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适逢十月革命纪念日，为了与苏方搞好关系，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亲往苏军司令部道贺。苏方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联欢会，招待中国客人一起参加一个舞会，再去观看前线红军战士歌舞团的演出。俄军方的所有高级官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以外，特罗曾科中将、巴甫洛夫斯基中将也都出席了。

那一晚，戴着金线肩章，穿着镶红条子的青蓝色裤子的马林诺夫斯基显得格外兴奋。悠扬的乐声中，像北极熊一样笨拙的他拥着一个交际花翩翩起舞。那舞步却是生硬的，丝毫没有柔和的气氛。在场的苏军将领，衣饰都极讲究，满眼都是金光闪闪的宽肩章。让中方客人就像观看一场沙皇时代的宫廷舞会。

让张嘉璈吃惊的是，距演出还有十五分钟，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单独找到他，说要与他谈一会话。

（马）云：“此后第一幕为阁下之工作，阁下向在经济界负有声望，富有经验，闻名已久。且知阁下为有思想之人，必能解决一切，但望勿为金元（即美元）所左右。”

余答以：“人与是土地为每一国家之经济源泉，金元并非重要因素，我当先利用中苏两国之人力物力，不足，再借力于金元。”

马又云：“精神为上。”

余再云：“中苏两国之生产，势须与世界各国交易有无，故势难与金元完全脱离关系。希望苏方如有意见，尽量见告，免生隔阂。”

马答云：“当然，好在凭阁下之思想，已可解决一切。”

余云：“深为感谢！希望元帅继续予我以信用。”

马答云：“当永久予阁下以信用。”

此段谈话，让张嘉璈颇耐吟味。马林诺夫斯基从未与自己有过私下接触，怎么突然对自己的工作好奇起来了？他揣测，马的用意不出两端，一是苏方已急于要进入经济合作的谈判了，二是警告他勿亲美。

张嘉璈至此已意识到，对方是狠不得把整个东三省都搬到莫斯科去的。东北的工矿企业，他们是抱定主意必欲染指了的。这正是苏方一直遮遮掩掩的一个极大阴谋。设计“战利品”的名义从日本人手中攫取工厂所有权，拆卸机器重要部件运苏，都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故经济问题不得解决，即接收问题无法解决，已灼然可见。”

行营政治委员会委员莫德惠也赞同张嘉璈的观点，认为眼下东北，多方势力交杂争雄，其险恶几同于“九·一八”前之状态，必须从经济、政治上求转机。

苏军迟迟不撤，营口、葫芦岛运兵受阻，显见得是苏方有意阻碍。蒋介石为试探苏联人真实态度，以退为进，作出了东北行营即刻停止一切谈判、移驻山海关的决定，并令其他接收人员，一律撤到北平，只留下董彥平率一军事代表团继续留下周旋。

4 容忍

蒋经国前来传达此项命令时，张嘉璈深感惊愕，但他还是遵令执行了。在召集行营所属全体接收人员宣布撤退命令时，张嘉璈说着还掉了泪：东北沦陷已经十有四年，地方秩序未臻恢复，难免有不良分子乘机扰乱，此次前来办理祖国领土收复事务，不忍再看到有任何性质的战争，也不忍有任何加重人民痛苦的事态重现于东北，故以忍让之精神暂撤。

“我们犹如父母来探望分别了十四年的儿女，虽然只看了一眼就回去了，但已经表示我们骨肉相亲十四年关切眷念的感情，总之，我们无所遗憾，欣然而来，亦忻然而去”。他希望属员们“保持一种容忍的政治家风度”。

辞别马林诺夫斯基时，张嘉璈说，目下中苏两国间，似有一层雾障，盼望能及早消除。马表示，苏方绝对遵守条约，地方发行的军票，已明令停止使用，至于此间日人企业，日本资本超过半数以上，苏方亦愿意依平均原则与中方合作，即苏方资本不超过百分之五十，以示苏方合作诚意。并说在谈判中止期间，苏军缓撤，以帮助中方在东北建立政权。

先前，熊式辉回重庆述职时，其职务是由张嘉璈代行。张嘉璈这一走，所有与苏方的交涉全都落到了董彦平一人身上。戎马半生的董彦平时年五十岁，他是辽宁洮南人，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这是一个有血性敢担当的东北汉子，当记者们围着他打探消息的时候，他很少透露什么。他此时的处境就好像身处虎穴，独自与一群吃人的东北虎周旋，他却不惧不惑、不卑不亢，使那群老虎也对他敬畏三分。

甫一飞抵北平，张嘉璈即与李宗仁有过一次长谈。谈到东北方各方势力日见增长，平汉路又一时不能打通，两人皆忧形于色，“设东北不能掌握，华北必生问题，影响及于全局。”

熊式辉和蒋经国已先抵重庆，在机场接上张嘉璈，即同至陵园谒蒋。报告局面已稍有转机，中央军五万人去东北，当无问题，经济合作方案宜及早决定，庶几省市接收，亦可望顺利进行。蒋介石当即判断：“俄军似已决心拖移撤兵日期，其意有二：甲，必须经济合作条件达成其要求目的而后撤兵。乙，或待美国在华北陆战队撤退时，彼乃同时撤退。”

三日后，蒋介石在寓所约请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及熊式辉、蒋经国、张嘉璈等，会商东北经济合作事。宋子文的意见是：“对于东北解决，不外二途，一则静待大局转变，一则委曲求全，唯以日人东北投资，为苏方战利品，成为合作投资，出于中苏条约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王世杰也附和说，“在未顺利接收以前，谈经济合作，无异甘受苏方之高压力，必引起人民反感，是以必须政治问题解决后，方可谈到经济合作。”

宋、王主张，于法于理，确是正当，但这种把接收与经济合作割裂之谈，肯定与苏联人没法谈，在张嘉璈等的看来也未免太过书生意气。会议毫无结果。

12月5日，张嘉璈和蒋经国率东北行营返回长春，与苏方重开谈判。他此时已意识到，苏军延缓撤军意在“可有从容时间，讨论经济问题”。果然，一开场，马林诺夫斯基即表示，中国军队可迅即开往沈阳、长春，仍盼经济合作事先行开谈。这与重庆方面宋子文、王世杰定下的先接收、后经济合作成了谈判中的一大分歧。张嘉璈身处两国交锋前沿，深觉苏方外交手段敏捷，令人钦佩，“而吾方则行动迟缓，手段呆板，徒知主张原则，而不知运用方法以贯彻原则”，尤其是外交部过于谨慎小心，处处只知从法理观点立论，不知变通，“深虑中苏交涉，或将归于失败”。

对于战利品及赔偿问题，中苏双方一直意见纷歧。中国方面认动产可为战利品，不动产不能为战利品，实物可为战利品，权利不能为战利品，且赔偿问题不能由中苏两国间解决。此次重回长春会谈，马林诺夫斯基表示，苏方虽认为均属苏方战利品，但愿将一部分交还中国，即重工业中，亦允提出一部分归中方自办。并说苏联要求经济合作之目的，仅为期望获得本身之安全，矿山只要地上机器设备，并不要占有地下资源，一部分工矿，仍可归中方独办，只希望经济合作事，“能以迅速简单之方法解决之”。给张嘉璈的感觉是，马此次谈话中“异常开诚爽直”，“于此谈话中，苏方态度可得十之八九矣”。

经行营向蒋介石商请，关于战利品问题，最后商定由中方向苏方支付国币（指东北流通券）十亿元，以补偿苏方因战事所受损失及延期撤兵费用。经济合作事，则由经济部派员，与之洽谈成立合办公司事。

12月22日，中央银行长春分行正式开业，张嘉璈亲拟钥匙开大门，主持了开幕礼。新年元旦，央行哈尔滨分行亦复业。虽然前一晚在铁道俱乐部参加苏军的迎新年晚会，被北满警备司令马克西莫夫中将灌得大醉，返寓已凌晨三时许，张嘉璈还是强抑着身体的不适参加了揭幕仪式。会上市民欢欣鼓舞，皆谓和平有望，东北交涉接收事于山穷水复处似乎略显曙光了。

1946年春天，正是杜聿明在东北声望最卓的时候，随其出关的孙立人的新一军、廖耀湘的新六军，全是清一式美式装备，此外还有石觉的十三军、赵公武的五十二军、陈明仁的七十一军也都战力不弱。1月16日，杜聿明麾下大军进驻沈阳，又兵指长春，杜聿明对着中外媒体记者口出豪言，称一周之内收复吉林，驻马松花江彼岸。

不久，经国共双方协议，发布了停战令，在北平设军调处，由国共及美方三方代表共同执行此令。停战令一经报章公布，全国反应良好，民众皆以为从此可见和平。杜聿明也在松花江岸边收住兵锋。令张嘉璈更为欣喜的是，蒋介石夫人宋美年龄春节前将来长春慰劳苏军，以促两国之敦睦友好。

只是，近日杜聿明电告行营的一个消息让他们怎么也轻松不起来，运兵途中时常遭到不明武装袭击。担心酿成“我占城市，而彼占乡村”之局面，杜聿明决定加快运兵入东北进度，请求美方派军舰协助。这让张嘉璈又添了一层忧虑，去年10月行营刚入东北时，马林诺夫斯基为美国军舰在大连港登陆视察一事大发雷霆的一幕还恍在眼前，他担心，一向警惕美国势力渗入的苏联人，猜忌之心会更重。

经济部派孙越崎等人，前来长春接收敌伪资产及与苏方洽谈经济合作事宜。孙以做石油生意起家，人称“煤油大王”，战前由翁文灏荐举进入政府，张嘉璈久闻其名。孙越崎带来了中央的最新接收指示，准备与苏方就经济合作就地磋商。

就在此时，受蒋介石之命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的蒋经国回到了长春，带来了蒋介石给张嘉璈的一封信，大意称，中方决定采取折中方案，即在中国东北选择一部分企业同苏方合作经营，但不进行全面经济合作，蒋称此为“缩紧”政策，信中谓：“经儿回来，所有在苏经过情形，当能面详，不赘。关于经济合作方针，此时只可缩紧，不宜太宽。此事已考虑再三，不能不如此。唯兄独当其难，自受苦痛，此乃中无时不在体会与想念之中，请兄勿加过虑。总要使我主权与法理不发生恶影响，不为他人引以为例，则得矣。”

信中所说与苏交涉注意“主权”与“法理”等语，当是蒋经国回到重庆汇报赴苏交涉详情后，蒋重新考虑斯大林提出的共同经营东北、但须排除美国势力的意见后作出的部署。但在张嘉璈看来，这一政策的背后有着宋子文和王世杰的身影。接到此信的当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中央辅助蒋主席作东北问题之决策者，为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雪艇及经济部长翁咏霓。宋王二人，因当签订中苏友好条约之冲，唯恐再受攻击，宋则取极端冷淡态度，王则取极端谨慎态度，翁则以宋、王态度为转移，而仅作工矿合作事业之贡献，使蒋主席为主权与法理两理论所拘束，因有只可缩紧、不可太宽之指示。”

经济合作问题若迁延不决，则苏军不撤兵，若谈合作事，中方则必须有所让步。孰轻孰重，东北行营方面自有共识。就在张嘉璈与孙越崎加紧制订经济合作方案时，一桩突发事件迟滞了整个谈判进程，并给初显曙色的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经济部特派员、专门负责东北工矿接收事宜的地质学家张莘夫一行八人，在抚顺突遭暗杀身亡。

摘自《枪炮与货币：民国金融家沉浮录》（上、下册，长江出版传媒、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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