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好”，很荣幸和大家有机会见面。我不称诸位为“同学”而称“同好”，寄托了我的一个想法：“同学”只是一个事实性的描述，说明大家在一块儿学习这个事实；“同好”则不同，有感情色彩在里面。既然诸位今天能来听这种有学究气的报告，我相信诸位是对学问有嗜好的。做学问有了爱好、嗜好，才能登堂入室，进入一种境界：一种执著、专注、心无旁骛、欲罢不能的状态。现在我们回到正题。

“整体历史”观念与古代中西交流史研究

我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叫做“整体历史视野中的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为了使意思更清楚，我加了一个副标题——“汉唐时期文化交流的几个典例”。为什么要加上一个累赘的修饰词“整体历史视野”呢？大家知道，很长时期以来，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教学是分两块儿进行的，一块儿是“中国史”，一块儿是“世界史”，这个“世界史”实际上相当于“外国史”。这种划分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治国学的人很少把他的视野往西学上扩展，治西学的人很少花精力去关心国学。由此造成的一个不好的结果，是这两个研究方向的学者之间似乎都有一点相互看不起。做国学的人说：“你们学世界史的只是泛泛地用一些二道贩子的材料，做一些不疼不痒的学问，还写什么论文？”相反，做世界史的人觉得：你们做国学的人一天到晚就懂得考证一些个鸡零狗碎的小东西，视野狭隘得很。大家都互相看不起，都不主动把自己的领域扩大一下，结果是研究路子越走越窄。古人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 在20世纪下半叶数十年成长起来的学者中，即使在引领风骚的人物中，也很少有人做到“学贯中西，博通古今”。这固然与政治干预有关，但也与学科体系的划分不无关系。

实际上，学问之间并没有那么严密的分野，东学西学皆为人学。以“整体历史视野”研究历史，尤其是各国、各地区交流史，在东西方都有很悠久的传统。比如说，在西方，古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的著作《希波战争史》，主要讲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可是它很详细地叙述了波斯的历史，此外还涉及到埃及、两河流域、黑海地区、地中海以及意大利半岛。希罗多德把他的视野扩展到了当时他所知道的所有区域，试图从一个整体来叙述他所了解这些地区的历史，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这就是一个整体。再看我们中国，司马迁的《史记》，时间跨度很大，地域范围上也很广，不但讲中原，而且还讲朝鲜、越南，特别是《大宛列传》，把视野扩展到中亚地区，甚至连波斯、印度也包括在他的视野中。司马迁的视野也是相当宽的。所以我们说，从古代以来，史家们就试图从一个广阔的范围，即我们讲的整体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当时所了解的世界。只不过，由于受到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和世界各地交通不发达的影响，在今天看来，这种“整体历史视野”在范围上还是比较狭小的。

真正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整体历史观，是从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才产生的。我们知道，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即欧洲人——严格地说是西欧人——的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是欧洲人开拓活动范围的一个重大活动，以三个事件为重要标志：一是哥伦布在1492年到达了美洲，“发现”了美洲，二是达·迦马在1498年绕过了非洲的好望角直接到达了印度，三是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麦哲伦的航行发生在 1519年到1522年，麦哲伦本人没有完成全部航行，他在菲律宾干预当地的冲突时被杀死了，他的伙伴完成了环球航行。

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的视野已经不再局限于欧洲，开始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世界其他部分，开始了大规模的殖民。欧洲人把大量的财富掠夺到了欧洲的同时，也把世界各地的消息带回了欧洲，这样就使得欧洲人的视野大大开阔了。明末清初的时候，由于耶稣会的东来、到达中国，把关于中国的报道寄到欧洲，欧洲人开始听到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这些报道对欧洲人的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中世纪的时候，西方人是相信《圣经》的，可是到了中国以后，发现历史远远不像《圣经》说的那样从基督创世开始，要比它早得多，因此他们的世界观受到冲击，有所改变。到了启蒙运动的时候，人们的历史视野已经是非常开阔了。有一个说法：当伏尔泰（1694-1778）坐在巴黎，用中国的瓷器喝着阿拉伯的咖啡的时候，他考虑的问题已经不是仅仅局限于欧洲了。启蒙运动以后，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一个大的飞跃，欧洲人自信心大增。欧洲经济的迅速发展，造成欧洲人的文化优越感。这一时期欧洲人的整体世界观，实际上是以“欧洲中心论”为特点的，也就是说，在它的整体历史观中，欧洲是中心，欧洲以外的地区处于次要的附属地位。“欧洲中心论”虽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当中受到挑战，遭到一些史家批评，可是没有被动摇和放弃，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20世纪初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人的文化自信心受到挫折，大战的发生使他们开始想一个问题：欧洲既然有这么好的文化，这么优秀的文化，为什么发生世界大战这样的灾难？这是一个转折，欧洲人对欧洲文化的信心开始动摇，所以后来有一个 “西方的没落”观念的兴起。大家知道斯宾格勒（1880~1936）曾经有一本书就叫《西方的没落》。此后欧洲人开始重新考虑欧洲的文化，认为它并不是像欧洲人自己想像的那么完美。二战以后，这个观念就更强了，尤其是一些著名史家如汤因比（1889~1975）等，他们的视野对“欧洲中心论”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到了今天，“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显然越来越没有市场了。

我讲这么多是想说明，真正意义上的整体历史、整体历史观这两个东西，一个是历史的事实，一个是历史的观念，都是近代的产物，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说，要把这个观念用来观察古代汉唐时期的中西交流呢？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待古代的中西交流。近代以后，西方人造成的冲击波是遍及世界的。可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近代以前东西方的交流是断绝的，或者说是没有的。不是这样。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东西方之间的交流，在现代是洪水泛滥，在古代则像涓涓的溪流，规模虽小，但并没有断流。正是古代不间断的涓涓细流才汇成了近代汹涌的洪流。从这个意义上，古代交流在世界交往史上的地位是需要重新审视的。我们需要看到“流”，同时要看到“源”。如果我们看不到“源”，找不到源头的话，很多问题都解释不清楚。这是我们强调整体史观的一个原因。

从整体历史观念看，汉唐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三条道路。我们不妨看一下地图。这是一幅二世纪欧亚大陆图。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草原之路。草原之路主要是从我国的河套地区通过戈壁沙漠到达阿尔泰山地区，然后往西通过巴尔喀什湖、咸海、里海，一直到达黑海。黑海沿岸在古代是希腊人的殖民地。这条路主要穿过欧亚草原，所以称为“草原之路”。第二条是从长安——汉代的政治中心——出发，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然后分南北两路通过塔里木盆地，到达疏勒，越过帕米尔高原，穿过伊朗高原，一直到达地中海东岸。狭义上的“丝绸之路”就是指这条从长安到地中海的交通线。第三条从中国南部，现在广东一带出发，沿印支半岛，通过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到达印度以后，一路进入波斯湾，通过波斯湾沿两河流域，往西扩展，另一路进入红海，从红海到达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从埃及通过地中海，将商品扩散到罗马帝国。这三条道路从开辟的时间上讲，北方草原之路为最早，其次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之前，也就是唐宋时代以前，发挥着联系中西的主导作用。海路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近代。不过，由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南移比较晚，海路的开辟晚一些。西方向中国的入侵，主要是从海路而来。

在汉唐时代，这三条道路上的交流媒介，主要分三类，一是使节—，国与国之间的使节；二是商旅，做买卖的商人和旅行者；三是宗教人士。以这三种媒介进行的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虽然未从根本上改变彼此的历史进程，但在当时的文化发展中是有影响的。由于时间洪流的冲刷，这种文化交流的痕迹，在后来的历史载籍中变得越来越幽晦不明，难以洞悉了。只有借助于“整体历史视野”所展现的光明，我们才可能发幽探微，窥见历史的本相。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今天讲的中国与跟希腊罗马世界的交流，主要是讲希腊罗马世界文化向东方的流传。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主要是考虑到历史资料问题。我们知道，中国的史学是非常发达的，典籍记载繁多且详细，我们可以从中提炼出很多过去忽视的历史事实来。以希腊罗马典籍资料来研究中国文化的西被，可以留待日后进行。

典例一：使节与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的传播

我们知道，汉唐时代是中国向西部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西汉时，张骞于公元前138年、 119年两次出使西域，目的是联合西域各国来夹击匈奴。他的出使被司马迁称为“凿空”，意思是开通了东西方的交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三十年，巩固了张骞开通西域的成果，维护了东西方的交流。从明帝永平十六年到和帝永元六年，即从公元73年到公元94年，班超利用西域各国的力量，把匈奴势力逐出了塔里木盆地，将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缘全部控制在他的手下。在统治西域的这三十多年当中，他做了一件对东西交通影响很大的事，这就是派部下甘英出使大秦。

甘英出使大秦这件事，《后汉书·西域传》这样记载其经过：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者皆賫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这个记载看起来很简单，大意是说，公元97年（和帝永元九年），甘英受班超的派遣，到达了安息西界，就是现在的波斯西部边界，到了一个大海边上，就停下了。在这里，与安息西界的船人即船工，有一段对话，听了船工的话以后就回来了，没有再继续前行。这个材料很多研究中国古史的人都见过，可是都没有进行仔细研究，发掘出其中包含的历史信息。

首先一个问题是“大秦”。“大秦”这个名称，是甘英以后才用来称呼罗马帝国的。它指的具体范围，在很多情况下，是地中海的东部地区，以幼发拉底河为界。“大秦”名称的由来，有很多说法。中国史书上有的地方讲，是因为这个帝国的人身材高大，跟中国人差不多，才称为“大秦”。等等。不过，较合理的解释是，这个名称可能来自波斯语，因为甘英是从讲波斯语的船工那里听到它；波斯语中Dasina，意思是“左”，“左”也就是西，指位于波斯的西方的罗马帝国，波斯船员以Dasina称罗马帝国，相当于我们中国人以“泰西”称欧洲。

第二，我们要搞清楚的，是这个“临大海欲度”的“大海”。这里的“大海”指的是什么？过去有人考证它是咸海、里海，还有的人说是黑海，或者是地中海。我们看一下地图。里海和黑海的说法不合适，现在基本上没有人坚持了；现在人们讨论的主要是地中海还是波斯湾这两种说法。我的看法，应是波斯湾而不是地中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甘英到达了波斯西界的“条支”后，就没有再往前走。如果是抵达了地中海的话，就已经是抵达罗马帝国的领土了。波斯西界只能是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只能是波斯湾地区。

第三是“条支”。“条支”有的时候也写作“条枝”。“条支”这个词来自于 Antiochia的后半部即tiochi(a)，是由“Antiochia”脱落前面的“an”音形成的，tiochi(a)就是“条支”。“条支”到底是在哪里？“条支”有两个，一个是安条克，在现在的叙利亚境内，另一个是在波斯湾的湾头。波斯湾头的安条克是在塞琉古帝国时期建立的，它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交汇处，是交通便利的商品集散地，最初以Charax（Kerecène）见称，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东侵的时候占领此地，建立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后来被洪水冲毁。塞琉古帝国时期，安条克斯四世（Antiochus IV, 175-164）在这里重建此城，以他的名字来命名，叫Antiochia，这个城的建成大约是在公元前166年。公元前130年前后，一位叫 Spasinu的阿拉伯酋长占领次此地，又被称作Charax-Spasinu，不久被安息帝国征服，成为安息附属国。我前面讲过，甘英所到的这个地方，并不是罗马境内，而是“安息西界”即安息帝国的西部边境，所以说这个“条支”应是波斯湾湾头的这个“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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