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中美西太平洋军力对比的发展演变

内容提要：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东亚地区形成了以“陆海分离”为特 征的安全秩序。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频繁调整亚太安全战略及军事部署， 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持续推进，导致这一秩序迅速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形 成。基于确保地区主导权的考虑，美国不断调整亚太安全战略，其中的一个 重要动因，就是抵消中美西太平洋军事力量对比变化带来的影响。期间，美 国由寻求确保台海两岸军事平衡，到维持中国与东亚军事强国的军事平衡， 再到阻止中国抵消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优势，与中国针锋相对的一 面明显上升。为有效管控这一趋势，避免两军在亚太地区迎头相撞，确保地 区安全稳定，有必要从观念、秩序和实力三个层面出发，思考中美在西太平 洋地区可能构建的军力对比态势。

关键词: 美国军事与外交 中美关系 军事 亚太安全战略 力量对比

文章来源：《美国研究》2019年03期

作者：吕晶华，罗曦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战略东移进程持续推进。从老布什政府的“太平洋伙伴关系”( Pacific Partner) 到克林顿政府的“亚太共同体”( Asia Pacific Community) ，从小布什一度试图将中国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到奥巴马政府大张旗鼓地“重返亚洲” ( Pivot to Asia) ，再到特朗普的“印太战略”( Indo-Pacific) ，美国历届政府提出的亚太安全战略虽内容不同，但有一个核心目标始终未变，即“阻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霸权国家，维持地区力量平衡”。美国学者金骏远( Avery Goldstein) 指出，冷战后美国在国际安全领域主要有两个威胁: 其一是核扩散、流氓国家和国际恐怖主义的致命混合，其二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崛起大国挑战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对后一威胁的关注，实质上就是美国对于权力转移的担忧，主要体现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对比变化 两个领域。相对而言，后者更具零和、对抗特性，一旦出现震荡，所引发的冲突将更具 破坏力和毁灭性。本文旨在从军力对比的视角出发，分析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在西太 平洋原有的军事力量对比态势逐渐被打破的过程，探索这一变化与美国亚太安全战 略调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当前特朗普采取强硬对华政策的背景下，中美建立军力对 比新态势的可能性。其目的，是确保在双方关系持续动荡之时，仍能保持军事领域的 总体稳定局面。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经济上的指标如何，军事力量建设、特别是除武器装备之外 整体作战能力的跃升，绝非一蹴而就，中美军力的代差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中国的 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战略也决定了，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军队还将是一支着眼东亚 的地区性军事力量。鉴于此，本文所研究的军力对比态势，在地域上限定为西太平 洋，对美军事力量也仅关注其西太平洋驻军及中等规模战争背景下可能投送到西太平洋的部分。

一 、“ 脆弱的战略平衡”: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建立的相对稳定状态 ( 20 世纪 70 ～ 80 年代)

冷战期间，美国将欧洲视为美苏对峙的主战场，主要的战略资源均投放于此，在亚太则一直延续 20 世纪 30 年代所确立的基本理念，即确保东亚海域不受任何一个地区大陆国家的控制。如艾奇逊在 1950 年所言，只要美国控制着东亚海域，即使中国成为东亚大陆的主导国家，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中国在这一时期也致力于确保陆地边界安全，并未谋求控制海洋。随着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双方在东亚形成了比较稳定的“两极均势结构”，即基于“陆海分离”状态的战略平衡。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这一状态得以保持，源于双方的安全目标互不具有针对性。中国于1980 年正式确立“积极防御”战略方针，1985 年将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从立足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1988 年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从“全面反侵略战争”转向“应对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

其核心是放弃原来的大规模作战尤其是核战争准备，以苏联为主要对象，强调国土防 御。美国在冷战时期将苏联作为主要对手，冷战结束后认为安全威胁主要来自“常规武器、远距离弹道导弹、大规模毁伤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以及国际贩毒”，对亚洲的关注低于欧洲和前苏联地区，对于中国的政策则是“继续鼓励其发生积极 变化”。

从军事层面看，这一状态源于双方在核领域形成了相互核威慑的态势，在常规军事领域具有巨大的代际差与规模差。在“国防建设服从经济建设”思想的指导 下，中国军队总员额由高峰时期的 660 多万人减至 1984 年的 420 万人，当年又做出继续裁军 100 万的决定; 国防预算从1978 年的99．67 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降至1990 年的60． 69 亿美元和1． 56%。按照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 SIPＲI) 统计的数据，1990 年美军费开支3061．7 亿美元，中国仅为100 亿美元。从武器装备看，20 世纪60 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的常规兵器发展即陷入基本停滞，不仅海空军总体实力远远落后于美，陆军地面部队也仅依靠数量而非质量取胜， 仅具备基本的边境作战保障能力。

这样一种安全秩序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第一，它是以中美巨大的常规军力代际差与规模差为前提的，而中国军力发展在这一时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不可能长期保 持下去; 第二，对抗苏联这一共同需要是中美接近的最重要驱动力，在苏联瓦解后，双方主要安全需求开始发生变化; 第三，中国拥有绵长的海岸线，由陆权国家向陆海复合型国家演进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路径，也就不可能长期接受“陆海分离”的状态。

二、中国军事现代化起步与美国向亚太的第一次“转身” ( 20 世纪 90 年代)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国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原有的军力对比态势开始受到冲击。

在海湾战争和世界范围内军事变革的影响下，中国军队对战争形态、军队建设模 式及作战方式的认识出现明显变化。解放军确立了以科技建军为中心的建设方针， 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拉开帷幕。中央军委于 1993 年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由应对“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变为“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1995 年提出军队建设模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转变; 1998 年进一步做出“高技术战争的本质就是信息化”的判断。经历了较长时期停滞的军队，此时开始进入“补偿式”发展阶段，国防经费投入大幅增加。从 1991 年至2000 年，国防预算从62．05 亿美元增至145．87 亿美元，军备采办金额从2．5 亿美元增至26 亿美元，在美欧对华制裁的背景下，从俄购买武器装备金额占全部采办金额的比重从 50% 提高至 84%。在军种结构上，为适应战争形态的变化，中国军队降低了陆军野战部队的比例，海、空军和第二 炮兵等专业技术兵种部队的比例有所上升。

美国政府也开始重新审视亚太在全球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美国防部 1992 年发布的《亚太战略报告》，将美国称为太平洋大国，表示“我们对于跨太平洋纽带的依赖 程度绝不低于对跨大西洋纽带的依赖”。克林顿政府于 1994 年和 1995 年分别发布《东亚战略报告》和《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之后又由时任国防部长威 廉·佩里提出“预防性防备战略”。这标志着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新调整，其核心是 保持美军在亚洲的前沿存在，巩固冷战时期建立的同盟关系。

此时的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认知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长远目标不明确”，2015 年后中国和俄罗斯可能发展为美国的“全球性或地区性竞争对手”。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的评估认为，中美在台湾的冲突是最有可能将美国拖入一场大规模战争的根源，而一旦台湾在两岸军力对比中处于劣势，就有可能造成中方倾向于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自此，美国开始将确保台海两岸军力平衡作为重要关注点，将制衡 中国军力发展作为其亚太安全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对台售武方面，美国确定的一个原则是，台湾装备的技术水平应“稍高” 于大陆，但也不能过分。根据美军的评估，台湾在反导和反封锁领域有明显弱点，“到 2005 年中国将掌握导弹攻击优势和空中优势”，而“爱国者－II”防空导弹、“鱼叉”反舰导弹、“毒刺”对空导弹等都是在这一时期进入售武清单的。美学者强调，解放军这一时期重点研发与电子战有关的作战手段，如预警指挥控制系统、先进制导系 统、各类精确制导弹药( PGMs) 、激光技术、夜视装备等。同期，美国对台军售的重点也开始向软件装备倾斜，主要涉及作战软件、指挥控制、电子作战等。2000 年，克林顿政府同意向台湾出售AIM－ 120 中程空对空导弹，但暂不运交，理由是等待中国获得类似的武器后运交。2002 年，小布什政府又以中国大陆从俄罗斯获得 AA－ 12 空空导弹为由，决定将导弹运交台湾。

第二，对于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布局中的地位，美国曾一度将其作为主要制衡对象，但很快就转变为抵消中国军力增长的“桥头堡”。1995 年，在大幅削减海外军力部署的同时，美国决定停止削减驻亚太美军计划，保持既有的 10 万兵力，规模上与驻欧美军达到同等水平。其中，驻日、韩兵力合计七万余人，成为美国亚太驻军的主体。1996 年 4 月，美日签署《美日安保共同宣言》，次年修改为“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协防范围扩大至“周边事态”。其核心含义包括: 假想敌从苏联转变为中国; 决心联手干预台海问题; 美国默许日本作为其远东“忠实助手”进一步在亚太地区扩大其政治与军事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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