显然是为美国的南海利益服务。
二、“南海核心利益说”的依据
朱锋为代表的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南海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表述更为精当，而“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无异于将中国推向地区霸权，不符合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属性。但美国战略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南海核心利益说”是个极富现实性的理论问题。
首先，“南海核心利益说”就中国当时对南海的需要程度而言是站得住脚的。其次，“南海核心利益说”符合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逻辑，与中国海洋防御战略转变方向一致。第三，“南海核心利益说”与2009年来不断趋紧的南海局势联系紧密。第四，“南海核心利益说”可能是中国政府决策层对于“共同开发”政策反思的结果。第五，“南海核心利益说”是中国对当时世界实力格局变化认识的产物。
总之，“南海核心利益说”能够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与美国战略界对该说的解读具有直接关系。客观而言，美国战略界关于该说的上述研究比较符合现实主义等相关国际关系理论，与一些明确支持该说的中国学者的依据有相当高的符合度。即使是主张“南海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中国学者，其论述依据与前者也有相当程度的重合。
三、“南海核心利益说”的影响
与国家利益方向一致且与客观事实及其发展趋势较一致的研究最终会直接影响国家外交政策。“南海核心利益说”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可分为近期（该说提出的3年内）和近中期（该说提出的7年内）两个时间阶段。不同时间阶段，“南海核心利益说”的影响不一样。但一般而言，近期影响往往会为近中期影响奠定基本的格局。具体到“南海核心利益说”的国际影响，则有必要对不同时间阶段影响之间的关系开展深入探讨，并在上述基础上与美国战略界关于“南海核心利益说”的依据相验证。
首先，“南海核心利益说”加快了美国南海政策转型速度，其针对中国的色彩越来越强烈。
其次，“南海核心利益说”加深了菲律宾、越南等国对中国南海政策的不安，使其有更大的动力、更急迫的压力寻求各种方式对抗中国。
第三，“南海核心利益说”警醒中国寻求得当的南海维权策略。
第四，“南海核心利益说”造成的动荡局势进一步巩固东盟作为南海问题减压阀的作用。
最后，“南海核心利益说”所预示的美中南海博弈逐渐成为现实。
四、对“南海核心利益说”的思考
引发“南海核心利益说”的是《中国军队寻求拓展海军实力》这篇文章。就该文而言，该说不过是一个具体的论据；但就此后该说的影响而言，该文为该说提供了一个国际趋势分析框架。因此，对该说的思考宜以这篇文章的框架为基础，以前后事实发展为依据，同时就该话题的“政治性”以及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进行探讨。
首先，就中国南海政策2009年来的发展来看，“南海核心利益说”可以视之为其微调的序曲。
其次，就美国南海政策的演进而言，“南海核心利益说”是其转型的催化剂。
第三，美国“南海核心利益说”研究的政治正确性聚焦于美国南海政策的反思上，对于中国南海政策的防御性往往避而不谈。中国“南海核心利益说”研究的政治正确性则集中于“怎样才能更好维护南海相关利益”问题的研究上，对于涉及该说重要信息的真伪问题（即中国有没有向美国提出该说）往往回避。美中两国在该问题研究上的政治正确性客观上难以起到促进双方理解与合作的作用，其实际作用是控制博弈的强度，使其免于直接的武力冲突。
第四，适用于“南海核心利益说”国际关系理论只能是现实主义理论。建构主义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无法应对中美在南海的安全关切与战略考量。
五、结论
“南海核心利益说”之所以能有如此深远的影响，主要原因是其内容契合美中对南海的核心关注。美中在南海的不同利益诉求属于战略范畴，难以在现有海洋秩序下合作共处，需要相互妥协以求共存。中国的化解之道是在强化“一带一路”建设基础上大力推动与东盟的南海行为准则谈判，通过稳定的地区机制建设制约美国霸权护持的冲动。美国的应对之策如果一味对华示强，不以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竞争影响力，则难免被边缘化。
作者：曾勇，摘编自《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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