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10日，张嘉璈和熊式辉、蒋经国等一行由重庆起飞，在北平停留两晚，旋于12日下午抵达长春。此时的长春，已下起了雪。
此刻的东北，全在苏俄控制下，中长铁路已不通，进出东北惟一依赖的就是空运。张嘉璈一行乘坐的军机，飞往长春前事先已获俄军方许可。飞机刚落地，张嘉璈从窗口看出去，机场的地勤人员，几乎全是苏军将领与兵士，中国人寥寥无几。这让他们的心里挺不是滋味。苏占领军最高司令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一位曾参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二战老战士，自己没有亲到机场，只是派了参谋长前来机场迎接。
车子在荷枪实弹的士兵护卫下入城。这个刚刚初雪的城市，是日据十四年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城内到处是高大的建筑和宽阔的马路，所有房子都向着市中心呈辐射式。车子驶过大同广场，他们看到了广场中心那个刚完工不久的高耸入云的纪念碑，碑尖上顶着一辆苏式坦克，炮口指向南方。陪同的苏军参谋长说，这是红军纪念碑，为的是纪念他们进行六天战争占领东北全境的伟大胜利。
一行人住进了前伪满司法总长丁监修的一处住宅，作为行辕临时办公地点。厨子、卫队，均系苏军司令部所派。负责打前站的行营副参谋长董彥平中将，也是三日前才到。“行营手无分文，一切支用，无由取给”，“如同身在异国”。
进入房间，打开收音机，听到的都是“格瓦雷长春，格瓦雷长春”。懂俄语的随员说，那是苏俄空军导航的呼号，意思是这里是长春。窗外不响起飞机引擎声，军机一架接一架起落。
张嘉璈慨叹，“中央有关各部，尤其外交部，对于此类接收失地之大政，尚缺乏经验，不能于事前缜密准备，致接收人员遭遇如此尴尬环境”。
苏占领军的最高统帅部，设在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内。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帅旗，则飘扬在南岭的一栋红颜色别墅上空。
当日接到报告，苏军正在抢运工业设备，发电机、炼钢炉、广播机件等大宗机器尽遭拆除，各机关家具、汽车，亦搬运一空。原来，那些飞机装的都是拆卸下来的机器设备。在东北行辕抵达前，整个长春已差不多成了一座空城。
早在出发前，张嘉璈就心下忐忑。之前在重庆，已有多位金融财政专家向他建议，整理币制当为恢复东北经济第一要务。关外有日据时代满洲中央银行发行的钞票，又有苏方发行的军用票，法币又不得通用，行前他只来得及与财政部商议并报行政院同意，单独发行一种货币，以与目下东北流通之货币并行使用。照目下的情形来看，要整顿东北秩序，真不知如何着手。
抵达长春次日，行营主任熊式辉上将及张嘉璈、蒋经国等即同往苏军司令部，与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作首次会谈。熊式辉申明，行营代表中国政府，根据中苏条约办理东北政治经济收复事宜，望苏方予以善意协助。双方就苏方撤兵程序、中方接防、行政人员接收等问题交换意见。谈到经济问题，张嘉璈提出三事：“请其将敌人遗留之满洲中央银行钞票拨让一部分；请其准许各地中国银行及商业银行复业。请其将伪满印刷局让我方接收。”
“彼之答复，均极含混”，对中方的三个要求，全答以“须请示上峰”。会谈结束，马林诺夫斯基反而提出一警告：中方在东北之秘密组织，必须停止一切活动，若不停止，将有严厉措置。
首次会谈不欢而散。张嘉璈直觉，对方对于我方输送军队，无积极援助之意，“含有不愿我方有大批军队进入东北之意”，对于接收地方行政机构，又多“设词延宕”。抗战结束，堂堂国民政府派员接收，竟这般推三阻四，苏联人罐子里到底在卖什么药？
他把上述感想，函报蒋介石，大意谓：伪满钞票全为苏方提去，印刷局亦封闭，市面全停。工厂机器大宗均被拆迁。交通通信工具多数拆运，甚至机关家具亦多搬走，“都城成一空城”。苏方似在着手一项极大动作，要将东北团团围住，出海口也有封锁之虞，长春铁路中苏合办，“犹如刀刺胸膛，而周身血液抽空”，“东北势如为苏联囊中物矣”。
他从前的一个下属、前哈尔滨中国银行副经理以马子元，搭苏飞机自哈来见，告诉他一个异常动态，哈尔滨以北路轨，全都换成了苏联境内所用的宽轨，用意莫测。他明白，苏方为了运送抢劫物资，把最后一丝遮羞布也撕下了。
来到长春的几日，雪都没停过。苏方让东北行营搬到日据时代“重工业会社”的满炭大楼里，说是那里有暖气。行营方面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报告说，市区里一到黄昏，就枪声四起，士兵随意用卡车搬走市民东西。已经有数起抢劫、强奸事件上报到了行营。据称年轻女人上街都把头剃得光光的，穿上男人服装，以免遭殃。派来接收的吉林省政府教育厅长的随员在大白天被士兵用轮盘枪指着胸部抢去了钢笔、手表和钱物。随同前来的中央社记者想把控诉暴行的电报发出去，找张嘉璈签字，张嘉璈压下了，理由是，不能发影响“中苏友好”的新闻。
第二次会谈于三天后举行。行营主任熊式辉面告对方，中国政府拟海运两个军在大连港登陆，再陆运两个军经山海关开入东北，望苏方配合，另希望先接收伪满政府及日本人在东北所经营的工矿企业。苏方通过外交途径回复，按条约规定，大连为自由商港，无论哪方军队都不得在此运输登陆，否则即是违反条约精神。至于接收工业一节，苏方的答复完全暴露了其攫取东北工业的野心，他们称，日本所办工厂，均应视作苏军“战利品”，即便是先前中国人与日人合办之工厂，亦一概视作敌产予以没收。
据曾参加过中苏条约签订会谈的蒋经国告诉张嘉璈，莫斯科会议时，其父蒋介石曾去电指示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谈判中，宋子文向斯大林提出，斯大林答应对此事允予同情考虑，并说，满洲各项企业，属于特种公司组织者，并归苏联所有，充作战利品，属于日本私人者，可交回中国，赔偿中国人民战争损失 。按斯大林此说，则东北所有工矿企业，尤其是满铁附属事业，无一不属于公司组织，也就全成了苏方的囊中物，即使日后苏方让步，允与中方共同合办，中方也丧失了经济自主权。惜当时仅把斯大林此语记入会议纪要，再未作进一步讨论争辩。
“即此一谈，此后遂搁置，未加注意。今则公然认为战利品。当大任者，不能细心密虑，今铸此大错，可为痛心。” 张嘉璈为这一当时的疏忽痛心疾首，认为宋子文实是不堪大任，以至为今日接收，留下种种后患。
蒋介石闻讯大急，急电熊式辉和张嘉璈，“海运决不能以苏方阻止大连登陆而停止”，军队入东北应海运与陆运并进，着即赶紧恢复北宁路（沈阳至北平）铁路运输。行营方面派副参谋长董彥平继续与占领军晤谈海运军队登陆事宜，熊式辉飞返重庆，向最高当局汇报。
熊式辉
张嘉璈就东北经济形势专就一函，托熊式辉转上，内中皆是建议政府迅由外交部向苏方提出的要点：“满洲年有敌产，应以之抵偿所负人民债务，如尚有余，应以之赔偿中国八年战争之损失，故一切敌产，应归中国没收”。要求苏联政府通知前方军队，从速停止拆卸机器，所谓的战利品，只能以拆卸之机器为限，其他产业不能再视作战利品。信的最后说，“东北军事政治因时势所迫，处于不利地位，若经济再落空虚，则真名存实亡矣”。
几天后，熊式辉自重庆返回，告以外交部与苏联大使讨论大连登陆，也无丝毫通融余地。为免耽误东北接收，政府军队拟先在营口、葫芦岛两地运兵登陆。他还带来了蒋的复信：“东北问题，此时只可做一步算一步，以待时势变迁如何。吾人唯有尽其心力，不可以此着急或失望也。”
3 对手
苏军司令部经济顾问斯拉特阔夫斯基（Slad Kovsky），来中国前系苏联国外贸易部远东司司长，其人精明强干，又曾于三十年代到过南京、上海，熟悉中国情形，他是张嘉璈在这场接收谈判中的真正对手。
10月27日，双方这一次接触。顾其谈话情形，开始是彼此都小心翼翼的试探性质的对话，尔后触及到经济利益纷争，渐渐剑拔弩张：
余先告以此来，拟致力于中苏两国在满洲经济上之合作。
斯即询我：对于未来之经济政策。
余答：以我之目标，将以东北之有余产品供给中国与苏联之不足。东北所需要之物品，亦由中苏两国供给，使东北成为中苏两国之共同良好市场。故第一步，拟与苏联缔结一以货易货协定，互通有无。
斯再问我：对东北之工业政策。
余答：以东北之重工业已由日本因军事关系，加强发展。此后只须维持现状，应多发展轻工业，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所需机器，可向苏联购置。
斯继问：对于日人在东北所建之工业如何处置？
余答：以日本建设之工业，应以赔偿中国抗战损失。所谓日本建设之工业，即由日人投资者。若为满洲国政府投资者，应以清理满洲国政府所欠人民之债务。
斯乃反问谓：照此办法，苏联将无可分润以赔偿苏联之战争损失。
余答：以此点在协定中并无规定，且中国八年抗战，人民损失不知凡几，理应有所赔偿。
斯云：苏联之战争损失，等于其他协约国损失之总额。
余乃询：以苏联在东北已拆之机器资财，是否将视视作赔偿苏联损失之一部？
……
10月底至11月初，行营与苏占领军又进行过数次会谈。苏联人依然固执地不让中国军队在大连登陆，也不肯在其他登陆地点提供车辆援助。马林诺夫斯基还为大连航线发现美军军舰入港在会谈中大发雷霆，说此举有碍邦交。某次，五个美国记者结束在长春的采访任务搭机返回沈阳时，苏军的两架战机起飞拦截，且时作攻击状，迫使这五个记者下了飞机搭乘火车回沈阳。特罗曾科中将露骨地向董彦平表示，国民政府要和苏俄做朋友，就不能和美国人做朋友。
彼时在苏联占领地区，每日晚间皆有落单的苏俄士兵被袭击事件发生，此外还有拆毁铁路、偷袭火车等事。苏方认为国民党东北党部有反苏色彩，对党部的一些办公地点进行了搜查，且把怀疑的矛头对准了行营方面。看来，苏联深恐美国插足东北，中方欲借美国运输舰在营口和葫芦岛一带实施登陆的计划，已让苏方高度紧张。
蒋介石严令下，营口、葫芦岛运兵登陆一事在节节推进中，10月底，蒋又委任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飞抵长春，与东北行营方面接洽军队登陆计划。令张嘉璈头痛不已的是，杜聿明一到任就发行了十亿元“代流通券”，令本就混乱的东北币制更难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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