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克·拉玛丹：一个欧洲穆斯林的境遇

【导读】电影《何以为家》正在热映，影片最后主人公在挪威生活的幸福片段让许多人流下了热泪。但现实中的欧洲并非难民的天堂，穆斯林饱受敌意和质疑，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种种限制，融入欧洲社会的尝试时常遭遇挫折。本文着眼于欧洲穆斯林所面临的“双重自卑困境”，从一位欧洲穆斯林知识分子的真实境遇和改革构想出发，深入分析了穆斯林和欧洲公民身份的融合难题。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欧洲穆斯林？

欧洲穆斯林并非是一个无需界定、不存争议的简单概念，它的复杂既是历史性的，也是时代性的。任何人想要讨论欧洲穆斯林的问题，都必须首先明确作为讨论对象的欧洲穆斯林之具体所指。

最早的欧洲穆斯林群体出现于公元8世纪。北非摩尔人的军队横跨地中海，征服了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全境、亚平宁半岛南部和马耳他等在内的欧洲领土，并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统治。在诸伊斯兰王朝治下，移民和皈依现象大规模发生，穆斯林在欧洲留下了属于他们的深刻印记。但是，这个历史上规模庞大、铸就了辉煌文明成果的欧洲穆斯林群体，在留下了雄伟的宫殿、优美的诗歌、深刻的哲学，并启发了一场席卷了整个欧洲的文艺复兴之后，由于西班牙天主教王室的“再征服运动”（Reconquista）而从欧洲消失了。尽管在严格意义上，穆斯林群体仍然在高加索和巴尔干地区维持了稳定的存在规模并延续至今，但他们和后伍麦叶时代盛极一时的这个欧洲穆斯林群体的关系，甚至比后者和天主教的关系还要远。当哥伦布的船队扬起风帆开始那次改写世界历史的跨洋航行时，伊斯兰文明的地理边界却进入了一退再退的收缩期，从此，哪怕是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也再没能触及欧洲的核心地带。

穆斯林以全球史重要书写主体之一的身份，开始了在欧洲的第二次登场。荷、法、英等海洋霸权在伊斯兰世界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底层劳动工人和精英阶层出于不同的目的开始从世界分工体系的边缘地带向核心地带流动，这一进程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新的欧洲穆斯林群体逐渐形成。20世纪50~60年代见证了穆斯林向欧洲移民的又一波浪潮，这一方面由于欧洲战后经济复苏创造了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则受南亚和北非的诸殖民地独立的影响，穆斯林群体在欧洲愈发壮大。2011年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和随后叙利亚内战的爆发，让更多的穆斯林出于生存的需要，背井离乡横渡地中海成为欧盟的难民，他们和之前两波移民及其后代一同构成了本文所关注的欧洲穆斯林群体。

目前，大约有4400万穆斯林生活在地理意义上的欧洲，其中1900万生活在欧盟国家，占欧盟总人口的3.8%，而在英、法、德、意、比、荷、瑞士这些欧洲的核心国家中，穆斯林人口的数量均占人口总数的5%以上。欧洲穆斯林“回到了”欧洲，但与1300年前以胜利者姿态踏上这片土地的他们的祖先不同，当代欧洲穆斯林步履维艰，身处困境。他们成为了公共议题和政治运动的一部分，背负着源于无知、恐惧、愤怒和排斥的负面声誉，也很难与欧洲原生社会实现交融性的互动，萨尔曼·拉什迪、“9·11”、有关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头巾等一系列意向，共同垒起了穆斯林和欧洲之间的高墙。

塔里克·拉玛丹其人

欧洲穆斯林并没有放弃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既是当事人、又是旁观者和反思者的欧洲穆斯林知识分子，为改变现状提出了很多建议，而塔里克·拉玛丹教授则是诸多活跃在知识界和公共界的穆斯林知识分子中拥有最强影响力的一位。作为一名同时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发声的思想家，拉玛丹的主张意在挑战欧洲穆斯林对自身定位和使命的传统看法，也试图改变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对欧洲穆斯林的固有认知，从而为伊斯兰教找到在现代社会中立足的根基。从公共影响力的层面上看，围绕着拉玛丹和他思想的讨论此起彼伏，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无疑已经功成名就；但与此同时，他的论敌和政敌却从来没有放弃任何进攻机会，让他屡次陷入危机，而今更是悬在身败名裂的深渊边缘。拉玛丹的思想及其本人的境遇，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视作对欧洲穆斯林现状乃至可能的未来的映射。

争议始终围绕着塔里克·拉玛丹，他的家世是引发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1962年，塔里克·拉玛丹出生于瑞士日内瓦的一个埃及裔家庭，而他的父母背井离乡来到瑞士的原因，是政治流放：拉玛丹的父亲赛义德是埃及穆兄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称为穆兄会的“外交部长”，这正是他遭到纳赛尔政府流放的原由；他的母亲，瓦法·班纳，是他外祖父最宠爱的女儿，而他从未曾谋面的外祖父，则是被全世界的伊斯兰主义者视作开创性人物的埃及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20世纪60年代，穆兄会与埃及政权的关系正处于紧张阶段，其奉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也远比现在激进，在一些批评者看来，在那个年代出生在那样一个家庭里并接受那样一种童年教育，对于拉玛丹来说就是他的原罪。以自由和改革标榜自身的拉玛丹却从不避讳他的出身和家庭教育，并引以为傲。在一次采访中，拉玛丹公开表示，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思想家，其实是拜他的家族传承所赐。与此同时，他还在不同场合指责过那些攻击他出身的人，认为这对于他是一种“基因性的冒犯”，甚至于是以家庭出身为唯一依据的无理迫害。

但是，拉玛丹毕竟不同于他的父亲和外祖父，他是一名哲学学者，而不是一名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他影响世界的方式主要是靠宣传他的思想，而不是议会政治或刀剑枪炮。因而，更多的争议还是因其思想主张而起。

拉玛丹的构想：穆斯林与欧洲的融合

作为当代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公共知识分子，拉玛丹能够熟练地运用阿拉伯语、法语和英语进行写作和演讲，针对西方世界中与伊斯兰教相关的热点问题和伊斯兰的未来命运等更为宏大的议题进行发声。西方媒体为拉玛丹打上了现代、改革与自由主义的标签，尽管拉玛丹从未如此自称——他更多地自称为萨拉菲主义者（Salafist）。萨拉菲主义通常情况下被用来指称伊斯兰教中以复古为特征的清教主义思潮，其支持者主张恢复前三代时期的宗教-生活图景，拒绝与时代性妥协。显然，这不是拉玛丹的本意。事实上，拉玛丹认同的是这样一种所谓的“萨拉菲主义”：抛弃宗教学者对伊斯兰教教义做出的僵化、刻板的解释，以回归经典的方式为革新性的主张寻找合法性依据，让伊斯兰教能动态地、开放地适应现实状况。拉玛丹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新”欧洲穆斯林的象征，他们生于欧洲、长于欧洲，但又与穆斯林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既受到伊斯兰智识的熏习，又继承了欧洲深厚的人文主义-现代主义传统。

拉玛丹的潜在论敌可以分成两个阵营，分别来自伊斯兰教内部和伊斯兰教之外。其一是控制着当代欧洲绝大多数伊斯兰机构和伊斯兰运动、从而垄断了伊斯兰教自我解释话语的初代穆斯林移民，他们在欧洲的存在是移植式的：尽管身处现代西方世界，却仍然维持着传统的土耳其、阿拉伯或巴基斯坦的地方性传统生活方式、宗教实践和认知体系。其二是对伊斯兰教持有恐惧或排斥心理、或者至少对伊斯兰能够适应现代欧洲社会这一点持消极态度的欧洲人，尤其是代表他们发声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伊斯兰教的认识由刻板印象统治，在民主制度下他们的观点会对伊斯兰教在欧洲的未来产生切实的不利影响。欧洲知识界中上述两个群体的存在，让欧洲穆斯林陷入了一种“双重自卑困境”：一方面，他们难以融入在智识和科技上遥遥领先的欧洲主流社会；另一方面，他们试图拥抱欧洲的举动也让他们在自己所属的穆斯林社团中承受非议，被认为脱离了伊斯兰的正路。拉玛丹试图把欧洲穆斯林从这种困境当中解放出来。

作为诸多具体主张的理论前提，拉玛丹对于《古兰经》和沙里亚的讨论，在他的多本著作中都占据着首要的、基础性的地位。拉玛丹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是，伊斯兰教对人类的教导——无论是神学意义上的还是伦理意义上的——全部包含在了真主对人的启示之中，而在历史上曾甚嚣尘上的教义学和教法学争论，很多都是无意义的，“对于作为沙里亚来源的《古兰经》和圣训的阐释，本是需要因时因地，常常更新的，然而现在人们都只因为如何解释伊斯兰历第一世纪的教法学家的观点而争个不停”。沙里亚的真正意义是道路，是人走出来的道路，如果没有人的主观努力的成分加入其中，也就没有沙里亚。这样一来，解释经典的权力就向志在革新的人开放，为了让伊斯兰适应现代西方社会而做出的努力就不必受制于来自传统权威的故步自封的限制，“伊斯兰中没有反对现代性的成分，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反对现代性、反对变革与进步的穆斯林思想家和宗教学者，其实是把现代性和全盘西化搞混了”。

在此基础上，针对伊斯兰教与西方关系这一主要议题，拉玛丹给出了一个以“融合原则”（Principle of Integration）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一种新的理解方式和具体的行为准则。当代欧洲穆斯林社团面对生活在其中的西方社会时，普遍采取两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又对应着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第一种方式是主动与西方社会进行隔离，不仅在宗教上、而且在生活的全部方面拒绝与西方产生过多联系，就像在阵地战中退守碉堡一样，把自身围困在西方社会边缘的狭小飞地中。这些穆斯林通常持有受害者的心态，认为自己仅仅因为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就被欧洲社会拒之千里之外，看上去无能为力的他们只好在怨天尤人的同时滑向自我封闭，甚至产生过分压抑之后的报复性极端行动。另一种方式是为了融入西方社会而将自身西方化，甚至于放弃对自身社团的归属感和原本的伊斯兰信仰，从而全身心地成为“欧洲人”。他们的主观意识是在追求进步，但却在欧洲文明的辉煌成就面前自卑到否认本民族曾经同样辉煌的历史，并且又自负地认为自身的做法是穆斯林真正融入欧洲的唯一可能途径，但实际上，他们的做法避开了成为欧洲穆斯林需要经历的最艰苦的事业，而这种逃避几乎已经使他们失去了穆斯林的身份。

拉玛丹的融合原则不同于这两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也绝不是呼吁穆斯林和欧洲互相开放、互相包容的所谓“多元主义”解决方案，他的愿景更为宏大。拉玛丹鼓励欧洲穆斯林转变受害者心态或自卑心理，正确地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作为普世真理的伊斯兰教中，包括着人类的一切美好的、正义的、人本的东西——无论是在智识层面、科学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还是其他任何社会领域中。欧洲穆斯林必须相信自己是欧洲的一部分，并且要努力以伊斯兰的方式为欧洲社会贡献上述积极的文明成果，让欧洲因为自己的加入而变得更好。在关乎一个国家的公民之义务与权利的领域内，比如法律和政治参与，欧洲穆斯林必须首先认同自己的国民身份，忠于自己的国家始终是伊斯兰的重要原则；而在关于灵性与信仰的领域内，欧洲穆斯林也不必羞于表达自身的信仰，因为正是他们的信仰让他们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欣欣向荣。如果欧洲穆斯林能把这一主张贯彻下去，就会产生一种可欲的融合状态，在维持自身宗教认同的前提下，参与到欧洲公共生活，推动形成新的公民伦理，适应西方宪政制度，消解宗教间的误会与冲突，建构出欧洲穆斯林与欧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未来时代共生共荣的美好图景。

拉玛丹颇具改革精神的主张博得了伊斯兰教内外的许多赞许声音。有志于积极参与到西方社会之中的穆斯林在拉玛丹的教导中找到了希望和努力的方向，一些西方评论家也认为拉玛丹正在把欧洲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引向一个正确的方向，甚至有人将拉玛丹比作当代伊斯兰教的马丁·路德。英国政府和欧盟先后聘请拉玛丹作为当代伊斯兰问题的咨询专家，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欧洲主流国家官方对于其主张的认可。但与此同时，批评与反对拉玛丹的声音也同样此起彼伏。有不少批评者来自穆斯林群体内部。一些批评者属于保守的伊斯兰宗教学者，他们批评拉玛丹的动机显而易见。拉玛丹为了扫清可能的理论障碍，以一个哲学学者的身份否认了几乎所有传统伊斯兰学者的权威地位，而在某些移民社团中，宗教学者的权威几乎是维持社团整全性的唯一纽带，如果拉玛丹的思想被普遍接受并付诸实践，那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是，在成功地融入欧洲社会之前，社团就早已不复存在了，面对原子化的个体，欧洲穆斯林身份和美好愿景的建构根本无从谈起。除此之外，拉玛丹思想中饱满的灵性，也使得一些坚持世俗化立场的穆斯林颇为不满。

更多的批评来自伊斯兰教之外，这些批评主要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一些声音认为拉玛丹向他的西方受众隐瞒了他真正的思想主张，而在面向穆斯林群体进行写作和演说时表达了更为激进的思想，是个彻头彻尾的阴谋家和欺骗者。法国作家卡洛琳·福瑞斯特（Caroline Fourest）的专著《塔里克兄弟》（Brother Tariq）是这些批评者立场的集中表达。福瑞斯特声称自己读了拉玛丹的15本著作、1500页采访稿和大约100卷录音资料，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塔里克·拉玛丹是个战争贩子、伊斯兰主义者、他外公政治事业的继承人”，而他的一些主张不过是对20世纪初班纳在埃及主张的简单重复。她评价拉玛丹道：“他十分狡猾。他对穆斯林听众有一套说辞，对西方听众有另一套说辞。他根据不同的受众选择不同的用词、句式甚至是语调。他就像个变色龙。”

另一些批评关注拉玛丹的日常言行，指责他在某些对话中流露出强烈的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倾向，并且对于恐怖主义表现出慷慨的理解。对于这些批评，拉玛丹的做法同绝大多数公众人物类似，在能够给出清楚分明辩驳的问题上进行回应，而在一些敏感尖锐却不宜说明的问题上保持沉默。事实上，拉玛丹关于伊斯兰与西方关系的主张，也的确并非无懈可击，尽管他被塑造成了一个自由主义改革家的形象，但基于他思想的某些内容所进行的质疑也是可以被理解的。一个最容易引发质疑的观点是，拉玛丹并不是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忠实拥趸，他主张穆斯林参与其中的那个现代社会，和西方人所理解、所接受、所享有、所珍视的现代社会，并非完全同义。拉玛丹认为，西方的现代性在今天已经受到了足够多的质疑，有必要进行一场革新，而革新的动力和源泉则是伊斯兰。尽管拉玛丹强调革新是整个现代化运动本质性的组成部分，这一点也是为西方所接受的共识，但是，拉玛丹想要进行的革新进程当中有伊斯兰的参与，而且他也并未明确他所主张的革新的范围和界限，这就容易让批评者用极端的方式演绎他的逻辑：如果西方现代性的问题深入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而进行革新的方式是用伊斯兰的优秀成分代替业已出现问题的西方现代性，那么最终的结果——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来修饰——都只能是伊斯兰教对欧洲的征服，这恰恰是伊斯兰主义中最为激进的主张。

对于立场坚定的批评者而言，按照上述理解，哪怕拉玛丹对于其融合原则的阐释再详细，也不过是修辞上的手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疑虑。拉玛丹对这一问题的回应的缺失，再加上他不加掩饰的对于自己家世的认同，都不可避免地为他的主张蒙上了一层疑云，自视为文明捍卫者的欧洲知识分子在面对拉玛丹时不得不质疑他究竟是敌是友，而以前者为答案的人显然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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