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界进入中国洞朗地区,双方对峙两个多月,这是自1987年以来中印在边界上发生的最严重对峙。这一事件对之前中印关系的良好走势造成了逆转,也对未来中印关系的发展投下了阴影。洞朗事件是中印两国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边境对峙,这次对峙和以往的类似事件存在重大差别,其中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洞朗事件发生在无争议的领土上。洞朗地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是被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所确定的。而以往的对峙都是发生在双方都承认的所谓争议区,中印两国的国境线从未正式划定过,对于很多地方边境线的走势、某个具体地点到底属于哪个国家,双方向来各执一词。在这些地方发生的对峙,可以说是在“争议区”发生的,双方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外交协调空间。

然而,在中国看来,洞朗地区并不是争议领土,在这个地方发生对峙事件,其性质非常严重,中方的反应自然要比对两国其他类似对峙事件强烈得多,反应力度也要大得多,持续时间也相对较长。这也是为什么“洞朗对峙”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最终在2017年8月28日才得以化解。2017年6月18日发生洞朗事件之前,中印两国之间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态势还算比较稳定。尤其是在2014年和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互访,为双方奠定了一个相对较为良好的合作基础。短短的两年之后,双方在边境上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件,如何看待一段时间以来中印关系的走势,并且以洞朗事件作为一个转折点去看未来中印关系的发展,是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 莫迪上台以来的中印互动

从2014年正式执政到现在,莫迪的对华政策和此前国大党时期的曼莫汉·辛格政府相比有较大程度的修正,在总体外交基本路线不变的情况下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概括来说,莫迪的对华政策相对于辛格时期更加不关心中印两国双边关系的整体状态,也更加不在乎某一个意外事件会不会给中印关系造成长期的损坏。从莫迪的执政思路来看,莫迪是一个风格强势的国家领导人,更关注印度的大国地位,在对华关系、对巴关系以及其他事务上,这种个人色彩强烈的施政风格都时有体现。

2015年莫迪访华期间,印度媒体大量报道,印度准备毕其功于一役———把中印之间存在的所有问题在莫迪访华期间都一揽子解决。当然,实际上以中印双边客观状态来说,想在一次访问中解决所有问题并不现实。

从2016年开始,印度慢慢调整外交政策,从寄希望于一次性解决中印之间的所有问题,变成一个一个地按照印度的时间表和想法向中国提出问题,让这些问题来检验中印关系的现状,这就是笔者后来归纳的“问题外交”。莫迪的思路和中国的对印思路是不太一样的。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更强调宏观架构,比如说与美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俄罗斯建立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巴基斯坦建立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更倾向于为双边关系做一个总体性界定,在这个界定的基础上,对双边关系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做出灵活处理。反观印度,至少是在莫迪时期,强调更多的是微观,也就是从一个个事件上看自身的得失利弊。这是中印两国在外交策略上的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当然,中国也要看到外交策略差别实际上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有各自国家定位和对外基本战略考量在里面,并不仅仅是思维习惯的不同。

二 国际格局变动中的中印关系

不管人们怎么看印度的增长前景,都必须承认印度是近年来仅次于中国的一个在经济上表现非常抢眼的新兴大国。在金砖机制中,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经济状况都不是特别令人满意,只有中国和印度的表现近年来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在这种情况下,看待中印关系不能简单地用对亚洲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来衡量,而是要把它放在世界格局中去看。在全球格局下,中国可以把中印关系分成三个层面,在每一个层面,双方对对方的态度都有细微的差别。

首先,在国际事务层面,中国和印度处在不同的位置上。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一个秩序维护者。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核供应国集团的正式成员,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等等。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权重都在不断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从一个基数大、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逐步提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连续多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再加上中国原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使得在现行的国际体制下,中国主要以一个秩序规则维护者的形象出现,对全球事务、全球格局的稳定负有特殊责任。反观印度,其国际地位与中国还是有差距的。虽然曼莫汉·辛格执政以来印度的经济一直表现不错,但要达到中国的水平,或者说无论是在总量上跟中国接近,还是在贡献率上跟中国接近,印度都还做不到。在国际政治秩序和安全秩序上,印度和中国的地位也不能比。印度毕竟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努力申请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在很多国际组织中也不像中国那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在基本的国际秩序层面,中印两国的地位并不相称,显然中国占有明显优势。这样就形成了中印关系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种基本态势。

中国作为现有体系的维护者,印度作为一个希望在现有体系下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新兴大国,双方的需求是不对等的。在国际事务层面,中国对印度的需求主要是希望与印度携手共建一个更公正、更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这是需要携手并进才能完成的,但显然两个国家的体量、分量、权重并不一样。印度对中国的需求更多的是着眼于自身的利益,也就是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或向中国提出要求来满足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目的。例如,印度希望中国能够赞同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印度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也希望中国能够赞同其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对于这些利益和诉求,印度如果得不到中国的同意都是实现不了的。但是,中国希望更好地改革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诉求并不是非印度支持不可,中国还可以通过获得更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来实现,而且在这个支持框架中,在中国的合作阵营中,印度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不是必需的一个。这是中国和印度在相互需求方面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基于这个差距,中印两国看待对方的心态和策略显然是不一样的。中国不可能以损害中印双边关系中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来争取印度的支持与合作。而对于印度,中国的支持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如果中国不同意,即使美国同意,印度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的问题上,在核供应国集团的地位上,人们都可以看清这一点。

在国际事务层面,双方博弈也好,合作也好,相互需求也好,都存在不对等。这种对等的性质决定了两国的心态大相径庭。印度对获得来自中国的赞同心理更加急切,更希望通过一种确定性方式来解决其所关心的全部问题。但是对中国来说,则要考虑得更加均衡一些。中国不仅要考虑印度的感受,而且要考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态度,特别是印度邻国的关切,所以中国不可能将印度作为主要的合作对象,在涉及印度的需求方面给印度太大的倾斜。这是不太现实的。

举两个具体的例子。一个例子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问题。多年来,印度一直与日本、巴西和德国绑定,提出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印度的需求就是不管跟谁合作,只要自己最后能够成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够了,所以跟谁合作、不跟谁合作其实是个策略问题。在印度看来,中国应该赞同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此,印度不仅在做中国的工作,而且在做其他国家的工作,如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而且进展都还比较顺利。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其他几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享有的权利与印度之间并没有什么太深的矛盾,只有一点区别是非常本质的,那就是美国虽然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并不支持印度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也就是说,美国希望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给印度一把永不撤走的椅子,但这把椅子所代表的权利与美国以及其他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享有的权利还是有差别的,印度只能永久参会,但没有否决权。印度可以赞成想赞成的事情,但反对不了想反对的事情。这是美国对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地位和作用的考量。而中国的考量就复杂得多,不仅要考虑印度,而且要考虑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态度自然不可能百分之百让印度满意,印度不能指望通过双边互动就能够让中国完全做出让其满意的举动,而中国是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中国不同意,印度的梦想无论如何都不能实现。

另一个例子是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问题。1998年印度核试验以后,印度一直希望成为核供应国集团一个正式和平等的成员。根据核供应国集团的基本章程,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ＮＰＴ）的国家是不能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正式成员的,印度一直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印度看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给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合法的五个核大国）以特殊的核权利,这不公平。所以,印度要求给自己开个例外,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能够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成员。在中国看来,这是一种破坏国际规则的行为,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直非常谨慎。中国的谨慎并不仅仅是指向印度的。中国认为,核不扩散体制问题是国际社会认可的共同规则,所有国家都要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整个国际防扩散体系的政治和法律基础,适用于所有“非ＮＰＴ缔约国”,并不是针对某个非缔约国家的,中国不可能单给印度开先例。这是中国出于维护国际规则的严肃性考量做出的决定,而在印度看来则变成了中国在阻挠其实现梦想。

其次,在地区事务层面,中印之间也存在相互认知差距。在中国看来,印度在南亚事务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南亚的地缘政治态势和经济结构非常特殊:印度是唯一的南亚大国,其他国家都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印度周围。打开南亚地图就会发现,印度是唯一一个和其他南亚国家都接壤的国家,而其他南亚国家均互相不接壤,都是围绕印度分布的。这种情况赋予了印度独特的地缘政治优势。同时,印度又是南亚地区唯一一个军事强国,常规军力已经远远甩开了巴基斯坦,只是在核力量方面印巴之间还存在脆弱的平衡。在经济上,印度一家独大的地位更加明显,其他南亚国家加在一起都不能与印度相提并论。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南亚地区的霸主。在印度看来,南亚的事务就是印度的事务,任何区域外国家的南亚政策都必须把印度作为核心考量,这是印度对南亚地区事务的想法。这个想法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时期开始形成,现在,随着印度经济地位和军事实力的提升而不断强化。

从中国的立场来说,中国认为南亚所有国家都是平等的,国家之间尽管有大小和强弱之差,但都是国际社会主体的平等成员,中国有权与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发展不针对第三方的互信合作关系,这是中国对南亚的基本政策,也是中国对所有邻国和所有国际体系正式成员的基本政策。在中国看来,任何国家都有权与另外一个国家发展友好互惠的合作关系,只要不针对其他一方,这种关系就应该被现行的国际体系所认可和支持,中国也是按照这个原则发展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的。印度在经济上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特殊的吸引力,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因此应该把中印关系置于中巴关系、中孟关系、中尼关系之上,更不存在中国为了让印度满意而牺牲与上述南亚中小国家合作的可能性。实际上,这样一种观念恰恰也是当年周恩来总理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在万隆会议上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体现。只不过当年尼赫鲁在推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考虑的是所有亚非拉国家要向西方的前殖民者这些超级大国争取平等权利,但具体应用在南亚地区事务问题上,印度实际上就把自己看成一个超级大国,在印度的南亚观里,印度和其他国家是不平等的。这是中印两国在南亚地区事务方面一个最基本的差别,即中国认为,中国和南亚所有国家都有权建立健康、和平、友好的合作关系;而印度则认为,中国和任何一个南亚国家建立经贸联系都必须把印度的顾虑放在第一位。

无论是中国与斯里兰卡合作建设赫班托达港和科伦坡港口工程二期,还是与孟加拉国合作开展达卡和吉大港的建设,抑或是建设中尼跨喜马拉雅边境贸易合作区、中巴经济走廊,印度都公开表示这些合作项目损害了其利益,甚至不仅仅损害了其经济利益,还损害了其地缘政治利益,并由此提出争议。可见,在印度看来,其他南亚国家的利益必须让位于印度。这种思维是中国不可能接受的。中印双方在地区层面存在的认知差距,不可避免地导致双方政策上的分歧。

这种分歧在中巴经济走廊上体现得最明显。中巴经济走廊穿越了巴控克什米尔,印度认为整个克什米尔地区都是其领土,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侵犯了其主权。印度以这个理由向中国提出中巴经济走廊不应该被涵盖在“一带一路”中,否则就不参加“一带一路”合作。印度也以这个理由没有派代表团参加2017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印度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一个缺席论坛的国家。在中国看来,印度的理由难以服众。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边界协定时就明确表示,未来克什米尔问题解决之后,中国与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之后行使克什米尔主权的政治实体之间的边界可以重新谈判。也就是说,中国认为中巴之间在巴控克什米尔和中国领土之间划界只代表对现状的一种认可,并不代表中国在克什米尔主权归属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从20世纪60年代到现在,中国一直坚持这样的主张。自中国提出中巴经济走廊合作规划以来到现在,中国也一直是这样主张的,而印度直到2017年才正式提出这个问题。人们不禁要问:假如这个问题对印度真的那么关键,涉及印度的主权、独立与尊严,甚至涉及印度的领土完整,那么在中巴经济走廊酝酿之初,为什么印度对此一言不发?需要思考的是,提出中巴经济走廊涉及克什米尔主权归属问题的争议,到底是印度的一个策略,还是印度的一个原则?印度是否有可能只是拿克什米尔主权归属问题作为借口,企图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发展做出干预或制衡。印度在这一问题上的真正考量是希望阻挠至少是迟滞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更紧密的合作。这种态度也反映在印度媒体、政要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核心项目———瓜达尔港建设工程颇有微词上,印度方面多次明确强调瓜达尔港是中国和巴基斯坦针对印度的军事项目。事实上瓜达尔港只是一个商业港口,而且距离印度非常遥远,与印度的潜在联系非常薄弱。

印度对中国在南亚地区的经济存在增强怀有极其警惕的心理。这种警惕的心理有地缘政治的考量,希望削弱自己的传统对手,但最重要的还是担忧自己的地缘政治优势地位被中国的经济存在甚至可能接踵而来的军事存在削弱。印度素来认为南亚地区是自己的“禁脔”,任何区域外大国对这个地方的触碰都会让印度非常敏感,尤其是中国。印度无论如何也没有本事把美国从南亚挤走;印度与俄罗斯又是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并且俄罗斯在苏军入侵阿富汗以后对南亚事务已经没有太明显的兴趣了,并不会成为印度的地缘对手;而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只有中国对南亚的参与在印度看来有可能削弱其地缘政治影响力。

这是在南亚事务层面中印两国之间一个比较明显的分歧,这个分歧除了体现在中巴经济走廊上,也体现在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合作、中国与孟加拉国的合作上。例如,在2015年斯里兰卡总统大选过程中,拉贾帕克萨竞选连任失败。新任总统西里塞纳上台之后,中斯之间很快出现了关于科伦坡港口工程二期的存废争议,导致工程停滞了将近一年,对中斯双方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许多斯里兰卡观察人士认为,2015年的斯里兰卡变局以及之后中斯合作项目出现的波折,与印度有着脱不开的关系。

但是不容否认,印度在南亚地区制衡中国的外交行动中存在明显短板,那就是印度有能力阻挠中国的工程实施,但没有能力接替中国继续推动这些工程。而南亚国家又确确实实面临发展经济、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需求,所以,即使它们在印度的外交甚至军事压力下不得不在中印之间选择站到印度这边,但是之后一段时间面临经济发展的巨大压力时,这些南亚国家还是会重新做出正确选择的。这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国际合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大选一年以后,斯里兰卡政府就主动提出希望恢复科伦坡港口工程二期建设,并对中国的经济损失和由误工造成的其他损失做出了补偿。这实际上也就说明了印度虽然以南亚地区霸主自居,但并没有这样的实力建立一个排他性南亚地区秩序。印度的能力主要用来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阻止南亚国家与其他域外大国靠近,但在经济上没有能力向南亚提供公共产品以保证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路径、对外经贸关系以及区域一体化等问题上完全以印度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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