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按照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工智能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是可以显著增加全球财富。但是财富在国家间的分配将更加不平衡,人工智能技术的引领国受益多,落后国受益少,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拉大国家间经济总量和质量差距。新增财富在地区间的分配也将是不平衡的,东亚地区有可能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的最大受益者,美国有条件巩固其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而东亚的地位也会进一步上升。与此同时,财富在同一国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中的分配可能进一步失衡,相关国家国内政治平衡也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二是在资本、技术、劳动力三要素中,人工智能有利于具有前两项要素比较优势的国家,不利于劳动力要素优势的国家。三是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要素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哪个国家拥有的计算资源越多、研发的算法越先进、掌握的数据越多,就越有可能获得经济优势。未来可能出现“算法博弈”“算法霸权”,数据将成为国家战略资源。四是由于人工智能技术迭代速度快,在“马太效应”作用下,具有先发优势的国家将强者恒强,后发国家越来越难以追赶,形成国际社会的“阶层固化”。由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建立在计算机技术进步基础之上,并与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紧密关联,因此数字经济和技术领先的国家将在人工智能国际竞赛中占得先机。
最后,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和军事变化,在影响国家间力量变化的同时,还可能意味着国际趋势的变化。
一是北升南降还是南升北降? 近年随着金融危机影响消退,发达经济体逐步复苏,而金砖国家相继出现困难,发展中国家追赶步伐放慢,南升北降的趋势开始减缓。如果不论其他因素,单就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言,很可能加剧这一势头。一方面,发达经济体有条件维持甚至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整体优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实力、利益分化也可能进一步加剧。
二是多极化还是两极化? 阎学通教授认为国际格局的趋势是中美两极化,而不是多极化。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他的观点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国际上很多人工智能排名都不约而同地将美国和中国列为第一梯队。美国作为人工智能的发源地,在创新精神、基础理论、核心算法、高端芯片、从业人员规模和素质等方面,明显地领先全球。而中国在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领域走在前面,同时拥有海量数据和应用场景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天然优势。中国拥有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用户、最活跃的数据生产主体。 ２０１８ 年 ８月 ２０ 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４２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８．０２ 亿人,每年产生的数据约占全球 １３％ 。中国拥有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大学生,人才供给上更具潜力。根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美两国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全面解读»报告,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总数为 ２５４２ 家,其中美国有１０７８ 家,占 ４２％ ,从业人员约为 ７．８ 万人;中国有 ５９２ 家,占 ２３％ ,从业人员为 ３．９ 万人;其余 ８７２ 家企业分布在瑞典、新加坡、日本、英国、澳大利亚、以色列、印度等国家。 人工智能技术竞赛目前主要是巨头企业之间的角力,而主要的互联网巨头也都在将自己的资源转向人工智能。在世界互联网巨头企业中,美国有苹果、谷歌、微软、亚马逊、脸书 ５ 家,中国有百度、阿里巴巴、腾讯 ３ 家。美中作为人工智能的世界前两个强国,同时也是全球综合国力的前两强,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可能会进一步拉大。
三是非国家行为体的权力扩大。人工智能将赋予巨头企业前所未有的权力。 ２０１６ 年发生的“剑桥分析”公司通过脸书影响美国大选的事件,显示了这些企业可以有多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未来,一些传统的政府职能,如信息统计和收集、公众信息发布、社会福利发放还有公共政策讨论、评估与反馈,以及涉及军事和外交方面的舆论活动等,都可能被人工智能企业取代。在信息即权力的时代,企业行为对国内政治、进而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还将不断增大。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美国 Infinite 初创公司联合研发了一种基于人工智能处理芯片的自主网络攻击系统。该系统能够自主学习网络环境并自行生成特定恶意代码,实现对指定网络的攻击、信息窃取等操作。通过人工智能自主寻找网络漏洞的方式,将使网络作战行动更加高效,攻击手段更加隐蔽和智能。传统的防护方式是基于病毒库和行为识别,将无法应对灵活多变的人工智能病毒生成系统,其恶意代码的生成、执行、感染具有更强的隐蔽性,这将使网络安全环境面临更大的挑战。
更令人担心的是,人工智能也有可能为恐怖分子、网络黑客、罪犯等提供新的犯罪手段。例如,恐怖分子可以远程操纵无人机或无人驾驶汽车,对目标实施暗杀和破坏活动,黑客可以利用大数据武器对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更加复杂和自动化的大规模攻击。经常被提到的案例包括: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军事基地遭受武装分子无人机攻击,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演讲时遭受无人机袭击,“想哭”病毒的爆发,等等。加拿大学者阿查亚提出了“复合世界”概念。 毫无疑问,人工智能将增加世界的复合化,包括政治权力的去中心化、更多元的行为主体的出现,乃至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因此产生更加包容和更多层次的治理需求。
四是加剧科技竞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进一步巩固了科技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地位。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国土与国家安全分委会发布的«２１ 世纪国家安全科学、技术与创新战略»提到,科技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最关键的成分。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国家安全。美国能够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其科技创新力量。国内许多学者认为,中美贸易战的实质是科技战,中美博弈已经率先在科技领域展开了。 ２０１８ 年,美国先后对两家中国公司禁售芯片,更有甚者,公开阻止盟友国家采用中国华为公司的 ５G 技术。同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列出了拟议管制的 １４ 个“具有代表性的新兴技术”清单,其中对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技术分类和列管最为详尽。 可以预见,在人工智能时代,围绕科技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竞争的结果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格局的走向。
三、 人工智能将如何影响国际规范?
人工智能可能对现行国际规范带来一系列冲击。
第一,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战争的内涵和形式。美国学者斯蒂芬·平克指出了人类相互间使用暴力减少的历史大趋势,认为“今天我们也许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 。王缉思对当今世界战争明显减少的现象给出了 ５ 个方面的解释,包括:大国发动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大大高于可能的收益,通过非战争手段也可以获得过去需要通过战争才能获得的收益,国家间相互了解的增加以及危机预防和管控机制的普遍建立,国际军控机制的建立,和平作为一种国际价值观的深入人心。 而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是否使用军事手段解决矛盾的选择中,顾虑下降。至少从理论推演的结果看,人工智能能够从决策者、军队、民意 ３ 个层面减少对战争的制约,降低战争门槛。无人武器使得战争行为者的人员伤亡预期可以降到近乎“零”。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迭代和新材料的广泛运用将极大地压缩战争的物理成本,让战争的经济适用性上升,甚至变得有利可图。这使得决策者发动战争的诱惑增大、顾虑减少。“超视距”作战的可能性和机器人战士的出现,将进一步从心理上解放士兵。未来战争中,士兵或许不必上战场,作战任务可以通过事先设计好的算法,由“人工智能将军”指挥无人自动武器完成。“极速战”可以极大压缩战争时间,在出现民意的反弹之前战争就 可以结束了。这 些可能 改 变人 们 对 战 争 的 立 场,让 暴 力回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美国陆军协会陆战研究所发布的报告«影响力机器———让自动化信息作战成为战略制胜机制»称,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利用算法生成内容,实施个性化的目标锁定和采用密集的信息传播组合,可以生成“影响力机器”,实施信息作战,由此能产生指数级的影响效应。该报告认为,“影响力机器”信息作战在战略层面上的影响力远胜于人工智能技术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因为它可以在机器学习的辅助下,对情感、偏见和价值观等指标进行筛选,并锁定那些心理最易受到影响的目标受众,然后将定制的“精神弹药”快速密集的“射向”目标群体,达到影响其心理、操纵其认知的目的。
第二,人工智能可能冲击全球战略稳定。约瑟夫·奈曾经谈到,核武器的出现使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安全的手段走到了极限,甚至走向其反面。人们认识到,在核战争中没有赢家,核武器可能使全人类面临灭亡的危险。 而人工智能将挑战经典的“相互确保摧毁”理论。兰德公司在 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对核战争风险的影响»报告中分析认为,到 ２０４０ 年,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使报复性核反击力量成为目标并被摧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从而削弱“相互确保摧毁”的基础,打破核战略平衡。即使各国无意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也会倾向于追求先发制人的能力,以此作为与对手讨价还价的手段,而这无疑将破坏战略稳定。
第三,人工智能的自身特点让建立相关国际军控和防扩散机制变得困难。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清华大学第七届世界和平论坛“人工智能与安全”分论坛的讨 论 中,«智 能 时 代 的 战 略 竞 争»报 告 的 作 者 之 一 格 里 戈 利 ·艾 伦( GregoryC．Allen )说,人工智能也有军民两用性,但其军事应用不同于核,更像电。如果可以认为核是一种黑白技术,只存在“有”或“没有”两种状态,一国要么是有核国,要么是无核国。而电则是一种光谱技术,就像红橙黄绿蓝靛紫七色光有不同的波长和媒介反射率一样,不同的国家都可以用电,只是应用方式和程度会有很大差异。人工智能在军事上的应用更像电,无法禁止哪一个国家使用人工智能。就像美苏冷战期间的军备竞赛一样,未来很可能出现人工智能强国之间的算法竞赛。问题是,当年美苏通过军控谈判签署了一系列核导军控协议,确定了基本规则,未来的人工智能强国间能否本着同样的精神达成算法控制协议呢? 艾伦认为,从目前大国关系态势看,达成这样的共识几无可能;然而,考虑到未来无序发展的风险,大国又必须认真考虑就此进行共同探讨的必要性。
第四,人工智能给国际法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在应用人工智能武器的条件下,国际人道法和战争法的有关原则是否能够继续适用? 比如,区别对待军民目标的“区分原则”、禁止过分攻击的“比例原则”、非军事手段无法达成目标的“军事必要原则”,对作战手段的限制等。有没有必要针对人工智能武器制定专门的规则? 在智能化战争条件下,如何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 战争机器人是否享有人道待遇? 人工智能武器是否对其造成的损害有承担责任的能力? 如果它不具备承担责任的能力,那责任主体应该是武器的制造者还是使用者? 当人工智能武器侵犯国家的主权原则时,它的行为能否触发国家责任?
第五,人工智能可能冲击国际关系民主化。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固化国际权力结构,深化小国、弱国对强国、大国的科技、经济和安全的依赖。当“赢者通吃”的人工智能技术竞争和商业竞争规律复制到国际关系上时,必然会冲击大小、强弱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关系。当主要大国之间的竞争加剧时,结盟关系是否会再度成为弱国的必然选择呢? 而结盟本身就是一种盟主和盟友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第六,人工智能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三大困境(老龄化、数字化和气候变化)都具有意义。 而更大的挑战也许是人工智能带来的对于“人”的价值的进一步思考。 一些国家和城市也开始探索试行“普遍个人收入”制度( UPI ,universal personal income )。但这必定是一个需要汇聚全球智慧与力量共同去思考和实践的问题。
在规则与制度层面上,以数据为例,在近代人类历史上,国际社会先后就自然人的跨境移动、船只和飞行器等交通工具的跨境移动、资本和商品的跨境移动等,形成了普遍认同的规则和制度安排。当前,数据作为一种资源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数据跨境转移应遵循什么规则、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下进行? 数据的产生方、使用方、输出方、接收方等利益相关各方分别享有什么权利、承担什么义务? 数据本土储存和跨境转移之间是什么关系? 国家与数据企业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些都将是未来全球治理的难题。 ２０１９ 年 G２０ 的东道主日本已经提议将全球数据治理列入G２０的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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