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隋炀帝的历史形象问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学者们几乎一致给予了负面评价，确立了其暴君的历史形象。直到1959年，万绳楠发表《论隋炀帝》（《史学月刊》1959年第九期）提出异议，认为炀帝功大于过，是一个很有才能和气魄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此文一出，便引发了学界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在八十年代之前，以否定万先生的看法为主流；八十到九十年代之间，支持者渐多。九十年代以后，学者们的意见基本达成一致，承认炀帝有一定的历史功绩，而他的负面历史形象，是贞观君臣有意抹黑的结果，目的是为新建立的唐王朝提供反面教材，加以镜鉴（参袁刚《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持“抹黑论”的学者与持“暴君论”的学者，所依据的主要史料都是《隋书》。贞观君臣有意抹黑，为何还能从中抉出炀帝的历史功绩呢？显然以史臣删削史料未净是解释不通的。笔者对此问题有些不成熟的思考，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隋书》中炀帝的形象
《隋书》是在贞观三年（629年）由魏徵受诏总加撰定的，主要参与者有孔颖达、许敬宗，而徵“多所损益，务存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时称良史”。对大多数史实的记述是真实的，评论是中肯的，在对炀帝问题的处理上尤为如此。炀帝的负面形象主要来自夺宗、奢靡、拒谏、黩武等事件，而《隋书》对这些事件的记述，并未言过其实地渲染，更没有抹黑。如在炀帝夺宗问题上，《隋书·炀帝纪》正文部分略而不提，在文末议论中说道：
初，上自以藩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时高祖雅信文献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帝后庭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又常私入宫掖，密谋于献后，杨素等因机构扇，遂成废立。
可以看出，史臣在述及炀帝善于矫饰觊觎帝位，阴谋夺宗这一基本史实时，用词平实准确，并没有针对炀帝个人的品德，做超越事实的鞭笞。
国家博物馆馆藏隋炀帝杨广画像
在奢靡问题上，主要是指炀帝盛治宫室和巡游。这两方面，《炀帝纪》文末评论说：“盛治宫室，穷极侈靡……每之一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羞殊味，水陆必备焉，求市者无远不至”，而“史臣曰”中则更直接指出，炀帝“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读之似乎有些渲染意味，但若翻检同书《食货志》和《大业杂记》，就会发现史臣所论都是有据可依的，炀帝建东都，“曾雉踰芒，浮桥跨洛，金门象阙，咸竦飞观，颓岩塞川，构成云绮，移岭树以为林薮，包芒山以为苑囿”，其中显仁宫“苑囿连接，北至新安，南及飞山，西至渑池，周围数百里。课天下诸州各贡草木花果奇禽异兽于其中”。西苑更甚，“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院庭“植名花，秋冬即翦彩为之，色渝则改著新者。其池沼之内，冬月亦翦彩为芰荷……苑内造山为海，周十余里，水深数丈。其中有方丈、蓬莱、瀛洲诸山，相去各三百步，山高出水百余尺。上有通真观、集灵台、总仙宫，分在诸山。风亭月观，皆以构成，或起或灭，若有神变”。若炀帝出巡，“舳舻相接，二百余里。所经州县，并令供顿，献食丰办者，加官爵，阙乏者，谴至死。又盛修车舆辇辂，旌旗羽仪之饰。课天下州县，凡骨角齿牙，皮革毛羽，可饰器用，堪为氅眊者，皆责焉”，过度的捕杀几乎使这类鸟兽绝迹。从这些情况来看，史臣说炀帝“思逞无厌之欲”是不为过的。
在拒谏问题上，炀帝就曾对近臣虞世南说过：“我性不欲人谏。若位望通显而来谏我，以求当世之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于地。”于是，高熲因谏奢靡被杀，苏威因谏捕盗被除名。而后，随着政治形势的逐渐恶化，炀帝也愈来愈厌烦谏者。大业十二年（616年），炀帝见中原已乱，便听从宇文述的建议准备到江都避难，原藩邸属吏赵才，以百姓疲惫、府库空竭、盗贼蜂起为由，建议还驾长安，结果触怒炀帝被下狱。建节尉任宗亦谏不应赴江都，被杖杀于朝堂。奉信郎崔民象以盗贼充斥，于建国门上表，被先解其颐，然后斩首。正因为有此一系列的事件，所以《炀帝纪》才说炀帝“除谏官以掩其过”，这是十分客观的。
在黩武问题上，主要是北巡和东征。三次北巡突厥，旨在扬威，以第一次为最盛。大业三年（607年）五月，征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开凿太行山，以通驰道，直达并州。然后，帅“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深入突厥之境，启民可汗亲为除草，还率部开御道，直抵突厥牙帐。八月，炀帝幸启民帐，启民奉觞上寿，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于帐前，莫敢仰视。着实让炀帝赚足了威风，直到九月才返回了东都。三次东征高丽，旨在耀武。大业八年首征高丽时，扫地为兵，征得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兵具器杖皆令精新，馈运者倍之，大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创近古出师之盛，但却事与愿违，惨败而归，继而二征、三征，皆空劳国力无功而返，反而引发了大规模的民变浪潮，成了隋亡的导火线。《炀帝纪》称此为：“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黎庶愤怨，天下土崩，至于就擒而犹未之寤也”。应该说，这一评述也没有言过其实之处。
《隋书》在构建起炀帝负面形象的同时，对炀帝的个人能力和善政也不乏肯定之语。炀帝少时，美姿仪，“深沉严重，朝野属望”，高祖令其数次领兵，频有大功。开皇八年（588年），为行军元帅大举伐陈，次年，陈平，执陈佞臣施文庆、沈客卿、阳慧朗、徐析、暨慧等斩之，以谢三吴，“于是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连魏徵也承认，炀帝“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不但有武功，炀帝也颇好学，尤善属文，《隋书·文学传》中称：“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正因为炀帝能文好学，所以颇重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本来高祖杨坚，“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后，改变了这一情况，“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使文化一度出现了繁盛的局面。其时炀帝还广招儒士，授予官职，大业元年（605年）正月下诏，“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洁，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七月再次重申，“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礼部侍郎许善心，便奏荐儒者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恺、陆德明、褚徽、鲁世达之辈并加品秩，授为学官。此后又多次下诏，征召儒士为官，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被世人称为“二刘”的刘焯、刘炫，“二人学通南北，博极古今”，焯“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钩深致远，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人而已”，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当时，名儒学士不远千里而至拜访的，不可胜数，但二人在高祖时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炀帝即位，授“二刘”为太学博士，讲授经学，二人“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对后世也影响很大，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中尚书和毛诗部分就是师法二刘而来的。由此可见，《隋书》对炀帝的文学修养，以及大兴学校发展文化，重视人才的善政，是持肯定态度的。
综合以上正反两方面来看，《隋书》对炀帝的评论是客观的，不存在故意抹黑的意味。如果想抹黑炀帝，则贞观史臣尽可以大肆渲染炀帝弑父的恶行，相反史臣对此事还做了相当的回护，至少在《隋书》中找不到对这一事件的正面描写。至于让后世史家感到抹黑炀帝的，主要是《炀帝纪·史臣曰》的后半部分，说炀帝“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雠仇，左右之人，皆为敌国。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读之确有些渲染夸张之处，但细思之，这是由贞观史臣的史识造成的，在“家天下”时代，君主只要灭祀、亡国，就必然要受到猛烈的批判，更何况隋朝还是在不当亡的情况下亡了，如果把这说成是史臣对炀帝的故意抹黑，实际是用现代史家的史识来苛求古人。
无抹黑之必要
《隋书》没有刻意抹黑炀帝的形象，并且也没有抹黑的必要。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贞观史臣没必要通过刻意抹黑炀帝形象，来树立唐政权的合法性。此点孟彦弘先生已有说明：“魏晋几百年，政权更迭十分频繁，人们其实不太把政权更迭当回事，这跟明末完全不同。既然不当回事，所以也就没必要刻意‘抹黑’。”（参见《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所刊访谈“孟彦弘谈《隋书》与快速崩溃的隋朝”）
其次，抹黑炀帝不符合贞观君臣的整体利益。从李世民方面来讲，自北周开始，李家与杨家就是亲戚关系，李渊是炀帝的表兄弟，李世民是炀帝的表侄。太原起兵本就是以匡复隋室为名，其后入长安，立代王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建唐后，又视江都之变中宇文化及、裴虔通为叛逆，将其子孙全部流放。那么如果在修史中一味抹黑炀帝，就等于说从太原起兵到流放叛逆子孙的这一系列举动的政治立场错了，因此只能客观评价，而不能刻意抹黑。从臣下的角度来讲，许多贞观名臣都是由隋入唐的，他们大多做过隋官，有的还很受炀帝赏识，例如《隋书》主要修撰者孔颖达，“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时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属隋乱，避地于武牢”；另一主撰许敬宗，幼善属文，大业中举秀才，“授淮阳郡司法书佐，俄直谒者台，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难……敬宗流转投于李密”。这样如果他们刻意抹黑炀帝，一来，他们受炀帝赏识的经历就不好对人解释了。二来，也会显得他们“危而不持，颠而不扶”。李世民就曾和魏徵论及“群盗”蜂起，炀帝滥杀无辜之事，李世民说：“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所以刻意抹黑炀帝，对他们自身也是不利的。
最后，抹黑炀帝也起不到镜鉴的作用。修《隋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当朝统治者提供镜鉴。秉笔直书，才能让君主更好地扬善避恶。如果抹黑歪曲，就无法得到准确的经验教训。《隋书》纪、传部分成于贞观十年（636年），次年，魏徵在上疏中提到：“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显见，这是魏徵在修撰《隋书》时得到的经验，可简单地概括为“纵欲亡国，节欲兴国”，这一经验是基于史实得到的，是很准确的。因此才成了太宗执政的一条指导思想，不数年终有贞观之治。总之，我以为《隋书》中对炀帝形象的描述基本是客观的，没有刻意地抹黑。
文/孙俊 来源：上海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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