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1949年完成的《被诅咒的部分：普遍经济学》（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的第一卷《消耗》（Consumption）中，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普遍经济学”的理论，概而言之，就是地球上的任何一个有机体都会在成长中获得多余的维持生命所需的能量，在此一过程中，它会尽可能的将过剩的能量用于个体的增长，但是，任何增长都是有限制的，在个体的增长触及到这个限制，也即极限后，它就不得不将原本用于增长的过剩的能量消耗掉，而且这种消耗必须是不求回报的，非生产性的花费（nonproductive expenditure）。否则，这个有机体就会崩溃或解体。其中，巴塔耶认为，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群体，其增长的直接限制，是由另一个体或者别的群体所给予的，不过，最根本的限制，还是它所处的空间的限制，“但是，地球的范围（准确地说，生物圈）—它与生命的可用空间是相符的—才是真正的限制。个体或者群体可以被另一个体或者群体限制，可是，生物界的总量是不会改变的，简而言之，地球的空间是限制所有的增长的尺度。”
以此为理论的基本模型，巴塔耶将小至一头牛，大到由无数有机体组成的一个国家，进而整个世界（地球），都作为这样一种自足的系统来看待。这是一个始终处于动态的平衡中的系统。如他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和十九世纪以来长期的和平与工业化的发展有关，因为这一百多年来的和平与工业化所积累的巨大能量无法及时消耗，同时，可能的增长也遇到了极限，于是系统便采用了战争这种最为奢华，最为便捷，同时也是能够最大限度的消耗过剩能量的形式来谋求系统的平衡。但是，对于任何个体和群体来说，增长总是一种本能的和必然的趋势，面对总是会到来的限制，也必然会发生能量的消耗的问题，而由此带来的系统失衡总是会经常性的发生，所以，系统总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与不平衡的交互运动之中。
从这一观点出发，巴塔耶在《消耗》一书中以自己独到的眼光对苏联在1917年十月革命后为了实现工业化，所采用的社会形态以及措施，从积聚（accumulation）的观点作出了自己的解释。同时，作为一种对比，他又依据自己的普遍经济学理论，从消耗（consumption）的角度探讨了二战后由美国在欧洲实施的马歇尔计划及其意义。表面上看，巴塔耶对这苏联的工业化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的分析都只触及了他的普遍经济学理论的一个方面，但它们却共同构成了他的普遍经济学的两极，也更能体现他的普遍经济学的理论架构的特点，所以，从他对苏联和美国的分析中进行分析，可以更好的把握他的这一重要的思想。而且，这既可以让我们对1949年后的中国的社会形态的变化及某些相似的措施加深认识，也可以对我们今天的发展提供某种新的理解的可能。
苏联的建立及其产生的问题
巴塔耶首先指出，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具有很大的新颖性。从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再到1949年，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个幻影，“它是一个国家和军队（到现在为止，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由一种有组织的运动所补充，通过一种对个人利益的各种形式的否定，它在一种坚如磐石的凝聚中被维持。”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当时在欧美已经有相当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它所具有的独创性和可能的发展前景，迅速轰动了整个世界。其影响所及不仅在源发地的欧洲，即使是在文明发展史，以及文化和种族殊异的亚洲，也为之震撼和动摇。
但是，尽管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苏联的建立在人类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和新颖的，它的学说和实践也的确有很多支持者，但它的建立却有一定的突然性和偶然性，而且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设想和论述。巴塔耶指出，这也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建立所持的批评立场的原因。因为苏联的建立，在两个方面是“出人意料的”，首先就是苏联的建立是单独建立的，其次，又是在一个沙皇俄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不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建立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不是单独发生的并且是由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所产生的观点相冲突。对于这个问题，恩格斯1847年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回答共产主义能否单独在一个国家发生时，就明确表述这是不可能的，“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事情的影响。此外，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而巴塔耶本人也认为，相对1917年的俄国来说，二战后的经济技术高度发达的美国才更适合建立社会主义。但是，历史的产生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中抓住了机会，在俄国单独引发了共产主义的革命，之后斯大林又坚决反对托洛茨基（Trotsky）主义，不再把世界革命的成功作为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因而社会主义才得以在各方面均比较落后的俄国建立。
由此可见，苏联的建立，一方面，固然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共产主义学说的一种超越，但是这种超越或者突破，并不能在现实中同时产生同样的超越，那就是苏联的建立者所必须面对，同时也是必须解决的落后的生产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物质困难的问题，而这正是苏联的建立者乃至苏联别无选择的和无法逃避的命运，也是他们所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所以，巴塔耶特别指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结果是不能被漠视的，“（社会主义）被限制于一个国家的事实可能改变革命，给予它一种难以解释的和在外表上具有欺骗性的复合的形式，更不用说，没有与一个全球的社会主义的联系，会遭遇到的那些物质困难”换句话说，巴塔耶并不认同上述那些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批评，这是因为，苏联的空间是给定的，它只能在这种已经被限定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自行解决自己的生产力问题。从这个关键点出发，巴塔耶认为，苏联所采取的所有的政策和做法都是为了完成这一最根本的任务。而意识到这个急切的问题并以强力执行此一使命的就是斯大林。因此，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也就很自然的与反共产主义的批评结为一体。
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特点
因为苏联是第一个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斯大林主义或者斯大林式社会主义所呈现的特点，也就很自然被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特点。而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也成为当时解剖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
首先，是苏联对个人的处理上的特点。巴塔耶认为，斯大林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更多的新意，因为从一开始，布尔什维克革命就非常轻视个人的利益，思想，以及习惯和权利，他所显示的只是列宁的思想的特点。这种对个人的压制和否定是与非共产主义世界，特别是与资本主义不同的，后者以个人为终极目标，其“价值和真理都只涉及一种私人生活的孤独，而对与此无关的东西置若罔闻”。[6]但是，巴塔耶指出，它所追求的这种与个人紧密联系的“价值和真理”其实只是一种表象，而它真正的追求是个人的经济的独立，所以，建基于此上的所谓个人的民主理念，或资产阶级的民主理念，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欺骗和对人的命运因素的否定而已。可正因为这样，资产阶级养成了一种虚假的“人性”，并习惯了他的生命的孤立和平庸，进而对与之不同的生活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严厉（rigor）”就是要否定这种生命的惰性，以激发一种生命的紧张。
其次，是苏联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巴塔耶驳斥了那种简单的把苏联看成与希特勒式社会主义（Hitlerite socialism）相同的简单看法。虽然这两种制度表面上看来很相似，国家都是由一个领袖，一个政党所控制，军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同样也有一个青年组织，此外，还有对个人的思想的否定，以及镇压等，可是这两个国家的“目标和经济结构是根本不同的，它们把这两个系统置于彼此你死我活的反对中”，在巴塔耶看来，它们的“目标和经济结构”的情况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的行为的最为根本的因素，与当时的德国相比，苏联所要解决的问题显然是不一样的。不过，巴塔耶也承认，虽然二者在本质上并不相同，但是在实现其目标的方法上，却是相似的。
巴塔耶继而指出，苏联的国家形式其实不是一种“民族的（national）”帝国主义而是一种“帝国的社会主义（imperial socialism）”，但这里的“帝国（imperial）”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一个民族（nation）的帝国主义，这个词指的是“帝国（empire）的必要性”，即所谓的“普遍国家（universal state）”的必要性，而其意义即在于可以终结“现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和军事的无政府状态。”显然，巴塔耶的这个观点与他的老师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所倡导的“普遍同质国家”有相通之处，科耶夫就是从他的这个理论来解释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差异以及后者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希特勒还充当了自称是‘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这样一个政治运动的急先锋，从而将自己政治思想的本质和动机表述的淋漓尽致，因为这个运动有意识地将自己与苏联式的‘帝国社会主义（imperial-socialism）’和英美式的‘帝国资本主义（imperial-capitalism）’相提并论。因此从总体上来看，第三帝国无疑是一个民族性的国家，并且还是一个特定和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这个国家一方面想努力实现民族性政治的所有可能性，另一方面又通过有意识地确立德意志作为国家（种族）界限，而想只运用德意志一个民族的力量来达到这个目标。可正是这个“理想的”民族国家输掉了它关键性的政治战争。”这就是为何苏联要建立这样一个“帝国”的原因。
但是，科耶夫的这一解释所强调的是国家在政治意义上的生存，他直言，“在我们的时代里，普遍和等质的国家也成为一个政治的目标。”而巴塔耶所着眼的是经济上的原因，他认为，这种帝国体制的建立是源于国家经济上的需求，也就是说，苏联的这种新颖的“帝国社会主义”的出现，其目的并非是像“民族社会主义”那样是为了建立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帝国，而是为了对那种散乱的经济和军事形式进行革新，以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来服务于它的经济的发展，其目的是不同的。因此，巴塔耶指出，相对于“民族社会主义”的封闭性，苏联（Soviet Union）是一种开放的框架式结构，它可以把任何国家嵌入自己的框架中，因为它对应的不是一种传统的帝国思想，而是一种新的经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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