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重点分析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美元关键货币地位与美国为国际经济提供流动性而导致的国际收支赤字，最终导致了国际金融秩序中流动性创造机制的铸币税问题和国际贸易秩序中国际收支调整机制的“善意忽略”（benignneglect）问题。这些制度性缺陷在三个方面影响了美国：首先，联邦政府把政策自主权放在首位，通过发行大量债务同时为多重政策目标融资，由此产生的美国政府预算赤字和联邦债务是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其次，美国金融业强调信用创造方面的竞争力，把社会上的各种资产债券化，进行高杠杆放贷，逃避政府监管，这些做法直接造成的变化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最后，受到美元关键货币地位的影响，再加之美国制造业引领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这就造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和欧佩克成员国为核心的全球储蓄过剩，随着跨国企业大举在海外投资，美国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被严重削弱。
关键词：国际金融秩序；美国；美元；支付赤字；流动资本；债务融资；金融政策；制造业；出口；布雷顿森林体系；金融危机
一、导言
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正在经历最深刻的变化。为了理解今天保护主义和贸易战等新国际形势，我们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特朗普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胜出？为什么他的竞选口号和执政纲领以“反建制”为特征？为什么他一上台就开始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又退出各种国际组织？为什么他的一个重要纲领是把制造业带回美国？为什么他在与中国和俄国大国竞争时不像冷战时期那样收买盟友，反而向盟友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要求他们增加国防开支和减少贸易顺差？
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什么是“建制”。建制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就是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要理解特朗普为什么“反建制”，我们必须理解这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基础以及美国在维持这个秩序时获得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这篇文章的初衷是从国际经济秩序与国内政治经济的互动来解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受篇幅的限制，没把整个分析框架全写进这篇文章里，因此笔者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整个分析框架在文章中没有提到的部分，然后把它们结合起来分析一下特朗普时代的政治经济。
文章中没能涉及的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主要有两点：一、冷战在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二、因为冷战美国与盟友在国际贸易中的非对称合作。战后初期，虽然美元已经确立关键货币的地位，美国却不想成为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同时美国虽然要建立多边贸易体制，但是还没有正式地在制度层面落实。1947年开始的冷战可以说是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发展的分水岭。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1946年访问美国时发表了重要的“铁幕演说”，1947年2月美国驻苏联外交官凯南撰写了被认为是冷战纲领的长电报，同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正式宣布“马歇尔计划”，这些是冷战开始的标志性事件。美国在冷战中拉拢盟友的努力是战后国际金融和贸易秩序发展最大的推动力。在金融领域，美国一改战后最初两年不愿意提供流动性的立场，通过马歇尔计划在4年间向欧洲提供了总计131.5亿美元的援助，其中90%是赠与，10%是贷款；朝鲜战争中的军需成为向盟国提供流动性的重要来源。朝鲜停战后，各种军事援助、经济援助，以及在全世界各地大量海外军事基地的支出都成为美国提供流动性的渠道。在贸易领域，美国为吸引盟国，也是为解决美元短缺问题开始实行非对称合作，即向盟国全面开放美国市场，同时允许这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限制美国产品的进口。美元作为关键货币和美国作为流动性主要提供国，是支撑美国打赢冷战维护霸权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国际货币发行机制中的铸币税效应和国际收支调整机制中的“善意忽略”效应使美国既能通过发行国债向外国借钱并向盟国提供流动性，又能够在存在巨额经常账户逆差的条件下回避结构性调整。这些不仅仅为美国赢得冷战中的盟友，也极大地加强了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影响力，但是这样做的代价也极为沉重。
首先，由于美国在这样一种国际金融体系中花钱不受约束，既要维持巨额的国防开支以支撑其霸权，又要为在国内摆平各种反对势力不得不减税和增加社会开支，这样一种强烈的政策自主偏好导致巨额的联邦债务。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测，国债利息花费到2020年将超过医疗补助，到2023年将超过国防开支，到2025年将超过所有非国防计划开支的总和。
其次，1950年代开始的由过剩美元催生的欧洲美元市场提供的自由环境，成为诱惑美国银行推动金融自由化的重要动力，不断的金融自由化和放松规制导致的资产证券化，致使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经济日益空心化。
最后，从1950年代起，美国的跨国公司为绕过盟友在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壁垒在海外大笔投资，开始离岸生产。由于对外投资对出口的替代作用，美国企业的出口受到很大影响，1980年代外包和全球生产方式的崛起更是从根本上削弱美国制造业提供工作机会的能力。
特朗普“反建制”就是要对这些冷战的遗产进行彻底清算，他要清除美国付出的所有代价。在美国优先的原则下，他要求北约（NATO）成员国把国防开支上升到GDP的2%并要求日本和韩国支付驻日韩美军的费用。他认为NATO当年是为保护欧洲国家安全成立的组织，然而在冷战已经结束四分之一世纪后，美国却仍然承担NATO75%的费用，这实在不公平；基于同样的道理他要求日韩支付美国驻军的费用。他退出TPP，重新谈判NAFTA，并与多国同时打贸易战，是因为他认为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和贸易关系仍然在延续冷战时代的非对称合作，允许他国向美国大肆出口，同时对美国出口设置各种贸易壁垒。简言之，特朗普并不是要放弃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地位，而是不想再花过去的代价，甚至想重建被冷战时代为吸收盟友而破坏掉的美国经济结构。
二、国际金融秩序与国内政治经济：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
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国内因素包括金融创新、放松规制以及企业的贪婪、可调利率抵押住房贷款、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担保债务凭证及信用违约互换等实践加大了信贷创造规模。
1999年通过的《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Gramn-Leach-Bliley Act）废除了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Act）的部分条款，削弱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的业务分离。2004年对净资本规则（the net capital rule）的放松使投资银行开始增加债务，对影子银行监管的缺失使它们持有更多的债务。冒险行为导致金融机构欠下巨额债务，而消费者和家庭的过度借贷又导致美国家庭负债大幅度提高。
国际因素则包括全球储蓄过剩和全球流动性过剩。所谓全球储蓄过剩是指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及资源出口国积累过多的资本；而全球流动性过剩是指货币供应过多，这在美国尤为显著，来自储蓄过剩国家的资金流入美国，提高了美元的真实汇率，从而导致美国生产可贸易商品和提供可贸易服务的部门萎缩。美联储通过降低利率促进经济发展和预防失业，而这种低利率导致对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需求过度膨胀。与此同时，流动性的过剩供应使真实利率处于低位，这导致美国消费者信用的快速增长和美国家庭储蓄的急骤下降，过度消费导致了巨额的贸易赤字和大量的美元资本外逃。当美元呈弱势时，实行浮动汇率的他国货币被迫升值到失去竞争力的水平，而实行钉住汇率制的他国货币为把本国币值保持在低水平，不得不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干预，这种情况就导致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激增，并最终流入美国。
因此笔者认为，为了解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有必要剖析形成这些国际、国内因素背后的推动力。本文将重点分析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对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揭示美元的关键货币地位与美国为国际经济提供流动性而产生的国际收支赤字，是流动性创造机制中的铸币税问题和国际收支调整机制中的“善意忽略”（benign neglect）问题的制度根源。这些制度性缺陷在3个方面影响了美国：首先，联邦政府强调其政策自主权，通过欠下大量债务同时为追求多重政策目标融资，由此产生的政府预算赤字和联邦债务是形成全球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其次，美国金融业强调信用创造的竞争力，将社会上的各种资产债券化，进行高杠杆放贷并逃避政府监管，这些做法直接造成的各种变化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最后，受到美元关键货币地位的影响，美国制造业引领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发展，这造成了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和欧佩克成员国为核心的全球储蓄过剩，随着跨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加剧，美国制造业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被严重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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