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给自足及其后果
即使所有其他的国家坚持保护，每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也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本国利益。
一．术语注释
在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术语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因此，似乎有必要从一开始就清晰地定义一些术语。
沙文主义（Chauvinism）指对本国的成就与地位的过度好评和对他国的轻蔑。它本身不会导致任何政治性的行动。
爱国主义（Patnotism）是指对于本国的福祉、繁荣和自由的高度热忱。但是，对于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爱国者却并无一致意见。
自由贸易论者（freetraders，在“自由主义”一词之古老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今天被自我标榜为“进步人士”的人贬斥为正统人士、反动分子或经济保皇主义者，被贬斥为曼彻斯特学派或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希望通过自由贸易，通过和平地融入包容整个世界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求得自己国家的繁荣。他们宣扬自由贸易，不是为了其他国家，而是从得到正确理解的或长期的本国利益出发的。他们坚信：即使其他所有的国家都坚持贸易保护，一个国家也可以通过自由贸易最好地服务于它自己的福祉。【注：此即单边自由贸易理论。】
相反地，民族主义者认为，一个国家要增进自己的福祉，必须以对其他国家的伤害为代价。进攻性民族主义或军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意在通过武力征服和镇压其他国家。经济民族主义意在通过经济措施（例如贸易和移民壁垒、没收外国投资、拒偿外债、货币贬值以及外汇控制）以损害外国人为代价，来增进本国或它所属的集团之福祉。
如果一些国家认为，它们强大到足以通过军事行动来废除它们认为于己不利的外国之措施，经济民族主义者就会导致战争。
自由主义者希望消除冲突的根源而获得持久和平。如果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工作和生活的地点，如果没有妨碍劳动、资本和商品自由流动的壁垒，如果政府、法律、法院不区别地对待本国公民与外国人，公民就不会对政治边界划分于何处、自己的国家是大还是小感兴趣。他们不能从征服一个省中得到任何好处。在这样一个民主与自由贸易的理想的——杰斐逊式的——世界上，战争就会得不偿失。
相反地，民族主义者认为，和平本身是一桩罪恶，而正如英国作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所言，战争是“艺术和人类所有的美德与能力的基础”。于是，纳粹党人认为，一个国家最合意的状态是“永远处于战争之中”，墨索里尼礼赞“危险的生活”，而日本人也坚持同样的信条。
和平主义有这样的信条：消除战争所需要的一切是建立一个国际组织，设立一个其判决由世界警察力量执行的国际法庭。
国际联盟的高尚创建者受这种和平主义的指引。他们正确地认识到，专制政府是好战的，而民主国家不能从征服中获得任何好处，因而会坚持和平。但是，威尔逊总统及其合作者没有看到的是，他们的认识仅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自由企业和不受束缚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才能成立。没有经济自由，事情便截然不同。在我们这个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时代，每个国家都急于自我孤立，致力于自给自足，在这样的世界中，没有人能从征服中得益，其实是不可能的。每一个公民都可以从取消外国政府可能损害到他自己的经济利益的措施中获得物质利益。
自给自足或经济上的自足是完全没有贸易的状态；每个国家都只消费本国生产的商品。当代的国家没有一个愿意公开承认它正致力于自给自足。但是，当每个国家都急于限制进口而出口必定相应减少时，我们可以将战争前十年的经济政策之特征描述为自给自足式。
二．近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在19世纪60年代，舆论几乎一致认为，世界处于永久的自由贸易与和平的前夕。诚然，只有一个大国无条件地支持自由贸易原则：英国。但是，一股全面的趋势，即逐步废除贸易壁垒，似乎在整个欧洲大陆占据优势。文明的、政治上先进的国家之间，每一个新的商业条约都降低了关税，且包括了最惠国待遇条款。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学说以及科布登和巴斯夏的学说得到了大众的认同。人们如此地乐观，以至期盼贸易壁垒和战争注定要和黑暗时代的其他残余一起消失，例如专制、不容异说、奴隶制度与农奴制、迷信与酷刑。
然而，世界上更多的地方仍然存在关税。贸易保护主义国家可分为两类。
一方面，欧洲大陆一些国家长期执行重商主义的保护政策。人们坚信：这些国家很快就会认识到保护主义非但不能增进反而会严重损害其福祉，从而最终会转向自由贸易。
另一方面，也有前殖民地国家，即居住着欧洲殖民者后裔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更早的年代认为，进口关税是对本国公民最方便的征税方式。它们的关税起初只是出于财政目的而开征的。随着经济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人口的增加，关税的性质改变了，成为为国内增长中的工业提供的巨大的保护。在19世纪中期，这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税比保护主义最为严重的欧洲列强（例如奥地利和俄国）还要有力。然而，乐天派希望，至少美国会摆脱他们所谓的美国殖民地时代的残余。
乐观者完全错了。保护主义国家没有放弃保护，反而提高了关税；更糟的是，自由贸易国家却转向了保护。英国和瑞士，一度是自由贸易的热烈支持者，今日却狂热地醉心于实施经济民族主义的最激进措施。
三．对外贸理论的评论
保护主义的回归，由于进口关税激增和阻止进口的新方法之实施而导致的贸易限制的进一步恶化，关税体制融入到另一个体制中（在后一体制中，与外国人进行商业交易，即使是旅游、咨询外国医生、在外国就学，都要向当局申请特别许可证）——所有的这些演变——都不是外贸理论发生变化的结果。保护主义的鼓吹者们不顾一切地试图驳倒古典经济学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的后果之论断，却无可奈何地失败了。他们所能证明的是：在特殊的情况下一些利益集团可以从保护中获得暂时的好处。但是，经济学家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他们断言：
1．如果仅为生产的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提供保护，那么，享受特权的集团就是以损害国家的其他集团的利益为代价受益。
2．如果向国内生产的所有部门（德国人称之为lückenloser Schutz der nationalen Arbeit）提供同等程度的保护，那么，没有人可以获得任何好处。以生产商身份获得好处，就会以消费者的身份失去这份好处。此外，每一个人都会受到损害，因为，生产从其自然生产率最高的地方转移了；所有的国家和每个人都会受到损害，因为，较为不利的生产条件得以利用，而更为有利的生产条件却弃置一旁。
3．试图通过限制进口来“改善”国际贸易平衡是白费功夫。但是，对于资本交易（外商投资和外债以及由此产生的支付）、礼品与捐赠品而言，向外国人卖出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之价值总额，正好等于所获得的商品与服务之价值总额。
4．从外贸中获得的好处完全在于进口。出口只是进口的支付手段。如果有可能，只进口而不出口，进口国不会受损害而是享受繁荣。
一再有人断言：自从李嘉图的时代以来，情形已经改变，他的结论在当前状况下不再成立。然而，这也是错误的。
李嘉图假定资本和劳动没有流动性，但是另一方面，商品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如果商品也没有流动性，那么，每一个国家就完全处于自给自足中，也就谈不上外贸了。）李嘉图所假定的条件在19世纪发生了变化。数百万工人从人口相对过剩的国家移民到人口相对不足的国家，这些国家为劳动力提供了良好条件，相应地提供了更高的工资。今日，情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情势基本与李嘉图的时代一样。移民是几乎不可能的。国际资本市场分崩离析。因歧视性的税收、征用和没收、外汇管制和拒偿外债使得海外投资过于冒险，资本家避开了国外投资。这些国家的资本家可以考虑国外投资，但其政府预备好了禁止资本外流，因为它们认为，资本外流与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压力团体（即劳工和农业）之利益背道而驰。
在资本、劳动、产品完全自由流动的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物质条件平等化的趋势会占据主导地位。地球表面各个部分中生产条件较为有利的地方，比起较为不利的地方，会吸收更多的资本与人力。各地区的人口密度有的大，有的小。移民自由和资本转移自由，倾向于消除人口相对过剩和人口相对不足之间的差别。工资和利率会倾向于平等化，相应地，生活水平也会趋同。
在人不能自由迁移的世界上，一些国家比较而言人口过剩，而另一些国家却相对人口不足。因而，在工资与生活水平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资本流动性的严格限制更强化了这样的差异。
李嘉图已经证明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自由贸易的结果会是什么。即使所有其他的国家坚持保护，每一个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也可以最好地服务于本国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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