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在人数和武器装备数量方面便占优势的苏军，一旦振奋起斗志，又利用了敌军的兵力分散和不适应冬季作战，不久便扭转了战局。希特勒凶狠的一脚踢到苏联的国门上，却使俄罗斯各阶层又团结凝聚起来。二十年代便被取缔的东正教会被苏维埃政府允许恢复活动，牧师们都以称德国人是“恶魔”，颂扬斯大林是“上帝的使者”的方式，动员教徒们参战。当初列宁曾号召“大家都去与邓尼金作斗争”，这个昔日头号白卫军头目此时却在美国流亡地发表声明，呼吁海外白俄援助过去的死敌布尔什维克抗德。俄罗斯档案还说明，1942年间苏联驻美大使馆甚至与邓尼金商谈了让他回国的地位安排等条件。只是由于随后战局扭转，斯大林考虑到让他回国则对已镇压和仍关押的许多人不好交待，才又取消了原议。1943年初斯大林格勒会战结局已定后，德国被迫实行“总动员”，在武器装备的产量上超过了苏联，此后却反而无法抵挡战斗力日益增强的苏军。有的学者认为，德国法西斯对苏联的入侵，从某种意义上倒是巩固了这个战前已经潜伏着重大危机的国家。不过从消极面而言，残酷激烈的对外战争虽可以锻炼人，却也会掩盖内部矛盾。战后的苏联在几十年里遇到劳动生产率落后于西方，人民日用品匮乏及种种社会弊病，都推诿于战争的破坏，以致不少人抱怨说：“德国当年的入侵成了我们的培圾箱”。由于对1941年的教训乃至卫国战争的结果做了片面的总结，战后的苏联仍然坚持国防优于一切的旧有体制。自二十年代后期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后，强调高度计划经济的斯大林体制形成。这一体制强调集中财力于重工业和军工，在特定时期对保卫国家安全有某些作用，却存在着忽视人民生活改善、效率低下等与生俱来的弊病。五十年代以后苏联虽批判过斯大林的肃反政策，对其经济体制却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革，勃列日涅夫时期甚至还加以强化。本来，苏联拥有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可比拟的丰富工农业资源，高科技水平也属一流，使人民的物质生活赶上西方应不成问题。然而苏联在经济总量只及美国三分之一至一半的情况下与对手展开几十年的军备竞赛，长期把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用于军事及相关部门，这只有靠压低人民生活和延缓民用工业发展来维持，长此以往必然形成恶性遁环。苏联在军备上能与美国比肩，卫星上了天，百姓却买不到足够鞋袜。

苏联作家西蒙诺夫曾在作品中嘲笑法国人：“我们的妻子袜子破，你们的衣服确实好，但是德国兵能到巴黎大街上溜达，却进不了莫斯科!”此话在战争年代讲起来能有自豪感，然而到了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年代，让人民长年陷入“袜子破”的境地，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苏联虽然长期在军事上对西方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政治上却要靠“柏林墙”一类的封闭措施取守势。一旦按照过激的“新思维”突然打开国门，让老百姓意外地看到西方的活实情，过去政治宣传维系的思想信条便会从根本上动摇，这是多少优势武器装备也无法扭转的。

靠得到实惠的人民拥护是根本之计

苏联长期潜伏的危机，终于在199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总爆发。8月下旬，在青年人纷纷上街的一片喧嚣中，只有几个胸前挂着旧日勋章的老人为自杀的谢、费、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举行了葬礼。合棺之前，元帅的妻子在丈夫凉冷的额头上最后吻了一下，痛心地讲道：“他从十八岁起便参加了同德国法西斯的战斗，可是如今我们的国家被民主派法西斯分子从内部攻克了。”

“民主派法西斯分子”这一用词是否妥当姑且不论，拥有世界最强军事力量的苏联确实是从内部被攻破。1991年出现的国家瓦解，其政治原因这次再无法回避。人们可以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总结出千条百条经验教训，然而最基本的一条还是人心向背问题，即原来苏联的错误政策造成了人民的不满和失望。

唯物主义者都承认的一条基本原理，就是物质是第一性的。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应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最终达到物资极大丰富，国防建设只是其保障手段。军事方面的投资不能缺少，却要有一个适当的限度，如果片面强调国防而忽视人民生活，便是手段吞食了目的。勒紧裤带搞武器，只能适用于战争或临战特殊时期。和平时期长此以往，人民在建设中得不到实惠，不仅会严重影响生产积极性，政治上也难免离心离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穷兵黩武同样也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有句名言——“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得到群众拥护的国防，才是最巩固的国防，无论武器装备发展到什么水平这都是真理。看看苏联的教训，再回顾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摆正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以及由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后的繁荣局面，人们更会感慨尤深。

对于中国人来说，研究苏联的经验教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孙中山曾有句名言——“中国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而长期学习了苏联模式后，人们又应得到的体会是，在进行各项建设包括国防建设时，非以俄为戒同样断无成就!

来源:《百年潮》2001年第5期作者:徐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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