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特朗普主义”可能选择与世界前途

(一)尼克松主义、里根主义、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标志着带有“尼克松主义”色彩的“特朗普主义”已经启航。“尼克松主义”的本质并不在于它对中国曾有过的友好倾向，而在于它要使美国避免两线作战。尼克松、基辛格带领美国做到了这一点并由此挽救了美国；表现为一手紧拉中国、一手死打苏联的里根主义，其本质是尼克松主义的强化和继续。所谓“特朗普主义”是特朗普时期内政外交政策的本质反映，搞得好，它是尼克松主义与里根主义合二而一的回归，搞得不好，它则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机会主义合二而一在美国的翻版。

今天的特朗普身上有点当年的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鲁晓夫修柏林墙，特朗普修墨西哥墙；赫鲁晓夫想跟美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古巴，弄出一个“古巴导弹危机”，这让他灰头土脸，除了美国人民的反感，结果是一无所获。特朗普想跟中国改善关系，却将手伸向朝鲜半岛，弄出个“萨德”导弹基地，其结果除了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外，也将是一无所获。还有，戈尔巴乔夫放弃华约（“华沙公约组织”），特朗普想放弃北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且已经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我支持你可以，但是你得给钱，你得买我的军火。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就是在收缩了，就不再是强国了。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书中有段文字适用于描述当今美国特朗普的执政风格：

当初，列宁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对共产主义事业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称他们为“有用的白痴”。这些有用的白痴总是一本正经，对那些最为复杂的问题作出非常简单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们这样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无知。[22]

尼克松实现其战略目标是有历史前提的：当时中国、苏联、美国三家处在等边三角对峙关系之中，美国手头也有可与中国交换的——比如它的对台政策——筹码。但特朗普面临的则是完全不同的形势：目前中俄关系几乎是无缝对接，根本不存在尼克松时期“等边三角”的拉锯形势，美国目前又无足以动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交换筹码，而中俄两国目前的政治家也相当成熟——不存在中国历史三国时期因贪荆州小利而弃盟的孙权式或苏联后期为讨好西方而主动废国的戈尔巴乔夫那样不成熟的政治家。因此，特朗普今后若要仿效尼克松通过离间中俄关系来获利的外交策略，其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

黑格尔说，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都出现两次；马克思补充说：“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23]美国战后历史上出现的两次“尼克松主义”，其所扮演历史角色是不同的：前者已确定为悲剧（正剧），后者在历史中可能就是笑剧（滑稽）。

（二）世界的灾难，就是特朗普的机会

在内政方面，尼克松上台是牺牲美国军工集团、拉拢并得到金融垄断集团支持的结果，但条件是他上台后的政策要使金融资本家集团满意。为此，他牺牲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将美元与石油挂钩。今天特朗普上台是牺牲他竞选演说中竭力攻击的金融集团——他因此得到“占领华尔街”之后美国选民拥护和军工资本家集团支持的结果。与蒋介石上台前后的选择相似，特朗普一上台，立即抛弃美国劳动者的利益转而依靠军工资本集团。但拿钱就得干活，这样，特朗普上任后，通过加大的政府的军工采购，迅速将石油美元转换成军工美元。但军工美元需要的就不是石油而是美国已无力参与的战争——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小型战争，不然特朗普就得不到来自军工集团的持续借贷，就要面对更多的“财政悬崖”。借钱不还而又无东西可卖，特朗普的政治命运就可想而知。

存在决定意识。特朗普上台后的现实环境决定其治国理政思路只能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具体说，就是学习里根，在国内通过拉动军工发展美国实体经济，在国际上开启“潘多拉盒子”，让世界陷入美国并不直接参战且越来越多的战争——最好是世界大战。

当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这么干的。1939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实际就是美国军工资本家集团）协商会议上全面倾吐了他对世界形势及美国战略的攻势性的考虑。他告诉其同僚：

慕尼黑会议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会议举行于9月29日——译者注）那天，英国人大为烦恼，他们受了惊吓，惊惶失措，派人来这里，确实定购了飞机。我不知道他们在此购买了多少飞机，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国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换内阁。法国人开始讨论，这时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将要购买多少飞机。这是一个极好的想法。我们说：“越多越好！来，快来！使我们的工厂能进行批量生产，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尝试从法国国库中拨出500万美元购买我国的飞机时，他们的态度变得足够认真了。我们说：“好极了！叫好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第一，目前我们的工厂闲置着。如果你们现在来订货，这些货物将在明年春天我们自己的订单开始到来之前大体完成。”这是一个理由，是国内的原因。[24]

在外交上，罗斯福在希特勒欧洲和苏联两面下注。在希特勒兵败斯大林格勒后，罗斯福迅速主动上门找到斯大林并与苏联结下反欧暗盟，战后欧洲便被美苏一分为二。至20世纪60年代，大英帝国及欧洲的海外资产已为美国一揽囊中。先与希特勒、后又与罗斯福联手搞垮欧洲的斯大林事后看得明白，1952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25]

但斯大林说这话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不能被敌人打倒，不然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苏联及其后果就是前车之鉴。苏联解体后，美元指数迎来战后第二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是中国及亚洲“四小龙”加入世界市场体系给美元市场带来的庞大红利（1979～1989），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如图所示：

里根曾以开动战争机器拉动军工，做到了既解决国内就业又让美国避免打仗，他最终以“空城计”的方式吓倒了戈尔巴乔夫并逼诱其自动废国。苏联自我解体又释放出巨大的浮财挽救了美国并使世界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

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失控使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严重受挫。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开火，又把军工资本请了回来。但军工的市场主要是战场，这样美国的历史又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逻辑，即不打仗就消化不了庞大的军工借款和投资。美国没有自己的国家银行和企业，借来的钱如不见利润，资本家不干，这样，特朗普就要下台。目前只有世界性大战才能提供特朗普需要返还的利润，阿富汗、伊拉克战后治理失败后，美国已没有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的能力，其他国家也不愿卷入战争。这样，世界和平就成了特朗普任内最大的敌人。这让特朗普很纠结。

“欧洲的灾难”，就是“美国的机会”，这是杰出的外交史学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1926年写的《平克尼条约——对欧洲灾难和美国机会的研究》一书的主题[26]，当然这也是理解美国崛起进程中“战略机遇期”一拨拨出现的重要线索。如果将这句谶语式的判断进一步扩展，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的灾难就是今天特朗普的机会。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曾给美国军工集团带来“盛宴狂欢”，今后如果中国和俄国不能被吓倒或打倒，为了还钱，那特朗普转移国内危机的可能方向就是欧洲，而欧洲再次分裂又为特朗普准备好了对其进一步施害的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毛泽东基于当时美国经济对美国军工资本深度依赖的事实，一直坚持“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战略判断。 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讲话中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27]20年后，毛泽东依然坚持这一看法。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讲话中说：“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28]毛泽东这个判断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物主义的正确判断。

四 和平还是战争？

这里不能回避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确没有爆发，这个和平期甚至比邓小平“至少十年打不起来”[29] 判断要长得多。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美国经济的依赖路径在尼克松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军工复合体”资本集团，当战争结束后，这个集团就反客为主成了左右美国政治的重要力量。在尼克松之前美国外交的重要政策都要优先满足这个资本集团的利益，而新任总统的第一要务是为这个政府财政的最大“借贷方”寻找市场——军工的市场就是战场。因此不断地制造战争便成了这一时期政府的主要任务。艾森豪威尔意识到这一危险，他执政期间结束了朝鲜战争，他卸任时“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30]

注意：艾氏提到美国当时已出现的“大权旁落”即指军火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今天随特朗普上任再次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集中于华尔街的军工财团——哪怕在和平时期——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军火，而拉动军火工业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必须不断制造敌人。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从而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只用于保底——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哺白宫并由此控制美国财政。如果白宫拿钱不办事，摆在白宫官员前面的不是“财政悬崖”就是直接被暗杀——比如肯尼迪总统。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枪击案频发而禁枪难以立法[31]，以及在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美国不但没有转入和平建设，反而又提出遏制理论并继续发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深层原因。毛泽东看透了这一点，1973年6月5日，他告诉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1 200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32]

20世纪80年代，“冷战之父”凯南也认识到美国政治已成为军工集团的附庸，由此造成战争成了美国经济的依赖路径。他说：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33]

凯南提出的这个问题，早在60年代就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60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的人员将达37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34]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庞大的武器库”需要一个什么规模的销售市场（战场）呢？那只能是战争，而且还是世界规模的战争。鉴于此，毛泽东对始终坚持“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约翰逊时期美国大幅提升对越南的轰炸，以至将这种轰炸扩大到过去不允许的越南北方，其目的并不主要是打垮北越红色政权——约翰逊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急于将武器库中的“存货”通过南越政权的大规模购买转为利润。但是，武器向越南倾销的过程也是美国国力消耗的过程，大规模倾销武器对华尔街是滚滚利润，对美国国力却是加速耗竭。也就在美国国力实在支撑不住持续战争的时候，也是美国武器库基本“清仓”的时候，这为尼克松上台后的新政提供了可能性。与今天特朗普的“新政”正好相反，尼克松将美国经济的依赖路线从军工美元转为石油美元，适逢亚洲各国经济迅速崛起并由此拉动对美元的超大规模的需要。这内外因素使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取代了军工资本集团，成为美元政治的主导力量；美国军工此时的任务就是配合金融资本，保证中东石油销售以美元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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