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德·伯努瓦（Alain de Benoist）是欧洲“新右派”运动的代表人物。作为文化独特性和整体性的捍卫者，他主张欧洲人在多元文化主义面前保留自己的身份的权利。本文是阿兰·德·伯努瓦在“2014年《元素》（Élements）期刊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讲话，收录于期刊Arktos。在这篇文章中，他从欧洲的现状入手，以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欧洲构想的基本问题：其一是集中发展经济贸易，而忽略了欧洲的政治、历史和文化建构；其二是上层权力过度干涉，规范一切事物；其三是盲目扩大边界而导致了欧盟的瘫痪和低效和国家的解构；其四是对于欧洲构想的目标没有达成共识。为使欧洲重焕生机，作者强调了统一欧洲的必要性，指出欧洲要着重从政治、历史、文化文明方面重构自身，实现欧洲独立的统治权。

欧洲整合的新右派方案

作者：阿兰·德·伯努瓦译者：刘清瑞

欧盟的明显缺陷表明了目前欧洲构想的失败，以及 “欧洲统治权”的必要性。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二十五年前，欧洲似乎能解决所有问题。如今，它却成为别国的累赘。随着欧洲美好未来的幻灭，各方的强烈谴责如期而至。欧盟委员会的各方面都饱受诟病：它限制倍增，干涉无关事务，使平民受苦、机构瘫痪；它的组织形式匪夷所思，且缺乏民主合法性；它企图消灭民族和国家主权，最终沦落为一台失控的机器。在多数国家，对欧盟持积极看法的民众比率已十年多连续走低。2004年，认为“法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弊大于利”的法国民众比率为25%；到2013年，这一比率跃升至41%。最新的一项伊普索斯民意测验显示70%的法国人希望“限制欧洲的权力”。

事实上，如今的欧盟正经历空前的合法性危机，且其前景黯淡无吸引力。那么，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

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开始“解构”，当时人们正针对是否批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做辩论。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的未来变得明显问题重重，许多欧洲人开始失去希望。同时，当全球化引起更多担忧时，欧洲并没有保证更强的购买力、更好地规范世界贸易，也没有保证再分配减少、犯罪率降低、劳动力市场稳定和更有效的移民管控。反之，欧洲构想在那时出现了，它没有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冲击，而是成为了这种自我重复过程的一个阶段。

从一开始，欧洲构想其实就违反了常识，我们犯了四个根本错误：

第一，集中发展经济贸易，忽视政治和文化。欧洲幻想通过齿轮效应，能将其经济公民身份机械地转化为政治公民身份。

第二，想通过顶层创建欧洲，而不是从基层入手。

第三，倾向于通过早期扩张将还未准备好入欧的国家纳入欧洲，以深化现有政治结构。

第四，对欧洲边界和欧洲一体化的目标从未做出明确规范和决策。

沉迷于发展经济，欧洲共同体的“缔造者”故意将文化弃之不顾。他们最初所做的努力旨在将国家融入一种功能主义者视角下崭新的行动空间模式。对让·莫内一行人来说，为实现国民经济相互交织，政治的联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相比不联盟而言，联盟的代价显然更小。但可别忘了“欧洲”的第一个名字是“共同市场”。这种最初的经济主义必然有利于制度的自由化转向，必将对联盟领导层即将制定的公共政策进行经济层面的基本解读。欧洲还远没有为政治化的到来做好准备，就因经济的过度膨胀而迅速去政治化，并将专家权力神圣化，实施专家治国战略。

我们在没有建立起欧洲的情况下解构了国家。

1992年，随着《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欧洲共同体变为欧洲联盟。这种语义上的变化也具有启发性：欧洲各国与其“联合”不如寻求“共通点”。当下的欧洲首先是经济的、遵循市场逻辑的欧洲。在自由主义精英看来，欧洲只能是一个完全遵守资本逻辑的大型超级市场。

正如我所说，我们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希望从顶层即从领导层的制度来创建欧洲。恰恰相反，与“整体联邦主义”拥护者的想法一样，我们应该遵循合理的逻辑，从底层开始，从街道到自治体，从自治体或聚居区到地区，从地区到国家，最终由国家创建整个欧洲。这正是严格执行权力下放原则所要求的。根据权力下放原则，只有在下层权力无能为力时高层权力才需要进行干预（这是充足能力原则）。而在欧盟成员国地区，往往是集权官僚机构通过其命令规范一切。高层权力任何时候都要将自认为能做的事情干预一番，结果是导致欧盟委员会决定了一切，认为自身无所不能。

我们绝不能被欧洲主权主义者们对欧盟作为“联邦欧洲”的惯性谴责所误导：通过将所有功劳归功于上层的倾向，欧洲主要基于雅各宾模型而建立。但这样的欧洲绝对不是“联邦”，而是极端化的雅各宾模型，兼具惩罚性的专制主义、集权主义和不透明性。

第三个错误是欧盟的盲目扩张。我们首先应该深化现有结构，同时在全欧洲进行广泛的政治辩论以试图对欧盟的目标达成共识。盲目扩张倾向在欧盟吸纳中东欧国家的扩张过程中体现极为明显。大多数这类国家申请加入欧盟只是想从北约的庇护中获利。他们确实在谈论欧洲，但其实只寄希望于美国！这导致了欧盟的“稀释”和低效，很快所有人都相信这个包含二十五国的欧盟已无法发挥作用。这种看法在土耳其加入欧盟后人们对欧洲文化、宗教及地缘政治前景的担忧中进一步加深了。

由于各国经济水平、社会状况和税收体制的差异，欧盟早期扩张也导致了敲诈式的工业再分配，这损害了工人利益，并最终成为欧元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引入单一货币非但不利于欧洲国家经济的趋同发展，还恶化了经济状况，令人难以承受。

欧洲主权无处可寻，国家主权也成回忆。换句话说，我们在没有建立起欧洲的情况下解构了国家。这个悖论完全说得通——欧盟不仅试图以欧洲取代国家，还试图以经济取代政治，以官僚管理取代人民治理。欧盟接受了一种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以对经济首要地位的强调和通过对政府管理的“去政治化”来废除政治的意愿为基础。也就是说，这种自由主义为“去政治化”创造条件，使任何诉诸合理政治决定的行为都变得不合时宜。

此种自由主义倾向还滋生出某种道德危机。长久以来，欧洲一直沉迷于普遍主义，将愧疚感和自我否定塑造的世界观内化。它已成为唯一一片“为开放而开放”的土地，而丝毫不考虑此举将会给别国带来什么后果。

欧洲起初就致力于将普遍性概念化，无论是追求向好还是向坏的普遍性。它想成为“关于普遍性的文明”，但“关于普遍性的文明”和“普世文明”并不是一回事。常见的一种美好说法是，“普遍性”这个词最积极的意义是“地方无边界”。但主流意识形态忽视了“普世文明”和“关于普遍性的文明”的区别。在领导人的要求下，欧洲陷入了自我忽视和忏悔之中，因为它仍记得——是人权宗教使同一性这一概念推广开来。毫无远见的人文主义者将自身定位为历史的审判者，将无差别视为一种救赎的理想，同时强调不同文化归属的过程。正如阿兰·芬基尔克劳（Alain Finkielkraut）所说，“这意味着为了不再排斥任何一方，欧洲必须摆脱过去，不再迷茫，将自身的遗产看作人类权利的普遍性留存下来。我们什么也不是，这是我们不被任何事物禁锢的先决条件”。“虚无至极，宽容至极”，社会学家乌布里希·贝克（Ulrich Beck）以同样的方式说；然而正是这种历史文化虚无感令人对一切过敏。

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存在，欧洲领导人拒绝将自己看作其历史、文化和共同命运的担保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欧洲从未停止重复“自身历史乏善可陈”的论调。欧元钞票完美印证了这一点：票面上只有空洞抽象的建筑结构，没有一处景观，或是一位名人肖像。总的来说，欧洲想逃离历史，尤其是自身的历史。它被禁止确认自己是什么，甚至不想质疑自身身份，只因害怕对其成员国造成“歧视”。欧洲宣称依附于“价值”，其实就立即强调了这些价值并不属于它，所有人都应该有相同的价值。强调“价值”而非“利益”，目标或者对政治主权的渴望恰恰表明了欧洲的集体无力感：不知道想要什么。她甚至不会对此有疑问，因为她应该清楚自身什么都不想要。为什么？因为她已经不知道欧洲是什么，也再不想搞清楚欧洲到底是什么了。

如此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在移民领域，欧盟对移民采取了一种十分慷慨的接纳政策，这个政策没有成员国能表示异议。工商业领域，拒绝任何“庇护”的论调同样盛行。自由贸易壁垒的完全移除导致大量新兴国家的低价商品和服务涌入欧洲，并在各种领域（社会、财政、环境等）实施倾销；而欧洲本土的生产系统越来越多地流向欧洲以外的其他国家，使欧洲去工业化，失业和贸易逆差问题更加严重。

为终止美国超级大国的统治地位，我们必须为世界恢复多极化维度。这是“构建欧洲”的另一个原因。

外交政策是国家主权的对立面。由于欧盟并非一个政治机构，显然不可能存在共同的外交政策；最多会有一个周期性的国家外交集团，其“对外”政策源于“共同体”的能力。无论是对美国干预伊拉克的问题，还是对利比亚、马里、叙利亚战争问题，或者俄罗斯、中东、巴勒斯坦、科索沃和最近的克里米亚问题，欧洲人一直无法达成共同立场；大部分人仅仅在附和美国的立场。既然无法分享共同利益，欧洲自然也无法拥有共同意志，采取共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